尧之子被放于商洛之丹水，故曰丹朱；舜之子义均封于商洛，故称商均；均子季厘等九人俱封于商洛，故曰九商，死葬山阳县城附近；商族始祖契被舜授为司徒，掌管天下教化，被后世称为教育鼻祖，他的封地在今商洛丹凤县城附近；契之子昭明、孙相土皆居商洛，且相土在此地发明了马拉车，使贸易日盛，世传“商业”一词便发源于此地；商洛境内的商山，形似商字，仓颉依此山形造出商字，汤建立王朝便以此山为名，称商朝
早在公元前二世纪，司马迁在《史记·殷本纪》中写道；“殷契……佐禹治水有功，帝舜乃命契曰：‘百姓不亲，五品不训，汝为司徒而敬敷五教，五教在宽。
  ’封于商，赐姓子氏。契兴于唐、虞、大禹之际，功业著于百姓，百姓以平。”
由于司马迁没有指明“商”的地望，后世学者便各抒己见，为“商”定位。东汉郑玄认为“商”在“太华之阳”，但没有指出具体的地点。最先把“商”和商洛连在一起的是西晋学者皇甫谧。
  他在《帝王世纪》中写道，“商契始封于商，在《禹贡》太华之阳，今上洛商是也”，并批评了别的观点，说“而学者以商丘为契封，谬矣”。在他之后不久，北魏初的阚骃、南朝宋的裴骃都接受了皇甫谧的观点[2]。特别是北魏末期我国古代著名的地理学家郦道元不仅也接受了商洛之说，而且还认为“殷商之名起于此矣”[3]。
  他将前人的认识更推进了一步。唐代，又有两位学者沿袭皇甫谧之说。一是贞观年间的萧德言，他在《括地志》中明确指出：“商州东八十里商洛县，本商邑，古之商国，帝喾之子契所封也。”二是开元年间的张守节，他在为《史记》所作的“正义”中照搬了《括地志》的说法。
  宋代著名史学家郑樵在其《通志·商都》中说：“契封于商，后迁于亳，商即商洛，今为商州”；“商本山名，在州东南，周秦为商於地。故汉以名县，后周以名州”。近代著名学者魏源将契的始封地与汤的西亳联系起来，提出汤的西亳在商州[4]。现代学者蒙文通亦谓商州为汤的西亳，且“为契之旧居”[5]。
  董立章则说：“尧发现契在北方势力渐强，故改封商丘，后至舜则又改封陕东商洛，又因辅禹治水之功而复封商丘。”[6]
由此可见，皇甫谧首倡的商洛说影响是相当久远的。然而，皇甫谧、郦道元、郑樵、魏源这些历史名人所说的可信吗？
（二）我国老一辈著名史学家对此问题的看法
近年来，笔者查阅了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吕思勉、白寿彝、谭其骧、史念海等老一辈史学家的著作，发现他们当中无一人同意契始封于（或始居于）商洛的说法。
  
郭沫若认为：契的居地在今山东腾县，其子昭明迁于砥石（今河北砥水流域），昭明子相土又迁居到商丘（今河南商丘）。相土后来将势力扩展到泰山附近，该地被称为“相土之东都”。
范文澜明确指出：“契部落居商丘。”
翦伯赞则认为：“商族的最初出发点，是在今日河北平原北之易水流域，后来迁到渤海沿岸……‘相土之东都’，以今日地理言之，当在辽东或朝鲜。
  ”
白寿彝最近的观点，认为商族起源于河北南部的漳河流域，“商族即由漳水（古或称?C水）而得名”。
谭其骧主持的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修订的权威工具书《辞海·地理分册（历史地理）》对“商”的解释十分明确：“商，古地名。在今河南商丘。商始祖契所居。
  由地名成为国族名。”
史念海早年与顾颉刚老先生都主张殷商民族起源于东方（东北或河、济之间）。近年来，他先后在两部著作中都认为：商和商丘可能是一个地方，都在河南商丘一带。但又指出，由于商丘至今未发掘出来商族早期活动的遗迹，故对商丘也不能肯定[7]。
  
据朱凤瀚等先生研究，就整个中国史界而言，上个世纪30年代以来，关于商族起源的说法，不下十来种，但极少有人坚持商洛说的[8]。这就是说，经过六七十年时间对历史文献的研究，我国史界普遍否定了商洛说。其理由似乎很简单。吕思勉先生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契之本封，郑玄、皇甫谧之言，盖因后世地名而误。
  ”[9]李学勤先生也说过类似的话：“因为商代过于古远，后世地名相同或相似的又多，单纯互相比附，即使找到一串共同的地名。终究是有些危险的。”[10]对此笔者深有感触。商先公居地名“商丘”者至少有三处[11]。汤都名“亳”者至少有五处（尚不算名“博”、“薄”、“蕃”、“番”者）[12]。
  古人有将早先居地之名搬到新迁之地的习惯，给后世造成了异地同名的混乱。加之“有关殷商史的文献实在少得可怜”，而且支离破碎，含糊不清[13]，因此，没有考古学的证据，单从研究古文献入手，是不能彻底弄清商族起源问题的。“考古发现将成为中国历史学研究的新的增长点”[14]。
  
（三）考古学已经证明：商洛不在先商文化区
先商文化的概念是我国著名考古学者邹衡先生在二十多年前提出来的，已被我国考古学界所认同。它是指自契至汤十四代商人先公们所创建的有别于同时代的夏族、周族、夷人等创造的文化。它是汤建国后的早商文化的一个源头。
  正因为它有商族自己的特色，便能成为学者们探寻汤建国以前诸先公活动踪迹的依据。由于自契至汤建国所经历的时间，大体上与夏王朝相一致，这就给探索先商文化带来了相当大的困难。稍不注意，便会将先商文化与二里头文化（夏文化）混为一谈。邹先生经过长期、艰苦的探索，于1978年提出河北省邯郸涧沟遗址为代表的二里头文化时期的考古学文化遗存为先商文化，并划分出漳河型、辉卫型和郑州南关外型[15]。
  我国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李伯谦先生将此遗存称为下七垣文化，并将其分为三期。沈勇则将保定以北的此类型遗存命名为先商文化保北类型[16]。邹先生指出：“先商文化问题，实际上就是要寻找商文化的来源……按照我们的论点，早商文化（二里岗型）直接来源于先商文化的南关外型，而南关外型又来源于先商文化的漳河型。
  ”[17]他认为：成汤以前，商人活动地区的中心地点即在滹沱河与漳河间。“漳水当初或即叫?C水”，“考古学证明，这个名商的地区就是今漳河地区。”[18]后来商人活动逐渐南移，便有辉卫型和南关外型。1999年，邹先生又指出：“《世本·居篇》云：‘契居蕃’为根据地。
  《史记·殷本纪》亦曰：契‘封于商’。商的地望，结合‘蕃’（今河北平山附近）地看来，今漳河地区当是商人最早活动的地区。”[19]邹先生还考证了这一地区关于商人祖先的传说记载，结合这里的考古发现，将这一地区称为“商文化的‘老家’”[20]。
对于半个世纪以来史界比较流行的“山东说”和“辽西说”，邹先后认为：“现在从考古发现来看，相当于先商时期的文化，在山东省为岳石文化，在辽西者为夏家店下层文化早期。
  这两种文化与中原地区的二里头文化和二里岗商代前期文化差别均甚大，彼此并无明显的渊源关系。前二者决不可能是先商文化。所以，目前考古界一般都不采用此说。”[21]对于“豫东（商丘）说”，邹先生仍认为从考古学上找不到证明[22]。对于契孙相土所居，邹先生认为相土的西都应在契的居地，即今河北滹沱河一带，后徒东都，即今河南濮阳（古亦称商丘）[23]。
  邹先生先商文化说已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所接受（当然不排除在个别问题上有不同看法）。白寿彝先生称邹先生“对商周考古有开拓之功”[24]。他在总编目前我国最大规模的《中国通史》时，对于殷商史，就完全请邹先生执笔。李学勤的《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形成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李民与张国硕的《夏商周三族源流探索》（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王玉哲的《中华远古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董琦的《虞夏时期的中原》（科学出版社，2000年）等近年出版社的著作，都采用了邹先生的观点。
  2000年5月26日，《光明日报》“史学”专栏发表陈旭先生的文章：《邹衡先生与夏文化探索》，高度评价邹先生关于先商文化的研究成果，“解决了商族起源问题，使中国古代信史从殷墟晚商推进到先商时代”。这一评价，确实道出了中国史界与考古学界同仁的共同心声。
  
既然商族起源问题由已由现代考古学成果所解决，那么，陕西商洛不是商文化的老家，不是契及昭明、相土等的封地（或居地），则是确定无疑了。根据考古学的研究成果，先商文化是以漳河类型为主体向外扩展的，在其中期（即冥、振、微时代），商族先民经濮阳地区直驱南下占领豫东杞县，“到先商文化晚期，挥戈西向，占领郑亳，建国立业”[25]。
  由此看来，契、昭明、相土时期，商族先公们尚未南下，到冥、振、微时期南下时选择的东南方向，也未绕道西南方向到商洛活动。
从商洛现有的考古资料分析，也丝毫看不出商族先公们在此地曾经留居过的踪迹。
商洛比较有名气的考古学文化遗存是1953年发现的商县紫荆遗址。
  这里的主要内涵物是仰韶文化半坡类型遗存。其上叠压着龙山文化时期的客省庄文化遗存。客省庄文化并非先商文化的渊源。先商文化是在以河南安阳为中心的后冈二期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26]。紫荆遗址还有二里头文化二里头类型早期第1组遗存，是“属于河南夏文化向西扩展的结果”[27]。
  这就排除了商族先公们曾经在此驻足的可能。
几年前，商州市（即商县）附近东龙山砖场取土时发现了一处叠压着夏商周三代遗存的生活区。当时曾引起轰动。有人认为，这次可望见到商族始祖们在此活动的证明了。当时，我国夏商周断代工程组首席科学家李伯谦亲来考察，后来将“商州东龙山文化分期与年代测定”列入断代工程的增设专题中[28]。
  邹衡先生也曾两次前来考察。但他们返京之后，至今未见发表修改原来观点的文章，说明商州东龙山遗址只能为夏商周断代提供参考，并不能证明此地有先商文化的痕迹。笔者还曾就此事请教过邹先生的高足董琦先生。他回信说：“到目前为止，商洛地区尚未发现先商文化时期的商文化遗存，亦未见有此类文章材料发表。
  ”
总之，无论是整个中原地区，还是地处一隅的商洛地区，其考古学遗址都一再证明：商洛与契等商族先公们确实无缘。
（四）主张“商洛说”学者的几处疏漏
前面本文从老一辈史学家对文献的研究与现代考古学家的艰苦探索两个方面否定了“商洛说”。笔者发现，其实古今学者在提出或支持这一观点的时候，大都忽略了几个重要的问题。
  否则他们是不会坚持此说的。
其一，引用《诗经》时的疏漏。
古今学者都纷纷引用《诗经·商颂》“天命玄鸟，降而生商”两句，对“商”作出种种推测。但紧随其后的“宅殷土芒芒”一句却被忽略了。“宅殷”，不就是以殷地为宅吗？谁以殷地为宅呢？当然是“天命玄鸟”所生之“商”了。
  这“商”在此句不就是契吗？契以殷地为居地，殷地在今河南安阳一带，开阔平坦，一望无际，不正符合“土芒芒”之意吗？如果契“宅”于商洛，处在万山丛中，“八山一水一分田”，哪有一点“土芒芒”的意境！况且，商洛从来没有名“殷”的地方。
《诗经·长发》还有“玄王桓拨，受小国是达，受大国是达。
  率履不越，遂视既发”等句。其意为：玄王英明又刚强，和小国这样的交往，和大国这样的交往。沿着大道没偏向，巡视各地把教化扬[29]。试想，玄王如果居住在万山阻隔的深山之中的商洛，能与小国顺利的交往吗？能沿着大道没有偏向地去巡视各地吗？
其二，对殷墟卜辞所载商人屡祭?C、洹行为的忽视。
  
在卜辞中常见到商人对山的祭祀，但没有具体的对象，如“往三山”；“侑于五山”；“勿于九山燎”；“燎于十山”等[30]。这里的“三山”、“五山”、“九山”、“十山”显然是泛指他们认为比较重要的山。这说明这些山只是一般的自然神，尚无须记住它们的名称而加以特别的膜拜。
  但是，商人对水的祭祀却有十分具体的对象，如“王其侑于?C，在有石燎有雨”；“庚午卜其侑于洹有雨”；“侑于洹九犬九豕”；“求禾于?C”；“求年于?C”等[31]。这里的“?C”、“洹”都是水名。“?C”即“漳”，“洹”即今安阳河。在商人活动的范围之内，最大的河是黄河。
  商人称其为“高祖”，常常向它祭祀，如“辛未贞，求禾高祖河于辛已，酉彡燎。”[32]可是在商人活动的范围之内，除了黄河以外，还有淇河、卫河、沙河、淮河、沁河等，有的与?C河、洹河大小相当，有的则较大，为什么它们没有被尊为神呢？这是甲骨文学者赵诚先生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33]。
  
笔者以为，单纯从甲骨文研究入手，是难以找到原因的。但如果联系到“商文化的老家”，我们就有充分理由来重视商人屡祭?C、洹这件事了。商人对?C、洹不是一般的祭祀，还向它“求禾”、“求年”，可见，它们的地位十分显著。我们难道不能由此窥见商人发祥地正在?C、洹一带的影子吗？这正是甲骨卜辞透露给我们的历史信息。
  
还有，甲骨卜辞中所有的山都没有名称，更不可能有商洛境内的“商山”了。假如商山是商族、商朝的得名之山，那它必然会被奉为至上的神祗而被商人顶礼膜拜的。怎么会在甲骨卜辞中沓无踪迹呢？
其三，对契在帝舜面前功臣地位的忽视。
《史记》及许多先秦文献都记载契是帝舜时佐禹治水的功臣。
  如《史记·五帝纪》载，舜有二十二位大臣，契的位置在禹、皋陶之后，后稷之前，名列第三。其官职为司徒，掌全国民政与教化，其重要性显而易见。按照史界公认的说法，舜时还不算真正的国家状态，所以二十二个大臣，实际上反映了当时至少有二十二个部落或集团，他们结成部落联盟，共推舜为首领。
  禹的封地，或者说禹部落活动的中心地区，考古发现已证明在今河南登封附近。皋陶的地盘在今河南许昌至安徽寿县一带。后稷弃时所居之地，在今山西南部汾、洮二水之间，闻喜一带（公刘时迁居陕西关中）。如果说，被后世奉为明君楷模的帝舜，把他的四位功臣中的三位都封赏在适于农耕的平原沃野上，而唯独把契这位身担司徒之职的功臣封在远离舜都（一般认为在晋南汾河平原上），又有黄河和秦岭阻隔、交通不便的深山之中，这在情理上是讲不通的。
  商洛，直到唐代还被诗人描绘为“一山末了一山迎，百里都无半里平”，远古之时，当比唐代更加原始、荒凉和崎岖难行。帝舜能这样封赏他的功臣吗？那不就和流放差不多吗？
其四，商字初形并非源自商山。
这一疏忽，是郑樵《通志》误导的，是商洛学者独有的。
  他们从商字的楷书字形，上面一点一横，联想到商山突出的中峰和平坦的两肩，便臆测当年仓颉因商山而造商字，后来契被封于此，便以此山为族号，再后来，汤以此为国号。稍有文字常识的人都知道，要找汉字的初形，应该到甲骨文中去找。甲骨文的商字写为“   ”和“    ”。
  它上半部“   ”和“    ”，有人释为玄鸟图腾[34]，有人释为刑具[35]。它的下半部一般认为是地窖之形。虽然学者们的解释不同，但在‘商’字的起源与商洛的商山没有任何关系这一点上是完全一致的。因此，商族、商朝得名于商山之说，完全是牵强附会。
  
其五，商洛远古代没有任何带“亳”（或博、薄、蕃等）字的地名，与《世本·居篇》契居蕃的记载丝亳挂不上钩。
其六，商洛丝毫没有商族先公在此地活动的传说可供与文献材料印证。
经过以上分别从古文献研究、考古学探索、甲骨卜辞分析、古文字考证、商洛自然条件评判等诸方面的论述，我们已经能够肯定商洛不在先商文化范围之内，不是契的始封地（或始居地）。
  因而，以此为前提而衍生出来的种种说法，如商族、商朝、商业皆得名于商洛，以及相士在商洛发明了马拉车，等等，便一齐失去了存在的前提。
至于说到皇甫谧等学者，他们在中国史学上确有一定的地位，但人无完人，他们丝毫也不能例外。邹衡、董琦先生的书中就曾多次指出皇谧妄断某某古地名的地望。
  郦道元虽是古代著名地理学家，但他是北方人，估计他并未涉足商洛。正如《四库全书总目》所评：“塞外群流，江南诸派，道元足迹皆所未经……不免附会乖错。”郑樵虽是南方（今福建莆田）人，可他距离商洛又太遥远。根据他所处南宋绍兴年间的形势分析，他似乎不可能来商洛考察，特别是他几十年住在一个地方靠一个人的力量来完成《通志》这样的巨著，“难免有穿凿挂漏的现象以及一些偏见”[36]。
  魏源，因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成为中国近代著名思想家。但他的史学代表作《圣武记》却错误屡出，甚至有台湾在“郑氏以前，中国人无至其地者”的荒谬说法[37]。《圣武记》尚且如此，其他著述就更难保其无误了。
行文至此，笔者似乎可以轻松地说：皇甫谧等学者的契始封于商洛之说，可以休矣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