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利斯·卡尔洛维奇·普戈生于1937年 。父亲曾是一名老地下党员，拉脱维亚步兵团成员，曾参加过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国内革命战争，后任里加市党委书记。鲍利斯·普戈曾就读于里加工学院，毕业后进入里加市电机制造厂当了一名普通工程师，一年后即被任命为该厂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委书记，不到一年又得到升迁，而后其仕途则平步青云、一帆风顺。
  到38岁时普戈已升至父亲的高位，43岁时被任命为拉脱维亚共和国克格勃主席，47岁时官至拉托维亚加盟共和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51岁时被任命为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1990年被戈尔巴乔夫任命为苏联内务部长，时年仅53岁，次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1991年8月14日，苏联公布了新联盟条约文本，规定“缔约的每个共和国均为主权国家”，并将国名由“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改为“苏维埃主权共和国联盟”。戈尔巴乔夫与几个共和国首脑商定于8月20日正式签署新联盟条约。该条约的签订势必使联盟中央的传统中心地位受到挑战，因而引起苏共党和国家领导层中“传统派”的严重不安和强烈不满。
  8月19日，以苏联副总统亚纳耶夫为首的实权派人物，如内务部长普戈、国防部长亚佐夫、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夫、总理帕弗洛夫、苏联工业企业联合会主席季贾科夫、苏共中央委员会秘书长巴克拉诺夫、苏联农业联合会主席斯塔罗杜勃采夫等八人趁总统戈尔巴乔夫在克里米亚度假之机，成立“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ГКЧП—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комитет по чрезвычайному положению），发表《告苏联人民书》，宣布鉴于戈尔巴乔夫健康状况已不能履行总统职责，由亚纳耶夫代行总统职务，自8月19日起实施为期6个月的紧急状态，在此期间，国家全部权力移交给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
  同时事变策划者调动军队开进首都，并派克格勃特别部队逮捕叶利钦。当天中午，叶利钦举行记者招待会，宣布实行紧急状态是违宪行动并呼吁公民行动起来反对紧急状态委员会。期间，苏联各加盟共和国及各级地方机构多不支持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真正坚定执行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命令的部队也为数不多。
  8月21日晚，苏联最高苏维埃宣布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停止戈尔巴乔夫总统权利为非法行动。戈尔巴乔夫也在克里米亚休假地发表声明，宣布他已完全控制了局势。至此，历时仅三天的“8·19”事变遂告失败。
到了8月21日下午，“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政变计划失败变得很明显，俄联邦总检察长办公室宣布所有“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将被审问。
  普戈当晚回家时，发觉他与所有高级官员的内部电话都已被切断了。 
普戈和妻子瓦连京娜上楼来到儿子瓦季姆的房间。他们之间的谈话令人伤感。实际上，普戈夫妇是在向儿子和媳妇作最后绝别，当时普戈提到他肯定会被捕一事。在此之前，瓦连京娜就问丈夫他的武器放在何处，因为她觉得一旦丈夫死后，她也不会在这个世界苟且偷生。
  22日上午9点，普戈给内务部的助手打电话，问他们处境如何，当助手问普戈是否在当天去办公室时，他反问道为什么不呢？在谈话结束时，普戈要他们向他的第一副手致以问候。不久，普戈就接到了俄罗斯情报机构打来的电话，“我们能够与你会面吗？”叶利钦的两名亲信准备找他问话，普戈说：“那么请来我住处吧。
  ” 
叶利钦已下了命令，普戈被列入国家罪人名单，他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罪责和充满耻辱的未来，等待他的将是牢狱之灾，于是他扣动了扳机。然后，背过脸去，将枪对准自己的太阳穴再次扣动了扳机。
当叶利钦的两名亲信赶到他家时，为他们开门的是普戈的岳父，他对来人说：“发生了一件可怕的事情。
  ”内务部长此时正躺在床上，鲜血正从太阳穴中不断流出来，他妻子瓦连京娜坐在靠近另一张床的地板上，当时还没断气，不久她就死在医院里了。普戈在遗言中写到：“我太信任他人了，我一生都老老实实。”他妻子瓦连京娜的遗书内容更为简洁：“我再也不想活了，不要责怪我们，照顾好外公。
  母亲。”事后调查结论为自杀。 
关于父亲的死瓦季姆有自己独特的理解：“在许多人眼里，父母的自杀是因为害怕国家非常状态委员会的失败会给他们带来耻辱和牢狱之灾。但我确信，他们只是希望将自己的过去与儿子的将来一刀两断。因为他们明白未来将面临一种完全是另外价值观的新生活，在这种新生活中他们将是孤立无助的，而我将在新生活中如鱼得水。
  ”后来他又补充道：“哪怕就算我知道他们会有今天的结局，我也会将手枪拿给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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