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腊的城邦制与其所处的多山地、多岛屿地形关系很大，陆地交通的不便所导致的相对隔绝，使得各城邦得以发展出形形色色的政治制度，奴隶主共和制（雅典）有之，军事独裁有之，复合君主制（君主世袭，但贵族阶层亦享有很大权力）有之；同时，耕地的缺乏和人口的激增，也促使古希腊人很早就开始向外殖民，其足迹遍及地中海沿岸，甚至远达黑海，这就为传播发达的希腊文化提供了良好契机。
  
从气候来看，温暖湿润的地中海气候赋予了古希腊比较适宜的农业条件，而多山的地形又促使当地人更多的发展采矿业与林牧业。并在此衍生出古希腊发达的手工业与商业。至今我们所熟知的当地特产如奶酪、橄榄油等，其实早在古希腊时期已经是十分大众化的商品了。
  当然咯，靠山吃山靠海吃海，渔业在当时也是很兴盛的
也正是因为毗邻海洋，一方面出于海外贸易和殖民的需要，另一方面也由于国防的需要，很多古希腊城邦都建立起自己的海军。虽然平时各自为政，但在强敌入侵的危机时刻，希腊城邦联合舰队作为当时足以傲视整个地中海的海上力量，曾经数次挽救希腊文明于危难之中。
  
除了海洋作为屏障，多山的地形也成为外敌进入必须克服的困难。由于平原少，隘口多，因此往往使得敌方强大的兵力难以展开，而希腊一方却可以凭借有利地形固守待变。也正是因为这种复杂的地形，才创造出斯巴达300勇士能够在温泉关独当数万波斯军队的战争奇迹。
  
作为山地民族与海洋民族的混合体，古希腊人既有前者的吃苦耐劳，同时又兼具后者的开拓精神。这也能够解释为何在这样一个面积不大且资源相对贫瘠的地区，竟然能够产生诸多影响后世的哲学先贤，以及强悍善战的劲旅（如斯巴达公民兵、雅典海军、底比斯神圣步兵军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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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之古希腊，古罗马的情况要复杂一些。
  
从有关罗马兴起的最早资料来看，罗马人的始祖似乎也是外来移民（传说是渡海逃难的特洛伊王子伊尼阿斯）。近代考古则表明，罗马的“龙兴之地”，不仅土地肥沃，交通便利，而且还是附近地区居民往海边取盐的必经之路－－呵呵，只要楼主知晓战国时齐国凭借“鱼盐之利”富国强兵的历史，就不难理解古罗马为何能够迅猛发展了。
  
最早的罗马属于氏族社会，但其随着外来移民和被征服人口（不能等同于奴隶）的增加，使得平民阶层日益成为罗马的中坚力量。经过几个世纪的斗争，最终罗马确立了贵族共和制。平民地位得到提高，对共和国表示拥戴，而其与贵族的矛盾也随着大为缓和，这一切都为罗马未来的扩张奠定了稳固的内部基础。
  
罗马在统一亚平宁半岛后，就开始面临着两个主要方向的敌人－－波河以北，是强悍的陆上劲敌高卢人；朝着地中海方面，则是老牌海上强国迦太基。
经过仔细的权衡，罗马还是首先选择了拿迦太基开刀。第一次布匿战争以新锐的罗马舰队取胜，迦太基割地赔款而告终；第二次布匿战争的爆发，却是以迦太基名将汉尼拔的一次军事冒险开始的。
  为报上一次战败之仇，迦太基苦心经营西班牙多年，将之作为反击罗马的基地。公元前218年，汉尼拔率军翻越阿尔卑斯天险，突然出现在罗马腹地－－这是自公元前390年高卢人大举进攻罗马以来，后者在陆地上遇到的第二次严重危机。经过十多年苦战，罗马人最终击败了汉尼拔，并迫使迦太基成为自己的属国。
  但这次“国难”却极大的刺激了罗马人对迦太基的敌视情绪，这最终促使其灭掉了这个曾经辉煌一时的国家。
随着领土的急剧扩张，地中海最终变成了罗马的内海。而与此同时，奴隶制的充分发展，也使得共和体制越来越无法适应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庞大的领土加大了对被征服地区的统治难度，大量的战利品则使得昔日素以纪律严明著称的罗马公民兵，已迅速蜕变为一群乌合之众。
  奴隶主们开始逐渐抛弃腐朽的共和体制，转而寄希望于军事独裁者的出现。
苏拉、克拉苏、庞培、凯撒、屋大维……最终“罗马”在自己名称后面加上了“帝国”的后缀。作为一代枭雄，凯撒在西欧方向的扩张达到了空前的地步。他担任高卢总督十年，将罗马的北部边界推进至莱茵河，西疆则跨越英吉利海峡，打到了不列颠。
  
对于任何一个帝国而言，辽阔的疆域从来都是利弊交加。一方面，通过给予意大利本土外的被征服地区以广泛公民权，并吸收当地奴隶主进入罗马元老和骑士行列等措施，罗马帝国真正变成了地中海世界奴隶主阶级的工具，巩固了帝国的统治基础，使罗马日臻极盛；而另一方面，伴随着帝国领土的日益庞大，常驻各行省的军团逐渐演变成为割据一方的军阀。
  自“嗜血皇帝”尼禄死后，借由行省军团势力而崛起的罗马皇帝（或独裁者），可谓不绝于史。
在长达近二百年的“罗马和平”时期，帝国经济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在广阔的帝国疆域内，由于不同的地理、气候，各地的生产发展也各具特色－－埃及成为罗马的粮仓；北非的突尼斯和阿尔及利亚出现了大量的葡萄园和橄榄林；希腊地区、多瑙河地区各行省，以及南欧的一些地区也都变成了罗马的新兴农业带。
  地中海成为了帝国的内湖，沿海各地的海上航线与陆上大道、内河航道连贯成内外贸易的动脉，整个帝国的工商业空前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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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的中原王朝，在阐述山川地势对一国兴亡的重要性方面，可谓远远超过古代的西方，而且已经上升到理论层面。
  
依靠农耕文明立国的中原王朝，其国运受气候变迁的影响极大。一次大饥荒，或一次大的旱涝灾害，都有可能成为王朝更替的导火索；而复杂多变的地理情况，也往往成为影响历史演进的关键性棋子－－长江天险曾无数次的挽救或推迟过南方政权的覆灭，而北方（包括西北）辽阔的草原与戈壁瀚海，又不知多少次的成为游牧民族与中原王朝的角力场；“蜀道难，难于上青天”，一句古语道尽了多少割据四川以图自保的历史……
在中国，因地理气候迥异而形成的“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之间，是如此的泾渭分明而又水火难容。
  虽然二者间在经济上有一定的互补关系，但总的来讲，游牧民族对农耕文明的攻击态势基本上贯穿了我们这个国家的数千年历史。
然而我们又不得不说，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够延续5000年至今。恰恰是由于中国版图辽阔，人口众多，才保证了中华文明得以代代延续。象其它文明那样国土狭小，人口也少，单从物质上、肉体上都有可能被消灭殆尽。
  比如外族入侵古埃及后，其将当时的“知识分子”——神庙祭祀们赶尽杀绝，结果这就成为了导致古埃及文明失传的重要原因。
当然咯，中华各民族5000年来相互融合，彼此渗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有的民族盛极而衰逐渐消亡，有的民族则异军突起问鼎中原；汉族向少数民族学习“胡服骑射”，少数民族也从汉族那里得到了先进的文化与技术……现在的56个兄弟民族，单从血统上恐怕很难说谁是“纯正”的，但是他们都共同继承和发展了壮丽多彩的中华文明——这才是维系中华民族的真正血脉纽带。
  
至于说地理和气候所演化出的各地风土人情，这方面的资料可谓汗牛充栋，我就不一一赘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