裘锡圭《汉字的性质》（载《中国语文》1985年1期）在进一步研究的基础上得出如下的结论：“汉字在象形程度较高的早期阶段（大体上可以说是西周以前），基本上是使用意符和音符（严格说应该称为借音符）的一种文字体系；后来随着字形和语音、字义等方面的变化，逐渐演变成为使用意符（主要是义符）、音符和记号的一种文字体系（隶书的形成可以看作这种演变完成的标志）。
  如果一定要为这两个阶段的汉字分别安上名称的话，前者似乎可以称为意符音符文字，或者象有些文字学者那样把它简称为意音文字；后者似乎可以称为意符音符记号文字。考虑到后一个阶段的汉字里的记号几乎都由意符和音符变来，以及大部分字仍然由意符、音符构成等情况，也可以称这个阶段的汉字为后期意符音符文字或后期意音文字。
  ”
    裘锡圭《汉字的性质》一文根据字符与语言单位的对应关系，把文字分成“音素文字”、“音节文字”和“语素文字”，由于汉字中有假借字以记录固有的双音节语素和音译外来词一类的表音节符号，所以将汉字又称为“语素—音节文字”。王文和裘文，有许多基本共同点：二者都避免用“表意文字”的说法，尽可能确切地说明汉字的性质特征；都侧重按字符与语言的对应关系给汉字分类；都认为汉字是一种语素文字。
  只不过王文的定名未能体现出他所说的“记音传义文字”，不如裘文的定名更能确切地揭示出汉字的性质。
　　正如裘锡圭《汉字的性质》中所说的那样，语素—音节文字说跟意音文字说或意符音符记号说，在实质上是一致的，是从不同的角度对汉字的性质进行的说明。
  前者着眼于字符所能表示的语言结构的层次，后二者着眼于字符的表意、表音等作用，这两种说法是可以并存的。(参见4)张照《论文字发展的规律》（载《中国语文》1965年6期）一文承认汉字是意音文字，但把商代甲骨文排除在外，主张商代甲骨文是形意文字，认为古汉字是表形文字，把象形符号看作表形符号，跟表意符号并列。
  然而象形符号实质上是用图形来表意的一种符号，其所要表示的仍然是文字所记录的词的意义，而非词的什么“形”；甲骨文中有大量假借字和为数不少的形声字(参见5)，因此既然承认西周以后汉字是意音文字，就没有理由不承认甲骨文也是意音文字，称其为形音文字是不妥当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