舞蹈《好大的风》由张继钢编导，音乐创作汪振宁。1991年由 北京舞蹈学院首演。该舞蹈选取的是一个悲剧题材，其创意来自以 阶级斗争为主题的场景下，民间流传的一个爱情故事。编导以他独 到的人文关怀从简单的善恶对抗与政治斗争的理念中升华出来，深 入挖掘民族人性本质的层面，从而达到情感上共振同感的目的。
  在 作品技术的表达层面，编导也没有将自己的主体视角仅仅聚焦于戏 剧情节的述说，更多的是把戏剧情节转变成刻画人物心理、表达人物性格、塑造人物形象的背景材料，通过用动作、表演、道具等相关 因素来塑造鲜活的人物形象，传达人们善良美好被践踏的感受。将 美好的事物撕碎了给人看，引发人们的情感良知，达到对善的同情、 对恶的鞭笞的目的。
  该作品来源于一个典型的写实主义戏剧题材结构，从事情的起 因到矛盾的冲突，再到悲剧的发生，最后是死后的向往，呈现出一条 完整而又清晰的戏剧情节线路。但是作者并没有按照传统的创编 手法，由起因——发展一结果的逻辑来结构整个作品，而是使用 类似电影蒙太奇或文学修辞手法，来重新安排作品。
  如作品开始, 出现的手拿镰刀悲痛欲绝的青年男子，在布满了用人塑造的石碑舞 台上哭诉的场景;接着女演员从群舞的胯下爬行，展现了一段痛不 欲生的独白;其后展现了这对青年男女美好爱情的道白，人性的扭 曲带来悲剧的发生;最后由尸变人双双表达生死不渝的情感，这些 都是在交织相错的过程中进行的。
  编导拆开了原有故事的因果链 条，进行变换角度、转换方位的述说，收到了良好的效果。我们常说 舞蹈长于抒情而拙于叙事，这一点在该作品中被打破。该作品通过 舞蹈语言使故事讲得清晰、明了。它向我们证明了用舞蹈讲故事是 可行的,关键是怎么讲怎么说。用有特点、有个性的动作去刻画人 物，用有性格的人物来述说情节，这是舞蹈可以做到的，在这一点上 该编导可以说是用舞蹈讲故事的擅长者。
  在动作素材的选择上，该舞蹈采用的是东北秧歌，男女双人舞 的手絹与群舞的袖头动作（用多余的一截长袖代替手巾花舞蹈）是东北秧歌典型的动态特征。值得注意的是在该舞蹈中，编导有意识 忽略舞蹈素材的原始出处与本来的结构意义,对之进行重新整合加 工，将之置入编导重新设罝的作品构架中去。
  此时的东北秧歌打破 了它原有的地域特性与舞种专属性特征，成为一种言情达意的通用 话语,其动作功能和意义得到进一步扩展，表达的范围也进一步扩 大，可以说是民间舞素材资源重新配置的一个典范。该作品对群舞的安排也别具匠心。它不但是推进剧情矛盾关 系展开的背景材料，还是营造喜庆感觉、烘托悲凉气氛的意境制造 材料。
  它的安排不仅具有语言性，而且还有许多复杂多元的象征意 义在其中。例如大幕一拉开，当男主角用舞蹈痛不欲生地哭诉时, 群舞变成一块块阴森冰冷的石碑伫立在舞台上，为男主人公悲痛欲 绝的心境提供了环境;当女主人公从后向前爬行时，他们又变成在 胯下摧残压抑妇女的恶势力象征；当恶少迎亲调情时，他们又成为 一帮协助作恶的爪牙;当女主人公自尽时，他们又变成灭绝人性的 枯井。
  他们随着剧情发展的需要从物到人之间不停地变换，身份多 变，角色也多变，使作品蕴含深层文化寓意，为作品营造气氛、塑造 人物形象、调动观众的情感打下了基础，显现了编导的艺术功力。作为一个按戏剧结构编排的作品,它在道具的使用上也是非常 巧妙，作为一个小型的民间舞蹈剧（没有语言），剧情的展开就必须 要交代情节之间内在的联系，道具的巧妙使用起到了画龙点晴的作 用，成了承上启下、交代剧情的连接点。
  比如说作品中的镰刀、表达 定情信物的小饰品与结婚用的红盖头,这些不但在作品中起到刻画人物、装扮人物的作用，同时也发挥交代剧情的功能。例如镰刀的 使用，直接告知我们的是男青年的自尽;女青年投递给男青年的小 饰品，也表达了两情相悦、以身相许的承诺;而红盖头的使用则更带 多重意蕴,作品前半部男青年给女青年盖上时，代表即将迎娶婚嫁 的喜庆符号,后半部女青年从枯井中上来，盖在头上的红盖头，则代 表着鲜血和死亡。
  可以说道具的使用在该作品中是极具象征寓意 的，不仅起到交代剧情连接舞段的作用，同时也起到了刻画人物形 象，折射人物内心情感的目的,给该作品增添了许多光彩。该舞蹈1991年在第三届“桃李杯”舞蹈比赛中获民间舞优秀创 作剧目奖,1993年在北京市舞蹈比赛中荣获创作表演一等奖，后来 成为北京舞蹈学院中国民族民间舞系保留剧目，在各种重大的演出 与汇报中频频亮相，深受广大观众的好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