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
《三叶集》、诗集《女神》、《漂流三部曲》、《小品六章》、《星空》、《瓶》、《前茅》、《恢复》、《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甲骨文字研究》、《棠棣之花》、《屈原》、《蔡文姬》、《武则天》、《新华颂》、《百花齐放》、《骆驼集》等。
抗战时郭沫若在重庆写过一本历史剧，叫《棠棣之花》，讲的是聂政刺侠累的故事，剧本写得还算成功，那时历史剧非常流行，郭沫若自己写了很多，比较有名的有屈原，后来香港还把它改成了同名电影，感觉那时的郭沫若是不错的，继承了自女神以来所固有的一惯的激情。
屈原剧中有一大段著名的台词叫雷电颂，还引发了一场公案，徐迟给郭沫若写了一封信，指屈原和莎剧李尔王的相似之处，言下似郭有抄袭之嫌。郭沫若回信说他没看过李尔王，这不太让人心服，被称为革命的浪漫主义诗人的郭沫若，居然没看过莎士比亚四大悲剧，很难让人相信。
而郭沫若在给徐迟的信中还引用了兰谟评论莎剧的话，对坪内逍遥的日译本也很熟悉，而他对werlag版的king lear和hamlet的熟悉又让人疑心，虽然他用的是据说，但他对莎剧的熟悉程度非一般人可比，徐迟引莎剧还有笔误，郭沫若则驾轻就熟。
棠棣之花写于一九四一年，关于这部戏有各式各样的说法，大部分是些无意义的“郭学”之类，不过我一直以为棠棣之花是一种想象中的花，实际并不存在。
说来我对郭其他的东西不以为然，包括他写的女神，炉中煤，但觉得他写的历史剧是不错的，棠棣之花算是郭的作品中我比较喜欢看的一本，一直想考证一下到底什么是棠棣之花。在剧本的后记和郭写的相关的一些文章中，并没有关于棠棣之花的说明，当然郭自己肯定是知道来历的，我以前一直也没搞明白，前两天偶尔翻出棠棣之花，又看了一遍。
想起在郭沫若文集中他的一封信里谈到棠棣之花的时候提到过《诗经·小雅》，不过具体怎么说的也忘了，但想从小雅里总可以找出一些蛛丝马迹。
小雅大部分是一些春秋时贵族写的诗，很少民间歌谣，在春秋诗诗经的功能除了在大型的典礼上演奏外，主要还用于借助这些诗来表达一些感情之类，所谓的诗言志说的其实也就是这事。
小雅里有一首《常棣》，原来读这些东西囫囵吞枣，大多象过眼烟云，没怎么想去考证，常棣是否棠棣的通假，也没去查过。香港中华书局有一本金性尧先生著的关于诗经的考证的书，拿来看看，常果然是棠的通假。棠棣，俗称郁李，落叶灌木，春开花，夏结果，古人常用棠棣之花来比喻兄弟亲情，而典故的出处就是小雅中的这首《常棣》：
常棣之华，鄂不桦桦，凡今之人，莫如兄弟。
死丧之威，兄弟孔怀，原阳衰矣，兄弟求矣。脊令在原，兄弟急难，每有良朋，况也永叹。
原诗较长，有八节，总体上是讲述兄弟之情的文字。兄弟为古代五伦之一，也就是常说的五常，属于天伦，五伦为君臣，父子，兄弟，夫妻，朋友，五伦一般也被称为人伦，最早见于《孟子·滕文公上》：“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
”这样的分法，已经不单是偏，几乎就是无耻了，孟子的很多言论有时让人忍无可忍。
在诗经的年代，还没有这样的提法，歌颂兄弟之情，应该是一种原始人性的顷述吧。这首诗的影响很大，后世以花萼，棠棣，脊鴒，孔怀比兄弟之情，基本是从此诗中取意。
唐明皇李隆基为表示和他的兄弟相爱无间，特在宫中建花萼相庆之楼，他登上此楼，即可望见其兄弟们的宅第，又自书一首《脊鸰颂》，时时念叨，以示自己不望兄弟之意，虽不免作秀，比起动不动就手足相残的历代帝王，也算难得。而以手足之情比喻兄弟，则始于南北朝，梁邵陵王萧伦写信给元帝：岂可手足厷支自相屠害。
比之棠棣之喻，晚了很多。更有名的是曹植的七步诗煮豆燃豆萁之说，不过这已经不是在歌颂兄弟之情，而是在嘲讽诅咒了。
常棣这首诗据说是周公所作，这大概不太可靠，但周公于这些兄弟之情有矛盾心理也非异常，白居易有首小诗：周公恐惧流言时，王莽礼贤下士时，假使当初身便死，一身真伪有谁知？管，蔡流言，并非纯粹要中伤周公，其最终目的也是效忠成王，中兴周室，俗话说无风不起浪，产生流言的原因可能很复杂，这首诗假如真是周公所作，那么也可证明他事后的一些忏悔之意，历史总是夹杂着太多的不确定性，稽康写过一篇《管蔡论》对于周公和管蔡的心理分析得是很到位的。
既然棠棣之花的意思是兄弟之情，那么郭沫若的剧本应该很好理解其含义，但郭的剧本却明明写的是一个姐弟之情的故事。据他在《我怎样写棠棣之花》一文中说，棠棣之花最先的名称叫《聂娄》，这本子最早写于“五卅惨案”，不过构思是在二零年就有了，但五卅惨案激发了他的创作欲望，于是用十天时间写完了这个剧本。
这个剧本后来被收到了郭沫若的《三个叛逆女性》一书中。
郭沫若不可能不知道棠棣之花的典故，但他却始终没有说名这个剧名的意思，我想可能他本来想表达的是一种姐弟之情，但在重男轻女的古代社会实在没法找到这样一个有名的典故，于是就用棠棣来取代了，也许他本来就认为姐弟和兄弟没什么区别。
说到郭沫若的棠棣之花，还有一个小故事和周恩来有关，郭在剧本中写了聂政之母死后，他守孝三年，这是典型的儒家之礼，周恩来则认为侠的精神是与儒相悖的，聂政作为一个侠士，让他遵照儒家的礼法守孝三年，于理不合。不过郭沫若终于没按周的意见改剧本。
周恩来对侠的看法显然是理想化了，不知他要是看到金庸的小说会有何感想？只是现代武侠小说中侠的实质早已和春秋战国时大相径庭。周恩来的看法，也算一种趣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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