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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治通鉴是怎样成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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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治通鉴是怎样成书的?

资治通鉴是怎样成书的,反映了司马光怎样的治学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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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04-14 11:37:09
  •   “俭朴”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它的主要功绩在于积有限之社稷资财,以兴家业,繁吾中华。故此,我国历史上众多有识之士在生活土都十分注意自身的俭朴,也十分重视对后代的“俭朴”教育。这种身教言传之精神, 成为后人正身教子的楷模。 北宋杰出史学家司马光,进士出身,屡官天章阁侍兼侍讲、御史中丞、尚书左仆射,后追封为温国公。
      他著述宏丰,其名著《资 治通鉴》是我国一部很有价值的历史著作。他的生活十分俭朴,工作作风稳重踏实,更把俭朴作为教子成才的主要内容。 在司马光的一生中, 流传着许多动人的故事。 据有关史料记载,司马光在工作和生活中都十分注意教育孩子力戒奢侈,谨身节用。
      他在《答刘蒙书》中说自己“视地而后敢行,顿足而后敢立。 为了完成《资治通鉴》这部历史巨著,他不但找来范祖禹、刘恕、刘敛当助手,还要自己的儿子司马康参加这项工作。当他看到儿子 读书用指甲抓书页时,非常生气,认真地传授了他爱护书籍的经验 与方法:读书前,先要把书桌擦干净,垫上桌布;读书时,要坐得端端正正;翻书页时,要先用右手拇指的侧面把书页的边缘托起, 再用食指轻轻盖住以揭开一页。
      他教诫儿子说:做生意的人要多积蓄一些本钱,读书人就应该好好爱护书籍。”为了实现著书立说治国鉴戒的理想,他15年始终不懈,经常抱病工作。他的亲朋好友劝他“宜少节烦劳”,他回答说:“先王曰,死生命也。”这种置生死于不顾的工作、生活作风,使儿子同僚们深受启迪。
       在生活方面,司马光节俭纯朴,“平生衣取蔽寒,食取充腹”, 但却“不敢服垢弊以矫俗于名”。他常常教育儿子说,食丰而生奢, 阔盛而生侈。为了使儿子认识祟尚俭朴的重要,他以家书的体裁写 了一篇论俭约的文章。在文章中他强烈反对生活奢痱,极力提倡节俭朴实。
       在文中他明确指出:其一,不满于奢痱陋习。他说,古人以俭约为美德,今人以俭约而遭讥笑,实在是要不得的。他又说,近几年来,风俗颓弊,讲排场,摆阔气,当差的走卒穿的衣服和士人差不多,下地的农夫也脚上穿着丝鞋。为了酬宾会友“常数月营聚”, 大操大办。
      他非常痛恶这种糜烂陋习,为此,他慨叹道:“居位者虽不能禁,忍助之乎!”其二,提倡节俭美德。司马光赞扬了宋真宗、仁宗时李亢、鲁宗道和张文节等官员的俭约作风,并为儿子援 引张文节的话说:“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告诫儿子这句至理名言是“大贤之深谋远虑,岂庸人所及哉。
      ”接着,他又援引春秋时鲁国大夫御孙说的话:“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也。”接着,他对道德和俭约的关系作了辩证而详尽的解释。他说:“言有德者皆由俭来也。夫俭则寡欲。君子寡欲则不役于物,可以直道而 行;小人寡欲则能谨身节用,远罪丰家。”反之,“侈则多欲。
      君子多欲则贪慕富贵,枉道速祸;小人多欲则多求妄用,败家丧身。” 其三,教子力戒奢侈以齐家。司马光为了教育儿子警惕奢侈的祸害, 常常详细列举史事以为鉴戒。他曾对儿子说过:西晋时何曾“日食万钱,至孙以骄溢倾家”。石祟“以奢痱夸人,卒以此死东市。” 近世寇准生活豪侈冠于一时,“子孙习其家风,今多穷困” 。
       司马光还不断告诫孩子说:读书要认真,工作要踏实,生活要俭朴,表面上看来皆不是经国大事,然而,实质上是兴家繁国之基业。正是这些道德品质,才能修身、齐家,乃至治国、平天下。司马光关于“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的警句,已成为世人传诵的名言。在他的教育下,儿子司马康从小就懂得俭朴的重要性,并以俭朴自律。
      他历任校书郎、著作郎兼任侍讲,也以博古通今,为人廉洁和生活俭朴而称誊于后世。 今天,我们的生活比我们过去的任何时代都富裕多了。但我们才刚刚摆脱贫困,刚刚踏上富裕的台阶,并没有真正的富裕起来。 而在现实生活中,一些年轻家长摆阔气、讲排场,挥霍无度,这种无节制的浪费风气正像传染病那样在社会上扩散,已深深影响着下一代。
      “俭朴”是我们兴家繁国的法宝,挥霍无度必将祸害家业, 殃及国家。所以,为了家业兴旺,国家强盛,我们必须努力培养、教育我们的下一代树立勤劳、俭朴的高尚情操。只有这样,我们才 能拥有明天,我们的民族才能兴旺发达。 司马光(1019-1086年),字君实,世称涑水先生,北宋陕州(今山西夏县)人,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历史学家。
      他经过19年的不懈努力终于在元丰7年(1084年)完成了《资治通鉴》的通史巨著,内容以总结历史统治者的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为主。在政治上,司马光守旧,竭力反对神宗支持的王安石变法,长期辞官退居。宋神宗死后,他被召入京,主持国政,废除了王安石变法的新政。
      司马光死后被追封为温国公,葬于家乡夏县。入朝为官 司马光出生于宋真宗天禧三年(1019年)十一月,当时,他的父亲司马池正担任光州光山县令,于是便给他取名“光”。据史书记载,司马光幼年聪颖好学,尤喜《左氏春秋》,常“手不释书,至不知饥渴寒暑”。
      他不仅能够熟练地背诵《左传》,而且可以把二百多年的历史梗概讲述得清清楚楚。他好读书,求甚解,又有选择,他不喜佛、老,对历史有着十分浓厚的兴趣。 宋仁宗宝元初年(1038年),司马光二十岁的时候,中进士甲科,初任奉礼郎、大理评事一类小官,后经枢密副使庞籍的推荐,入京为馆阁校勘,知同礼院,改并州通判。
      嘉佑六年(1061年)升迁起居舍人同知谏院。神宗即位后拜翰林学士。 在政治上,司马光是保守派领袖,他顽固地坚持“祖宗之法不可变”的教条,竭力反对、阻挠王安石变法。当神宗准备任命他为枢密副使时,他坚持不受,并以废除新法为条件相要挟。他还以故交旧友的面目三番五次给王安石写信,攻击其变法是“侵官、生事、征事、拒谏”,致使“天下怨谤”,遭到王安石的严厉批驳。
      熙宁三年(1070年),司马光看到新法已势在必行,便自请离京,出知永兴军,第二年至洛阳,任两京御史台。清廉简朴 司马光政治保守,无可讳言;但他襟怀坦白,居官清廉,恭谦正直,不喜华靡的品格却也是公认的。史书上记载着他这方面的许多小故事,一直传为美谈。
      就连他的政敌王安石也很钦佩他的品德,愿意以他为邻。 司马光敢于直谏,不阿谀奉承;他举忠斥奸,不为身谋。在一篇《谏院题名记》上,他要求做谏官的“当志其大,舍其细,先其急,后其缓;专利国家,而不为身谋。彼汲吁名者,犹汲吁利也。其间相去何远哉!”他曾经说自己平生所作所为,没有一件事是不能对人讲的。
      他廉洁奉公、以节俭为乐的品德更是一直被众传颂。仁宗皇帝临终前曾留下遗诏,要赏赐司马光等大臣一批金银财宝,司马光领衔上书,陈述国家穷困,不愿受赏。但几次都未被批准,最后他将赏赐自己的一份交给谏院,充作公费。他在洛阳任职时,曾买地修筑了一所居住、读书、游览的“独乐园”,幽雅简朴,他非常满意。
      但当皇上的使臣到这所宅院来向他问政时,却为这低矮的瓦房、间隔的陈设暗暗发笑,他不能相信名扬天下的“司马相公”会这样寒碜!司马光的妻子死后,没有钱办理丧事,儿子司马康和亲戚们主张借些钱,也该把丧事办得排场一点,司马光不同意,并且教训儿子处世立身应以节俭为可贵,不能动不动就借贷。
      最后还是把自己的一块地典当出去,才草草办了丧事。这就是民间流传的所谓司马光“典地葬妻”的故事。呕心沥血著《通鉴》 司马光在中国历史上最突出的贡献,是他主持编写了不朽的历史巨著《资治通鉴》,他的名字将和这部著作一起永远留在中华民族的文化史上。
       司马光从小勤奋好学,博通经史,出仕后也一直坚持读书,尤其留心研讨历代史书。他在馆阁校书以及任天章阁待制兼侍讲官时,看到满架满架的都是史书,几间屋子都放不下,如此浩翰的朝野史籍,一个人穷毕生之精力也是看不过来的。于是他逐渐产生了一个编写一本既系统又间明扼要的通史,使人读了之后能了解几千年历史的兴衰得失。
      他的想法得到了他的好友、历史学家刘恕的赞同和支持,于是在嘉佑年间,司马光便在公事之余开始了《通志》的编写和工作。 治平三年(1066年),司马光将他写好的《通志》进献给英宗皇帝。《通志》共八卷,记述了从周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到秦二世三年(公元前207年)共一百九十五年的历史,主要写秦、楚、齐、燕、韩、赵、魏七国的盛衰兴亡,供皇帝参考。
      英宗看后,非常满意,要他继续写下去,并下诏设置书局,供奉费用,增补人员,专事编写工作。司马光深受感动,很快便在右掖门处的秘阁内设立了书局,并请来了当时著名的历史学家刘班,刘恕、范祖禹等人,共同讨论了书的宗旨、提纲,并分工由刘班撰写两汉部分,刘恕撰写魏晋南北朝部分,范祖禹撰写隋唐五代部分,最后由司马光总其成,由司马光之子司马康担任文字的校对工作。
       第二年,英宗病逝,神宗即位,开经筵,在迩英阁进读《通志》,他认为《通志》比其他的史书更便于阅读,也易于借鉴,就召见司马光,大加赞赏,并赐名《资治通鉴》,说它“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还要亲自为《资治通鉴》作序。这就更加促进了这部史书的编修工作。
      到神宗元丰七年(1084年),《资治通鉴》最后脱稿修成,前后共成时十九年。 《资治通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编年体通史,记述了从周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到五代后周显德六年(959年)共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丰富的历史事实。全书计二百九十四卷,另附目录三十卷,《考异》三十卷。
      这部书,取材甚广,网罗极富,除依据正史处,还采用了野史杂志三百二十余种,而且对史料的取舍极严,考辨异同,尽力求真,所以记述内容,比较翔实可信,为历代史学家所推崇。《通鉴》文字以荀悦的《汉纪》为宗,力求简明扼要,文笔生动流畅,朴质精炼,富有文学意味。
      不仅可以作为历史著作阅读,有些篇章也可当作文学作品欣赏。 司马光在编修《资治通鉴》的十九年中,付出了巨大的劳动,特别是在洛阳的十五年里,几乎付出了他全部的精力和心血。他在《进资治通鉴表》中说:“臣今筋骨癯瘁,目视昏近,齿牙无几,神识衰耗,目前所谓旋踵而忘。
      臣之精力,尽于此书。”司马光为编书,常常废寝忘食,有时家里实在等不上他回来吃饭,便将饭送至书局,还要几次催他才吃。他每天修改的稿子有一丈多长,而且上边没有一个草字。他的房子低矮窄小,夏天闷热难堪,洒下的汗珠把书稿都浸湿了。后来,他请匠人在书房里挖了一个大深坑,砌上砖,修成一间“地下室”,他就在这个冬暖夏凉的地方,专心致志地埋头编书。
      他对史料考核极其认真,追根寻源,反复推敲,不断修改。《通鉴》编成后,洛阳存放的未用残稿就堆满了两间屋子,可见他为这本书付出了多么艰辛的劳动啊!重执政废新法 元丰八年,神宗病逝,不满十岁的哲宗即位,由宣仁太皇太后垂帘听政,司马光被起用为陈州知州,路过京城时,被留作门下侍郎,次年又升尚书左仆射,与吕公著(尚书右仆射)同执朝政。
      司马光执政后,便开始排斥打击变法派人士,接连上表,彻底废止新法。 元佑元年(1086年)九月,司马光病逝,终年六十八岁,朝廷赠以“太师”、“温国公”等称号,派专员扶灵柩返夏县安葬,谥“文正”。

    燕***

    2014-04-14 11:3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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