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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坏生态环境的警示——我们的城市环境
1。1 向滥用杀虫剂宣战的檄文
　　1962年美国野生动物学家蕾切尔·卡逊(Rachel Carsen)的论著《寂静的春天》发表后，不但惊醒了美国，也唤醒了整个世界。
  时至今日，仍被公认是近50年来最具影响的论著。卡逊在全美园林俱乐部演讲时承认，解决环境污染和恢复生态平衡绝非易事，但她还警告说:等待的时间越长，面对的危险就越多。自从她下了这些断言，我们又悲哀地经历了许多，癌症和其他与农药污染有关的疾病发生率猛增，尽管我们已经有所控制，可是远远不够。
  
1。2 城市环境污染“大杂烩”
　　仅从天津市园林植保造成的污染看，初步估算，市区平均每年至少喷洒30吨DDV和氧化乐果原液，这等于市区平均每年洒落80。9kg/km2原液；市民平均每年每人接触5。92kg的1000倍稀释喷洒液。据测定，喷洒氧化乐果1000倍液后10分钟，空气采样测定的氧化乐果平均浓度高达2。
  37g/m3,48小时后平均浓度仍高达0。2g/m3，如此严重的环境污染，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担忧。喷洒有毒农药不仅污染空气，而且滞留在植物叶片上的残液，通过雨水渗透到土壤中或排入了池塘、河流。最近，中国湖泊研究学科首席专家、中国工程院刘鸿亮院士透露:我国118个大城市中的115个城市地下水都受到污染，其中重度污染约占40%。
  最近一则新闻报道说:渔民从渤海水域捕到的“琵琵虾”不仅数量锐减，而且雌雄比例失调(雄虾占70%)。有关部门分析认为，主要是海水受到污染所致。仅天津市年每年排入渤海的工业和生活污水就达上亿吨。目前渤海水域的污染早已超过其自净极限，并经常因富营养化而发生赤潮。
  自80年代末以来，渤海海域赤潮频发，特别是1998年发生有史以来最大的赤潮，发生面积达5000km2，持续40余天，损失惨重。渤海湾内早先的优势海产品已近绝产，天津市惟一的天然扇贝等贝类底栖生物浅海域生态区内的资源量已不及80年代的1/10。
  各种污染对生态环境所造成破坏的不是外界力量，而是人类自身的破坏性生存方式。
　　我们一直以“城市污染是一个大杂烩”为由，认为园林植保造成的污染微不足道，籍此开脱责任。虽然普通居民很少觉察到他们正在被迫接受有毒农药的污染，但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病虫害防治，把公害转嫁给公众，是对公民健康不受侵犯权利的亵渎。
  对此我们怎能无动于衷？
1。3 杀虫剂是“杀生剂”
　　当人类向着他所宣告的征服大自然的目标前进时，已写下了一部令人痛心的破坏大自然的记录，这种破坏不仅仅直接危害了人们所居住的地方，而且也危害了与人类共享大自然的其他生命。与人类面临核武器的威胁一样，人类制造了“核能级”的化学武器威胁自身。
  这些有害物质的使用后蓄积在动植物体内，甚至进入生殖细胞，导致基因变化，以致于破坏和改变决定未来生物形态的遗传物质。
　　广谱性高毒杀虫剂及除草剂对所有的昆虫和植物“格杀勿论”，造成这一切的初衷仅仅是为了少数害虫和杂草。所以它们不应该叫“杀虫剂、除草剂”，而应称为“杀生剂”。
  滴滴涕、六六六(BHC)曾于20世纪40～70年代在全球广泛使用，并被赞誉为战胜虫害的“功臣”。后来药物学家发现它们一旦进入体内，最终会引起中毒，更危险的是它可以通过食物链传递并不断浓缩，母亲可以传递给腹中的胎儿。70年代，国际上许多国家禁止生产和使用滴滴涕，我国80年代也禁止生产和使用。
  马拉硫磷和对硫磷(1605)是高毒性有机磷杀虫剂，时至今日还在施用，譬如普遍使用马拉硫磷治蝗。更危险的是，当把马拉硫磷与某种别的有机磷酸酯混合施用时，毒性会骤增50倍。除草剂如同杀虫剂一样，也包含着一些危险性物质。譬如，2·4-D是广泛使用的除草剂，接触皮肤会引起神经炎。
  虽然此类的事件并不经常发生，但是医药当局已对使用这些化合物发出警告，更隐蔽的其他危险，可能也潜藏于2·4-D的使用中。最近的一些研究表明，即使一些低毒除草剂也会对鸟类的繁殖产生不良的影响。来自美国《The Futurist》[1998，NO5]的报道说:在近期一次美国26座城市饮用水调查中，环境工作组发现几百万人的饮用水中含有除草剂；儿童食品中的阿特拉津(一种抑制植物光合作用的广谱性除草剂)的浓度超过了联邦政府的标准。
  2000年5月，比利时发生了动物饲料遭受杀虫剂聚氯联苯(类似于二恶英的致癌物)污染事件，造成了当地食品安全恐慌。
　　土壤中的有机体,诸如:细菌、真菌、藻类、昆虫、蚯蚓，它们分解动植物残体和矿物质元素，增进土壤肥力。当有毒化学药物侵入土壤后，对这些数量巨大、极为有益的土壤生物来说将会怎样？可以肯定的说，当我们喷洒广谱性杀虫剂或杀菌剂灭杀危及树木的昆虫和菌类时，同时也杀死了土壤中许多与树木共生的有益生物，因而大大削弱了土壤的新陈代谢活动，并影响到它的生产力。
  这些变化很可能使从前受压抑的潜在有害生物从它们的自然控制力下得以逃脱，并上升到危害的地位。
　　自然界的物种进化和生态平衡经历了十分漫长的年代，但由于人类的生产活动和过度开发造成全球生态环境破坏，其变化之快，生态系统本身根本来不及应对和调整。
  20世纪全球城市化进程异常迅猛，原有的自然生态系统被彻底改变，许多城市环境恶化是最棘手的问题。
2　城市园林植物保护的主旨——消灭论？控制论？
2。1 企图消灭害虫，结果事与愿违
　　自从20世纪40年代有机合成化学农药陆续问世以后，人们曾对它们的杀虫威力深信不疑，瑞士的保罗·穆勒还因合成滴滴涕获得诺贝尔奖金。
  人们把滴滴涕、六六六(BHC)、对硫磷(1605)和除草剂赞扬为理想的药剂，毫无顾忌地喷洒，以期完全灭杀害虫和杂草。但是，人们怎么也没有想到害虫越打越猖獗，结果遁入“农药自溺”的恶性循环。旷日持久的化学战不能取胜的根本原因，在于不计其数的有益生物在其间也被消灭了，害虫由于摆脱了天敌的抑制便爆发成灾。
  我们未曾料到的、破坏生态的惨痛事件已发生了很多。
　　榆树曾是50年代美国许多城镇的主要绿化树种，因被感染荷兰榆树病而面临威胁。榆树上的一种昆虫是携带传播病菌的媒介，因此要控制榆树病蔓延必须先控制这种昆虫。于是在美国榆树集中的地区大量喷洒滴滴涕，秋天滞留有滴滴涕残毒的落叶被蚯蚓消解，滴滴涕在蚯蚓体内积累浓缩。
  翌春，一批批知更鸟飞来觅食，只要11条大蚯蚓就可以转送给知更鸟一份滴滴涕的致死剂量，结果导致知更鸟几近灭绝。我们是要鸟儿呢还是要榆树？俄亥俄州林业部门亲自检查了喷药的结果后大吃一惊，喷洒杀虫剂杀死了鸟类，也未能拯救榆树。而那些没有进行化学喷药的地方，榆树病并没有蔓延得如此迅速。
  纽约州没有依赖药物喷洒，采取理智的控制措施，集中病树进行销毁，取得很好的效果，而且控制费用低，该市的5。5万株榆树的发病率仅为0。2%。
2。2 有毒农药培育了害虫的抗药性
　　使用高毒杀虫剂的整个过程就像是一个没有尽头的螺旋形的上升运动。
  害虫可以向高级进化以获得抗药性，兹后，人们不得不再发明更毒的药。害虫常常进行“报复”或者再度复活，数量反而比以前更多。其实，是我们使用杀虫剂之后才造就出一代比一代抗药性更强的害虫群体。抗性产生的过程也遵从优胜劣汰的法则。源于一个种群的昆虫在身体结构、活动和生理学上会有差异，而只有“顽强的”昆虫才能抵抗住化学药物的药力而存活下来。
  经过几代繁殖和淘汰，一个具有顽强抗性的害虫种群就代替了原先的弱者种群。这一优胜劣汰的结果只能使原先打算解决的问题更棘手。据日本《综合防治》一书的统计，至1973年，全世界抗药性害虫已达到224种(类)，27年过去了，情况可能更糟糕。
2。3 控制害虫，有虫无害是理智的选择
　　防治(Control)的英文原意是“控制”。
  杀虫剂不过是一种控制害虫的措施，但由于它的强大灭杀力，把人们引入“农药万能”的误区，因而造成破坏生态环境的连锁反应，人们终于认识到必须建立一种新的方式使害虫与人类和平共处。
　　综合防治允许害虫适量存在，这与“治早、治小、治了”、“有虫治虫，没虫防虫”的方针有本质的不同。
  自然界所有生物只是在一些特定条件下被我们划定为“有益”或“有害”。害虫也并非永远是害虫，低于危害水平时，它们不过是生物链中的一员。有些植物被我们视为“杂草”，只是由于这些植物在一个错误的时间，长在一个错误的地方而已。还有许多植物正好与要除掉的植物生长在一起，因而也被随之毁掉了。
  有时，我们只有破坏这些关系而别无选择，但应慎之又慎，考虑在时间和空间上产生的远期后果。
　　综合防治是一种害虫种群管理系统，它利用一切适当的技术把害虫种群控制在引起经济损害的水平以下或不造成危害。即把害虫控制在“有虫无害”的水平，并引出“防治阈值”(指达到危害时的害虫密度)的标准，标准的确定基于对防治利益与防治成本的权衡。
  
　　综合防治的目的是对害虫进行综合治理(IntegratedPest Management，简称 IPM)。其特点在于它强调充分利用生态系统中存在的各种调节因子和限制因子，最终通过栖息在园林绿地中生物的相互作用，减轻昆虫作为害虫的程度，通过生物控制和栽培控制方法，减少杀虫剂的使用。
  
　　加拿大昆虫学家G·C·尤里特十年前曾说:“必须改变我们的哲学观点，放弃认为人类优越的态度。应当承认我们能够利用自然力寻找到一些限制生物种群的方法，这些方法要比我们自己搞出来的更为经济合理。”人们已经认识到，对昆虫真正有效的控制是由自然界完成的，而不是人类自己。
  昆虫的繁衍由于受到了食物量、气候、天敌的控制而趋于平衡。一旦控制链条被人为削弱或破坏，某些昆虫所具有的爆炸性的繁殖能力就会失控。但在实践中我们却常常忽视昆虫和环境建立的生态平衡作用，继续滥用化学药物，甚至把我们费九牛二虎之力建立的某些自然控制因素毁灭掉。
  
　　从实践中得出的忠告是“尽可能少喷药”，而不是“尽量多喷药”。不幸的是，这样的看法往往被曲解。我们的意图是尽可能小心地把自然变化过程引导到我们希望的方向上，而不是使用暴力。我们需要理智的有害生物控制方法，最大限度地利用自然控制作用，并把杀虫剂的使用压缩到最小限度。
  必须使用杀虫剂时，也要把剂量减低到最小量，以免伤害有益的物种，即便如此，还要选择适当施用时机以保护害虫天敌。
3　开创无公害的植物保护时代
3。1 捕食性天敌控制
　　最著名的例子是1888年将一种澳大利亚瓢虫(Rodolia cardinalis)引入美国加州，专用于控制柑橘吹绵蚧(Icerya purchasi)，在很短的时间内就使一度猖獗的吹绵蚧减少到无害的程度，开创了“以虫治虫”的先例。
  目前国外市场中就有控制害虫的昆虫商品，相信国内也会有巨大的市场开发前景。
　　据《北京晚报》2000年4月报道，具有600多年历史的北京孔庙院内有101株古柏和5株古槐，树龄100～600年，因受蚜虫、红蜘蛛危害，过去采用有毒农药防治，结果花喜鹊被毒死。
  中国农科院生防所试图采用人工繁殖的七星瓢虫(Coccinella septempunctata)、草蛉(Chysopa sp。)控制害虫，但草蛉是当地花喜鹊、麻雀和猫头鹰的喜食对象，而七星瓢虫有一种气味，鸟类不爱吃，所以在孔庙内施放了一批七星瓢虫，不用打药就控制住了蚜虫、红蜘蛛危害。
  据天津市植保站介绍，一只七星瓢虫每天能消灭400多只蚜虫。但是，近年在调查中发现七星瓢虫数量大为减少，主要是因为喷洒触杀性有毒农药防治蚜虫的同时，也杀死了七星瓢虫。因为七星瓢虫不吃中毒死去的蚜虫，胃毒性有毒农药对七星瓢虫几乎无害，所以应尽量减少有毒触杀性有毒农药的使用，保护天敌。
  天津园林植保防治中也发现一些捕食性天敌，如:捕食蚧虫的日本方头甲(Cybocephalus nlpponcus)、红点唇瓢虫(Chllocorus kuwanac)和龟纹瓢虫(Propylaea japonica)，捕食蚜虫和红蜘蛛的二星瓢虫(Adalia bipunctatal)等。
  
　　另一个例子堪称是“以虫治草”的典范。克拉玛斯草(Hypericum perforatum)原产欧亚大陆，后传播到各大洲。在欧洲它从来没有造成什么危害，因为当地有的昆虫以这种草作为食料，并得以繁殖，因此这种草的繁衍被昆虫控制着。但是这种草被传播到美国后便泛滥成灾，加州约100万hm2牧场被严重侵害，并且它还对牲畜有毒。
  后来从澳洲成功引进了金丝桃叶甲(Chrysolina hyperici)和四重叶甲(C。quadrigemina)两种昆虫到美国。叶甲的幼虫专食克拉玛斯草的基部生长点，因而能阻止克拉玛斯草的开花和结实。仅仅4年，两种叶甲迅速繁殖起来了，15年后，克拉玛斯草已减少了99%，仅仅是路旁的小草了。
  相应的叶甲的群体也与克拉玛斯草处于平衡状态。这个例子说明密切研究具有专一摄食植物习性的昆虫，可以达到对不理想的植物的有效控制。
3。2 寄生性天敌控制
　　美国白蛾(Hyphantria cunea)在其原产地美国和加拿大并不是主要害虫，其主要原因是由于天敌的控制作用。
  当白蛾传播到其他地区时，由于天敌没有跟随而来，而本地的天敌还不足以对白蛾有效控制时，因此泛滥成灾。近年美国白蛾由国内其他城市侵入天津后，植保科研人员在白蛾防治方面取得重要成果，提出了“人工-无低毒药剂-小蜂”综合防治方法，其中成功地进行了大规模室内繁殖周氏啮小蜂(Chouioia cunea)并在危害区施放。
  此外，国内针对蛀干害虫双条衫天牛(Semanotus bifasciatus)和光肩星天牛(Anoplophora glabripennis)，利用管式肿腿蜂(Scleroderma guani)进行控制的试验都有望进行商品化生产。天津园林植保防治研究工作中，已观察到多种害虫的寄生性天敌。
  如寄生于光肩星天牛幼虫的川硬皮肿腿蜂(Scleroderma scichuanensis)，寄生于国槐尺蠖(Semiothisa cinerearia)的凹眼姬蜂(Casinarta sp。)和广大腿小蜂(Brachymeria obscurata)，寄生于卫矛矢尖盾蚧的蚜小蜂(Physcus sp。
  )，寄生于槐蚜的蚜茧蜂(Binodoxys acalphae)等。
3。3 微生物控制
　　最早利用微生物的证据是20世纪30年代后期，利用白僵菌(Beauveria)控制日本甲虫。后来(1960年)利用苏云金杆菌(Bacillus thuringiensis)控制鳞翅目害虫。
  
　　80年代中期，天津园林绿化研究所在防治白蜡小线角木蠹蛾(Holcocerus orientalis)研究中，针对害虫自然群体中流行的病害，经分离提纯并生产出高纯度白僵菌粉剂，采用超低量喷雾的方法，在幼虫初孵期进行防治，取得显著防效。近年由中国农科院生防所研究开发的一种昆虫病原线虫，专用于防治木蠹蛾、天牛、沟框象鼻虫等蛀干害虫，这种病原线虫侵入害虫体内使其得败血症后致死，对人畜、植物安全无害。
  目前，天津每年都用这种线虫防治白蜡小线角木蠹蛾，效果良好。据国外报道，银叶粉虱(Bemisia argentifolii)是美国西部地区蔬菜和作物的主要虫害，每年给美国造成的经济损失达5亿美元。美国农业研究局终于发现一种白僵菌(Beauveria sp。
  )对银叶粉虱具有良好的防治效果，最近美国一家公司已经将这一菌种商品化，称作Mycotrol。
　　尽管在生物控制害虫技术方面已经有许多成功的先例，但是失败的例子也很多，主要原因是微生物的生产技术、施放时间控制以及利用过程中易受气候影响表现不稳定。
  
3。4 病毒控制
　　围绕病毒开展的研究引人瞩目。目前，已知的昆虫病毒病有300种以上，其中80%是属于多角体病毒(Baculovirus)所引起的，主要侵染鳞翅目幼虫，其次是膜翅目幼虫。日本东京都下高尾山的冷杉树林曾数度发生红腹舞毒蛾(Lymantria fumida)核型多角体病毒病，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在那里红腹舞毒蛾每隔6～7年爆发一次，爆发后的第二或第三年，在高发区就会突发这种病毒病，流行地区的幼虫几乎全部死亡。在日本一些城市的行道树和桑园的美国白蛾高发区也曾流行核型多角体病毒病，使白蛾密度迅速降低。但病毒病在害虫低密区则不流行。加拿大林业部门利用一种松树锯齿蝇病毒，在锯齿蝇控制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效果，早在60年代初就用来代替杀虫剂。
  国内也曾有利用多角体病毒的报道。
3。5 性信息素控制
　　研究昆虫分泌物合成的吸引剂具有和天然的性信息素相当的引诱能力。在引诱器中放置1mg此种物质,就足以成为一个有效的诱饵。这种新的、经济的“诱饵”已经用于昆虫调查和昆虫控制。例如采用悬挂性引诱剂控制国槐叶柄小蛾(Tortricidae sp。
  )和小线角木蠹蛾的方法，近年来在天津园林植保中应用，防效显著。
3。6 对害虫实施“绝育技术”
　　采用r射线处理或化学不育剂使一定数量的害虫个体不育，然后把它们释放到防治区域内，让处理的成虫与野外的成虫交配，结果导致下一代害虫的数量骤减。
  这是一种控制害虫的独特方法，但在实际中还没有得到应用。
3。7 植物控制
　　植物控制是指利用植物的天然防御能力，包括不利于昆虫产卵、栖息、取食或植物的挥发、分泌物对昆虫具有趋避、杀伤作用和不利于病害发生的特性。一些园林植物叶内含有杀伤病虫或驱避害虫的作用。
  譬如:侧柏、银杏、苦楝、枫杨、臭椿、柳树、乌桕、桃树的叶片提取物具有杀菌杀虫的作用。据日本对栗树的栗瘿蜂(Dryocosmus kuriphilus)的抗性分析，证实栗树叶芽中的“邻苯二酚单宁”对栗瘿蜂有毒害作用。
　　植物源农药研制开发前景十分广阔。
  目前，国内已经商品化的“苦楝素”、“烟参碱”等植物源农药，都是仿生杀虫、杀菌剂。民间早有“蚂蚁不上银杏树”的观察，据此，山东莱州农学院分析银杏叶的杀菌成分并成功地人工合成这种化学成分，其杀伤力很强，产品“绿蒂”已上市，用于防治腐烂病、白粉病等病害。
  
　　经过长期的观察，人们发现了许多植物之间的相生相克现象。来自荷兰的报道说，由于土壤中线虫严重侵害导致月季生长不良，荷兰一家植保公司并没有使用化学药剂或土壤处理，而是把金盏菊种在月季中间。金盏菊的根部可分泌出一种能杀死土壤中线虫的分泌物。
  对比试验结果差异非常明显。月季与金盏菊共生生长茂盛，而不种金盏菊的月季花坛里，月季却呈现病态而且枯萎了，因此现在许多地方都用金盏菊来消灭线虫。
　　某些植物对于环境也有一些负面影响。譬如:杨柳属树种雌株的飞絮、悬铃木球果的飞毛对人的健康有不良影响。
  一些树种的花粉容易引起人的花粉过敏反映或引起呼吸道疾病。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病毒所的分析表明，一些大戟科和瑞香科植物含有致癌物，园林绿化中应尽可能回避使用。
3。8 栽培控制
　　城市绿化树种单调，给专一性病虫害以可乘之机，已有一些城市发生毁灭性病虫害的惨痛教训。
  自然界赋予大地多种多样的景色，然而园林设计师们却热心简化它，没有意识到“物种多样性”是一条重要的自然法则。1993年，吉丁虫(Agrilus marcopoli)在天津市市郊多条白蜡树干道上爆发，两年内被迫砍伐了数万株胸径20～30cm的死树，20多年的绿化成果付之东流。
  很明显，一种专一危害白蜡的害虫在单纯种植白蜡的街道上的传播速度要比混交方式快得多。笔者曾考察日本东京都的道路绿化，那里不仅树种丰富(仅乔木类就有30多种)，而且树种比例均衡(其中最主要的树种也不超过20%。位于前五位的品种分别是:银杏18%、悬铃木14%、槭10%、樱花7%、山毛榉7%)，既符合生态配置，丰富景观，又可避免毁灭性病虫害的发生和蔓延，值得我们学习借鉴。
  
　　在生物系统中物种的表现型是它的基因型和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环境变化很少只对一个物种的基因型有利，因此种群的稳定程度取决于基因型的多样性。种群的稳定程度通常用指数H′= -Σpi logePi来表示。物种的丰富度和它们的数量均等程度是决定H′的两个参数。
  
　　在自然生态系统中，第一次生产者由绿色植物种群构成，赖其生存的第一次消费者、第二次消费者。。。。。。，形成丰富而复杂的生物链。在城市生态系中，第一次生产者的植物品种单一，很难形成消费层次的生物链，因此城市生态系统的脆弱和缺陷，给植物保护工作带来难度。
  
3。9 抗性选育控制
　　80年代在天津市调查木蠹蛾为害柳树状况时，发现雄株比雌株的被害率低；1993年调查吉丁虫(Agrilusmarcopoli)为害市树白蜡状况时，发现有极少数的白蜡树未受到为害，生长茂盛，而相邻的白蜡树无一幸免。
  为什么这些个体会避免受害呢？遗憾的是我们没有再进行深入研究。早年在华盛顿哥伦比亚区种植了许多欧洲榆树，后来荷兰榆树病在美国严重流行时期，欧洲榆树却未染上，说明这种榆树的抵抗力很强。
　　近年来，现代生物技术领域飞速发展，并且商业化程度提高得也很快。
  据《农业科技攻关动态》报道，我国已培育出抗虫转基因杨树植株，表现出明显的抗虫效果，现正准备野外田间试验。据国际农业生物技术应用获得服务局执行主任克拉蒂格的报告称，1996年，全球转基因改性作物的种植面积为283万hm2；1998年已扩大到3000万hm2，其中大部分在美国和加拿大，阿根廷、中国、澳大利亚、墨西哥和南非紧随其后。
  在这些转基因作物品种中，有40%抗虫害和病毒，60%抗除莠剂。对于种植者来说，这些作物的种子没有什么不同之处，但其中包含了有威力的技术。通过苏云金杆菌(Bt)实现的抗虫作物根本不用喷撒杀虫剂，不仅省时、省工、省钱，而且生态效益更不可低估，因为Bt毒素具有高度专一性，不伤害其他生物。
  在美国约有1350项转基因植物申请专利，虽然这些专利不能很快转让给亚洲国家，但我们应寻求转让这些技术的机制，诸如进行技术合作，由我们提供植物品种，由他们提供指定的抗性基因，培育抗虫、抗病园林植物。
3。10 利用声波控制
　　声波也可以成为吸引昆虫的手段，这方面的研究尚处于实验阶段。
  例如对于雄蚊子来说，雌蚊子的振翅声就像海妖的歌声一样动听，通过播放雌蚊飞行声音的录音引诱雄蚊取得了初步成功，雄蚊被引诱到了一个充电的电网上被杀死。有理由相信，只要能发现昆虫声音的产生与接收的奥秘，就可以建立起用声音来影响昆虫行为的野外方法。超声波也正在作为一种方法进行实验。
  实验表明，苍蝇、麦蠕虫和蚊子在几秒钟内可以被超声波杀死。所有这些实验都向着一个控制昆虫的全新概念迈进，电子学的奇迹终有一天会使这些方法变为现实。
3。11 招引鸟类
　　城市建设对物种生存环境的大破坏迫使鸟类离开城市，应设法在城市中把鸟类招引回来。
  在园林绿地中放置巢箱非常奏效，可以把啄木鸟和其他在树上营巢的鸟吸引回来。日本大阪府在中心市区的高层建筑上建造屋顶花园，并在屋顶花园内专门设置招引鸟类的小沙场和饮水装置，这个方法很奏效，在闹市区招引鸟类栖息，很值得我们借鉴。
3。12 使用低、无毒药剂
　　使用低、无毒药剂或高度专一的药剂防治病虫害和杂草，应是城市园林植保的主要手段，问题在于应把施用与生物学，特别是生态学相联系，在防治中放在一个恰当的位置。
  
3。13 检疫控制
　　植物的引进以及产地之间的市场流通是传播病虫害的主要原因，而目前我国植物检疫还是一个相当薄弱的环节，应引起园林同行的高度重视，否则会由此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
　　 　　我们必须与其他生物共同分享城市空间，站在新世纪的时空点上，我们更应该深思的是如何理智地把握科技的力量，使我们朝着人-城市-自然和谐共处的未来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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