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治时代，日本人侮辱中国人的绰号是“猪尾巴”或“豚尾奴”。甲午战争后，支那这个称号。便开始流行起来了。 在《画报·近代百年史》第6集第483页，关于甲午战争之后的情况，有这么一段描述“小孩子侮辱留居日本的中国人的情景，使外国记者也大皱眉头”在一幅画上，有两个中国人为日本小孩子所侮辱，旁边虽然有日本警察，并不加以制止。
这幅画的附加说明如次：“日本胜利！支那败北！”——清国人走到街头，总是听到日本小孩子这类侮辱性的叫嚷，而日本警察却总是视若无睹，袖手旁观。 从这时候起，日本人所称的“支那”这个名词，似乎另有含义。 当时的首批留日学生十三人中有四人中途退学归国，原因之一就是忍受不住“猪尾巴！猪尾巴！”之类的嘲弄。
这时候，中国人对“支那”或“支那人”之类的词，还没有产生太大的反感。 留日学生所发行的《大陆》杂志的发刊词，有这么一句话，“善哉！我支那之大陆乎？…………陋哉！我支那之大陆乎？” 支那这一称谓，不但出现于中国人的文章，甚至用做书名。
例如： 《支那三百年史》，三宅雄太郎著，上海开明书店发行； 《支那史要》，石春攒次郎著，陈毅译，上海广智书局发行。同书的另一译本是《支那四千年开化史》，支那少年编译，上海支那翻译社出版。 梁启超的笔名之一即为“支那少年”。他的著作《李鸿章》封面上用“支那之怪杰”为题签。
黄兴等人所创办的杂志，题名为《二十世纪之支那》。 早稻田大学清国留学生部存藏好几册毕业纪念提名录，称作《鸿迹贴》。其中第四册（1907年度的一部分）共有95人执笔提名，有33人只写名字，不附籍贯，但在附籍贯的62人中，其中有18人写支那，12写清国，7人写中国或中华，25人不附国号。
在这里，使用支那这个国号，是含有否定清政权的革命意义的。 1911年版的《普通百科大词典》所收“支那”和“支那语”多条，并不含有任何厌恶的含义。 由以上可得，在大正时代（1912年--1926年）初期，“支那”一词似尚未成为问题。但是，以“支那”为国号，由于不知道日本人的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中国人心里毕竟还是有那么点不舒服的。
听到日本人口称“支那”而感到不快，是在二十一条、出兵西伯利亚、巴黎和会、五四运动等事件，日本的野心接二连三暴露之后的事了。 在王拱壁《东游挥汗录》（1919年11月初版），收录了《日本外交之概略——对支那的根本政策》一文中，有下面这样一段话： 倭近五十年来之外交真相，舍对华而外实无外交价值之可言。
盖倭人战胜前清以来，即称我华为“支那”，垂为国民教育。且多方解释支那二字如无意义适可代表华人之蒙昧者，于是支那二字乃风行三岛，以资倭人轻侮华人之口实。每逢形容不当之行为，则必曰支那式，借以取笑，此等教育早已灌输入其国民之脑海。时至今日，虽三尺小童，一见华人，亦出其一种丑态，曰：“支那人”“支那人”。
恍若支那二字，代表华人之万恶也者。此皆由倭人“对支那根本政策”作成之教育，非一朝一夕之故，况现在倭人正事推广此种教育，以增长其国人之侮华程度。 在这段文字之后，王拱壁做了注释，指出支那二字从印度而来。“支”即为隋，而“那”是语尾。本来是“摩诃至那”（大隋）之意。
他这样说： 纵有人称我以外号，亦当称“摩诃至那”。今假扮[日本]以宗承华夏之族，吟哦汉文之种，讲诵佛经之地，不惟中华民国四字、中国二字为彼邦所不齿，即摩诃震旦亦不我称。称我支那又将冠词“摩诃”二字削去。报界及著作均用“支那”二字，政府公牍则舍“中华民国”四字之简，而用“支那共和国”五字之繁，是对我不但无国际敬礼，并不以国家视我也。
是我中华民国成立八年而倭人尚不承认也。尤忆当民国肇造之初，倭人闻我将以“中华民国”民我国，即由著名浪人某固请我民党领袖，易之以“大汉”，希冀离我五族，从可知堂哉皇哉之“中华民国”四字早为岛国君民所不喜矣，推其用心，直不愿地球有中华民国之产出也。
从这个时候起，中国人对出自日本人口中的支那一词，非常反感。 若从文字的立场来看，“支那”这一词汇是中国人用汉字音译印度语而来的，千百年来，没有变化。不过，在尊敬和鄙视的场合下，其音调完全不同。因此，出自日本人口中的“支那”一词，其音调也有变化。
后来他们从明治时代对所谓“豚尾奴”的态度来对待“支那人”，故使中国人反感。故此，在明治时代使中国人觉得无所谓的“支那”一词，后来却成为了大问题。 1930年，中国政府对1919年以来国人所关心的国号问题作了反应。据同年5月27日《东京朝日新闻》报道： 今起禁用“支那”称呼——国民政府训令外交部 [南京26日电]日本人称呼中华民国为“支那”，素为中华民国所厌恶，今日国民政府对外交部发出训令如下，以显示其禁绝“支那”称呼的决心。
中国政府中央政治会议鉴于日本政府及其人民以“支那”一词称呼中国，而日本政府致中国政府的正式公文，亦称中国为“大支那共和国”，认为“支那”一词意义极不明显，与现在之中国毫无关系，故敦促外交部从速要求日本政府，今后称呼中国，英文须写National Republic of China，中文须大写大中华民国。
倘若日本公文使用支那之类的文字，中国外交部可断然拒绝接受。 十日后，在6月5日《东京朝日新闻》的角笛专栏（读者来函）中，出现了这样一篇文章： “支那”与“中华” 据南京电讯，支那政府已决定不接受一切来自日本政府而使用“支那”一词的公文。
今后的公文往来，一律使用“中华民国”。 但是，“中”及“华”之语，是自古以来支那对夷狄傲慢的自称。然而，在支那境内的东夷西戎及南蛮北狄，久以统属所谓“中”或“华”的版图内，故对内部而言，早该没有中、华、夷、狄之别。 今日对外拟用“中华”之名，其实含有鄙视列国为夷狄之意，可谓无礼之极。
故此，在讨论使用不使用“支那”称呼之前，实宜先行以适当文字，取代“中华”二字的称呼。 况且，支那政府并不能判明“支那”一语的起源。此语自远古时代使用以来，并无包含侮辱之意。就法理而言，支那政府理论上可决议正其国名为中华民国，而不作支那。惟坚决拒绝一切习惯使用之称谓，态度未免太过激烈。
尤其中华民国本身写做英文名称作National Republic of China，其中的China，敢问难道不是支那吗？（士朗） 同栏在6月8日刊出《中国之称呼》为题的短文，驳斥上文。 正如士朗氏在本栏（5日）所指出，国民政府决定拒绝接受使用“支那”一语的公文，同时自订英文名为National Republic of China，确不免有些自相矛盾。
不过，对方希望改称为“中华”或“中国”，我国是没有理由置琢的。 人的姓名，即使不符合其本人性格，谁都不会因此而不称其姓名的。国名既然是专属名词，不管它是否傲慢无礼，大概亦不应去之而后快吧。准此而言，我国“日本”之个名称，在外国人看来，也许亦会认为是个自尊自大的名称啊！ “支那”一语，即使不含侮辱的意思，但究竟不是正式的国名。
若仍坚持用之，就好比以绰号称呼人家，难免招惹人家的不快。我们不但不应该责难其国名过于美丽，要求改易，反应该承认彼等所认为正当的名称。这才是民族间交际的正当礼仪。 有关此次远东大会的报道，多数新闻报章已改称中国为“中华”，本人甚为高兴，新闻界走在社会的前端，今后的报道，极应做如是的改革，是所至祈。
（实东②） 1930年底，虽然日本政府的公文都改“支那共和国”为“中华民国”，但社会上一般书面语及口语，仍然沿用“支那”名称。对此，双方一再反复辩驳。总之，日本人并无决心放弃“支那”一词的使用。 1940年，当中日战争之际，大众作家菊池宽以国民使节的身份访问占领区后回来，在《文艺春秋》杂志撰文，主张日本“此时似宜改掉对支那人的称呼”，颇引起社会关注。
1941年，大政翼赞会为了“宣抚”占领区人民，呼吁停止使用“支那”一词，该用中国称号。虽然改变称号的问题在新闻杂志上热烈讨论过一阵子，但最后还是没有效果。 而日本人喜欢使用“支那”拒绝使用“中国”的心理，直到战后依然继续保存下去。具有这种心理的人，以从事中国研究及与中国有关系的人为多，其他人士对这类问题大体上并不关心。
下面让我们举津田左右吉和谷崎润一郎二人的作品为例吧。 我一直称支那为支那，用日本字母写为シナ。支那这个名称，并不是自古以来支那整体的地理名称、民族名称、或我们所指的国家名称，而是秦汉唐宋等不断变化的王朝名称而已。当我们考虑把自古以来的支那视为一历史整体时，以“支那”一词称其最为恰当，而且此亦为世界所通用。
中华民国这个国名，是该国成立之后的名称，并非从古至今的通称。秦汉唐宋等实为王朝之名，其名互异，但同为支那则一。故在正式场合及政治意义上，须以中华民国作为今日之支那的国名，但不能同时以之指称昔日之支那。特别在指称古代文化的时候，我们断不能用此。
又，“シナ”一词写成支那，原无任何含义，有人写成“至那”或“脂那”，亦有人写成“震旦”或“振旦”（震、振两字互通），我则写做“シナ”。此名虽然由秦而来，但其意义却与秦迥异。（津田左右吉） 甲午战争时，吾人称中国人为“Chanchan"(猪尾巴猪尾巴），又称之“bozu”（秃子）。
此于欧美人士称吾人为Jap之意义相同。然而，称Chanchan时，其音色尚带有许些好感，Jap就完全不是滋味。Chanchan是因当时日本小孩子觉得有趣好玩而来的，至于连着bozu一同称呼中国人者，皆为幼童。不过，这个对中国人甚为无礼的称呼，到了他们废除蓄辩之后，我等亦渐渐不再使用。
记得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大约在1946年左右，报载郭沫若氏的谈话：“日本称我们中国人为支那人，这个令人感到不愉快的事。这个他们轻侮中国人的证据，今后宜加改正。”——正确字句我已记不起来，但的确是读过这样内容的新闻报道。像郭氏这样精通日本事情的人，也作如是观，真使我感到意外。
战后，我们不再使用引起中国人不快的支那一词，尽量使用“中国”来代替，这都是事实。我辈文人，有些人使用支那一此，其心理与欧美人士使用China一语，并无二至，故不得谓此词在战前含有轻蔑之意。（实藤注：对于古代来说，或许如此，对于现代来说，则不无可疑之处）又，日本内地自古便有“中国”这个地名，用起来容易与支那引起混淆，故不得不以“支那”代替，其情形于称“露西亚”为“苏维埃”（soviet)一样。
（谷崎润一郎） 大正时代（1912-1926）以后四十余年间，日本人拒用“中国”这个称呼，大抵有四种理由： 1、“中国”是个傲慢的名称； 2、作为历史上的通称，除“支那”之外，便无更好的名称； 3、“支那”，亦即China，是世界性的名称； 4、日本国内有“中国地方”这个地名。
以下让我们仔细分析这四种理由可否成立： 1、中国是个傲慢的名称——这是通晓中国古典的汉学家的意见。他们认为支那人称自己的国家为中国是极其傲慢无礼的事！“中国”是一个自高自大的称号。古代的中国，自以为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而称东邻为东夷，西邻为西戎，南邻为南蛮，北邻为北狄，四周都是野蛮人，唯我独尊，故称自己的国家为中国。
这不是傲慢是什么，要使日本人接受这一傲慢的称号，岂非是一种侮辱？ 日本人中也有承认“中国”这个称号而视为理所应当的。古代日本确实是以上述意义看中国的，因为事实上中国是东亚文化的中心。直到与中国接触之前，日本文化尚未发达。日本过去非常崇尚中国文化，派人到中国留学。
这一点，只要翻开日本历史便会明白。在室町时代，中国钱币成为日本的货币，足利将军虽受属国待遇，磕头向中国要钱，依然感到荣耀。故此，在古代的日本，不但从中国输入精神文化，而且亦有过接受中国的物质援助的时代。 不过，光看古代事物自然是不够的。中国对自己的古代容或感到骄傲，但在鸦片战争以后，已痛感国势衰弱。
这种衰弱不但是在国力方面，连学问方面也承认了落后。这一点，中国人在五四运动之后，知道得更清楚。与西洋比较之下，总觉得事事不如人。故此，中国人已把中国这个国名看成为一个专有名词，在中国二字下面，划上了一画“专有名词线”，除了表示是一个名称之外，别无其他的含义。
若不明白上述的演变便贸然说：“你的名称好得可以，不许讲！”——就未免太不合情理了。即使个人命名，大都取个好听的名字，既是专有名称，当然字字都可用。更何况是国名！“日本”这个称呼又何独不然？所谓“日本”，即指太阳的出处，既意味着世界上最伟大的地方。
其实，当地球是球体的事实已成为常识的今天，我们根本就不能再说什么日出之国之类的话。但是，日本一词现在还不是照用不误？汉学者流所指“古代支那自高自大”，这一点诚然没有说错，但他们忽视以后的变化，因而犯了错误。 2、作为历史上的通称，除“支那”之外，便无更好的名称——对东洋史学者来说，这是个不可变动的结论。
他们认为支那这个国家，自古以来便是“易姓革命”的国家，王朝老是变动，不象日本那样“万世一系”。秦、汉、唐、宋、元、明、清等不断改朝换代。要称呼总体的支那，没有比支那更好的名称了，这似乎是言之成理的说法。 但是所谓“中国只能有支那这一个称呼”，到底是什么时候和在什么地方说起来的呢？时间这个问题容后讨论，让我们先看看支那一词究竟是先在什么地方说起来的。
这似乎是在日本，因中国人通常是不会用支那这一词的。 那么日本人所用支那一词，是何时开始的哪？ 我辈在明治时代出生的日本人，是在一片“支那、支那”声中成长的，自幼便以支那去看待中国。但稍微翻阅古籍，便可知道，支那一词，从前叫做“唐”或“唐土”的。
然则，支那一词何时传入日本？如何萌芽？又如何发育起来的哪？ 关于支那一词的由来，大抵有五种说法。至于这个词汇在日本成为学术上和历史学上的问题，则是在甲午战后的事了。日本人在此时喜用支那一词是有其原因的。一说谓此时的支那是指“印度支那”；另一说谓支那在印度语中，表示智慧之义，而中国人具有优越的智慧，故得支那一名。
最易被人接受的一说是：秦始皇声威远播印度，而秦字的的发音是chin，印度人在chin之后加上了母音，向东流入中国，向西流入欧洲。在欧洲，中国的读法做Chi-na、China或Chine。而对中国人来说，则就成了支那二字。 在日本古代，支那一词不过是偶尔一用罢了。
例如，在1106年出版的《东大寺要录》扉页，有“印度支那未尝见闻”一语。在《今昔物语》中，有支那国。空海大师在其诗集《性灵集》中，有“支那台岳曼殊庐”之句。而在此时，或称中国为汉土、为中国，而支那一语，多为标新立异之举。 必须指出的是：《东大寺要录》、空海《性灵集》之类的著作，仅为学者所诵读，一般人无从问津，故支那一语尚未成为日语词汇。
一直到1713年，在新井白石的《采览异言》中，才正式成为日语词汇。 而支那一词在日语中生根成长，似是明治时代（1868～1912）以后的事了。这一点我们可以从舞台剧本推测而知。顺着默阿尼的剧本及其他书籍的写作年代，便可知在明治以前并不使用支那一词。
1869（明治2年）的《遗失的药》却有“支那”一词，附上“morokoshi”（唐土）的发音，但也只在“从支那（唐土）到天竺”一句中出现。剧中仍称唐人而非支那人。 而到了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同年10月，在竹柴其水的剧本《会津产明治组重》中，支那一词出现二十七次，而且Chanchan也不时出现。
很明显，上述语汇在这里是充满轻蔑意味的。 1895年（明治28年），李鸿章到马关议和，结果日本获得了二万万两白银赔款及割让台湾。日本因此洋洋得意，对中国的态度也开始变的轻蔑起来。“支那”一词也从此在日本语言中生根，而且很快地边融混了轻蔑之意。
从历史发展过程上看，无论过去还是现在，日本所使用的“支那”一词，在日本原来是无根的。日本用支那去取代二千年来沿用的中国，只是近六十年光景的事。关于这一段历史，历史学家本身是曾想过的，和一般人也当谈论过的。但正如前言所言，由于好恶的感情先入为主，学问的界限也就模糊了。
但只要我们一翻开史籍，事实就摆在眼前。从前我们说“唐土之唐帝玄宗”；1895年以后，改说“支那之唐朝玄宗皇帝”。在过去的五十余年间，硬不肯说“中国之唐朝玄宗皇帝”。 3、支那即China说。有人以为China一词是世界性的名称，故可接受。
所谓世界性的名称，亦即学术性名称。这一说，咋听似乎无什么大问题，其实也难成立。理由很简单，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中国，并不自称“支那”；也就是说：支那并未形成世界性名称。事情很明显，世界性者云云，并非那么的学术性。 4、不称中国为支那，就会和日本国内的“中国地方”引起混淆。
这就是说：完全是为了避免玷污日本语的纯洁性！很多人都相信这一套，我也不例外。是故，才认为必须改支那为中国。这不但是为了敦睦友邦，而且是为了改正日本本身不合理的地名。日本国内的“中国”是什么意思哪？原来古代官吏往来于京都和九州太宰府之间，“中途之国”的中国地方是必经之路，“中国”因此得名。
现在，太宰府早已废除，京都也不再是首都了，“中途”的意义也早就失去了。因此，为了日本语言的纯洁性，我希望废弃这个名字。日本国内早就了“中部地方”、“东北地方”这些地名，因此我想，将“中国地方”改成“西部地方”。不仅在地理上贴切，而且从国际关系的考虑上也是应该接受的。
除了上述四说之外，还有以下的奇说。即支那人厌恶支那二字。“支”有分布之意，而“日本”有本家之嫌。因此，如不用汉字，改用假名，当可无事。 简直是小儿之见。今日中国人所讨厌的，并不是字面问题，而是支那一词的读音——包含着轻蔑感情的读音。
该词在清末并未混入此等感情，故相安无事。该词之所以必须废除，并非是为了文字问题，而是该词的读音令人憎恶的缘故。 总之，日本出现多种多样反对改变“支那”一词的论调，完全违背了中国人的意愿。直到战败投降，才有转机。 1946年6月6日，日本外务次官发出《关于避免使用支那称呼事宜》通知，下达各新闻杂志社、出版社；同年7月3日，教育次官将通知转发各大学和专科学校。
通知内容如下： 往昔通常用支那二字作为中华民国之国名，今日应改用中国等称号。查支那之称呼素为中华民国所极度厌恶者。鉴于战后该国代表曾多次正式及非正式要求停用该词，故今后不必细问根由，一律不得使用该国所憎恶之名称。 要言之，除不再用支那一词外，不妨使用： 中华民国、中国、民国、中华 中华民国人、中国人、民国人、华人 日华、美华、中苏、英华 至于在历史性、地理性或学术性叙述之场合，例如：东支那海、日支事变等，万不得以时方可破例使用。
又，现今之满洲即称满洲，不得称为满洲国，附带通知如上。 从此，支那一词，成为了日本语言中的死语…… 。
那是对中国的蔑称，意思是劣等民族的意思，哼，日本支那。
小日本叫“中国”一词的读音音译过来的
长期困扰学界的一个难题是：世界相当多的国家，特别是古代西方对于中国的称名“支那（China）”是从何而来的？它与西方接触中国的历史有什么关系？这是一个有重要现实意义的研究，因为历史并不是过去，在一定意义上正如西方史学家克罗齐所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而国家名称则是其历史符号，它所指与能指都与这个国家的历史直接相关。直到近年，关于“支那”一次的争论仍然狠激烈，当有人使用“支那”来称呼中国人时，海内外华人都对于它是不是有贬低中国人的含义十分官关注，这方面的争论一直不断。 因此辨明这一名称的来源时十分重要的。
笔者认为，以往研究这一问题的主要是根据零星片断的史料，没有古代语言史上的相关资料证明，没有能从西方与中国交往历史过程来考虑，特别史脱离开东西方文化交流背景――其中相当重要的是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这一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历史进程――所以研究中往往吉光片羽、不成系统。
在这种研究方式中，没有考虑道虽然同样是欧洲国家，但由于与丝绸贸易的关系不同，与中国交往的历史时代不同，所以对中国有不同的称名。也就是说，在中西称名的历史演变中，要同时考虑历史接触与语言系统等不同因素产生的影响。 最明显的一个特点就是，欧洲重要语言系统中，斯拉夫语系与印欧语系对于中国的称名是完全不同的。
俄国人称中国人为Китай“契丹”（Khitan）。这是由于俄国人把中国人与其担任混在一起。中国人与契丹人在同属于黄色人中。契丹人较早与罗斯人发生交往，据《多桑蒙古史》记载，契丹是10世纪之初行其余中国辽东之北的民族，先居住在鞑靼地方，然后占据了中国北方土地，公元1125年，北女真人所灭。
虽然契丹人存在的时间并不太长，但这一段时间恰好是古代罗斯人建立起自己的公国的时代，根据俄国著名史诗《伊戈尔远征记》等记载，这一时期是古代基辅公国等斯拉夫国家兴起的时代。而中国与黑海地区的斯拉夫人的交往从古代起就受到北方游牧民族的阻碍，以后斯拉夫人东迁，来到伏尔加河流域与亚欧草原上，与中国直接交往相对更少。
罗斯人最早接触的是契丹人，也就把中国人看作是契丹民族。在这种历史接触中，是斯拉夫语言使得中国民称固定为“契丹”的读音，而没有采用“支那”的读音。也就是说，由于历史原因，斯拉夫民族在中国与西方民族的丝绸贸易中距离较远，而没有以丝绸之国来称呼中国。
称中国为China的古代民族则是印度人与欧洲人，所以“支那”（China）包括“印度支那”一类称呼实际上来自两个方向，一个是欧洲，一个是印度，学者们根据历史接触来研究，往往不能确定其来源方向之间的关系。但是，这两个语系在19事迹之后北欧洲的比较语言学家发现是属于同一语系，这就为中国之名的历史索解提供了关键的条件。
无论是古代印度还是希腊，都处于中国古代丝绸之路上，因此考察中国称名这一问题宜从中国与西方丝绸贸易这一总体思维来研究。作为一种有影响的大国的历史称名不是某个个别国家民族所能决定的，它只是一种历史过程的产物。这是我们考察的主要出发点。 目前关于中国“支那”读音的称名中，有一下主要的看法。
其一，中国秦朝说。认为中国称名China来自“秦”的发音，这是一种流行广、拥护者多的说法。发过学着鲍狄埃（M·Pauthier）等人提出此种见解。他认为支那称名起于梵语，而梵语中支那是因为中国古代秦朝而得名，所以称中国为“秦”（Sin、Chin），而China后的a是葡萄牙人加上的。
这种说法后来得到了发国汉学家伯希和的支持，伯希和认为： 一方面是西方世界用Sinoe来指中国，用“塞里斯”来（此处可能烧了一个“指”字――笔者注）丝（serm这是用以指“丝”的一个中文词的古代形式），用Tobgatch（桃花石）拓跋氏；另一方面是中国用“拂林”来指罗马，用“犁干”来指亚历山大城（Alexandrie），用“安都”来指安条克（Antioche），用“汜复”来指比凯『Bambyke*，不是幼发拉底河上的赫埃罗波利斯（Hieropolis*）』，用“罐潜”来指花刺子模（Klwarism*）。
（【法】伯希和等著，耿升译：《伯希和西域探险记》，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伯希和的《支那名称指起源》发表于《通报》1912年） 按伯希和的看法，西方的中国称名中，中国与“塞里斯”是分开的。中国从“秦”的音译，而“塞里斯”指丝绸。
由于伯希和是西方声名显赫的汉学家，所以在他之后，“支那”之名起于秦，以成为相当有影响的一种学说。中国著名的中外交通史家张星良先生也支持这种看法，这一说法在当代中国学术界影响甚大。 对于这种观点也有不赞同者，如德国学者赫曼·雅各比（Herman·Jacobi）的反驳就十分有力，他指出这样的历史事实：早在公元前300年，也就是印度丹陀罗笈多王朝时期的历史学家考铁利亚（Kautiliya）曾经写过一本《政治论》，其中就使用了“支那”一词，记载了支那的丝绸贩运道印度的历史。
而秦朝始建于公园前247年，也就是说，在此之前，印度已经使用了“支那”来称呼中国（考铁利亚，即考塔里亚，亦称考提利亚、者那迦，丹陀罗笈多·毛里亚的宰相。曾著《政治论》一书，此书现在被考证为公元前2～3事迹所著。雅各比的论点发表于其论文《从考铁利亚论著中所见的文化及语言学资料》，载《普鲁士科学院学术报告集刊》第44期，1911年）。
第二种看法是“支那”为越南“日南”音译。“日南”（Jih－nan）使越南的一个郡，在汉唐时期是通向中国的海上交通重镇，所属来中国的船只都在此处停留。德国学着利克托分（Von Richthofen）提出这种说法，并且得到了西方汉学界不少学者的赞同。
法国学着拉克伯尔（Lacouperie）对这种说法提出反驳，认为这种说法有不少漏洞。其一，汉代日南郡并不像利克托分所说是在越南东京，而是南部。其二，汉代日难的读音不是Jih－nan，其读音是nit－nam，在广东读音中是yat－nam，这就与日难的读音完全不同，所以不可能是日南。
第三种其实是一种古老说法，由古代希腊人提出，即支那之名可能来源于“赛里斯”国，而“赛里斯”国则与丝绸有关。但这种说法语焉不详，本身缺乏明晰论证，在伯希和之后就逐渐被人抛弃。 此外还有其他一些看法，我们不一一详述。 笔者认为，中国古代称名“支那”就是古希腊人所说的“赛里斯”，但是其形成“支那”一词，却另有一种语言传播的原因。
由于中国与希腊之间没有直接商贸关系，经过梵语、叙利亚语、东伊朗语等古代语言的转译，形成了中国称名的不同读音。这一称名起源于中国的“丝”，语辞的意义就是“丝国”。比较文明学与世界文化交流史的新发现可以支持我们的看法。兹简单说明如下： 1、从时代来说，中国丝绸远在公元前6世纪之前就传到印度，随后道中东与希腊罗马，随之出现产地中国称名，这是世界贸易史上的必然过程。
这在秦建国之前，而且与越南日南无关。日南只是罗马人来华所经过的港口，必然在此之前已经知道中国，才有罗马皇帝遣使来华之举。而且，日难这样的小地方不可能成为中国丝绸这样举世闻名产品的产地代表，这可以说是历史的常识了。简单说，就是西方先知“支那”而不会因日南而知中国，更不会把日南附会为中国。
2、最直接的证据是印度经典与文学中中国的梵文称名Cina，梵文经典《摩呵婆罗多》（Mahabharata）中已经提到了Cina（Mahabharata，Sabhaparvan，9，26， P。Edgerton。Poona,1943~1944）。
《摩呵婆罗多》的成书年代为公元前4世纪，上文所提到的考铁利亚《政治论》的成书年代在公元前3世纪，都远在秦国或者秦朝之前，而且，这一称名不会是从西方传入印度的，因为《摩呵婆罗多》中同时提到，与中国人相关的阿另一古代民族是基拉塔斯（Kiratas），这一民族应当是最早与印度产生交往的喜马拉雅山另一侧的民族。
所以有的学者认为：“通过把基拉塔斯人和中国人联系在一起的情况来判断，古代印度人最早是直接通过东方路线来接触中国的。他们把中国人看成与基拉塔斯人一样的东方人。”（）Asthana，Shashi，History and Archaeology of India’s Contact with other Countries－From Earlisest Times to 300 BC,P。
154。 Delhi B。 R。 Publishing Corporation,1978）估计这个民族是古代居住在中国西藏或是云南的少数民族，他们最早于印度发生交往。 3、希腊文献中早已出现“赛里斯”（Seres），意为“中国人”。据公元前4世纪希腊人亨利克泰夏斯（Ctesias）等的记载，这种称名就是起于“丝（Ser）”（参见前文所引的米勒【Muller*】版本，1884年巴黎迪多书店版本，转引自【法】戈岱司编《希腊拉丁作家远东文献辑录》，耿升译，中华书局，1987年版）。
也有可能如公园2世纪的罗马人包撒尼雅斯（Pausanias）的《希腊志》中所说，就是“他们国内生存的一种小动物，希腊人称之为‘赛儿’（Ser*）”。我们可以肯定，希腊文中是以Seres来称中国的，其起于蚕与丝的本意。 与此相异的是，关于红海、波斯湾、印度半岛的有关文献中，出现了Thinai，《厄立特里亚海航行记》（Periplus of the Erythraean Sea）中又写道： 经过这一地区之后，就已经到达了最北部地区，大海流到一个可能属于赛里斯国的地区，这一地区有一座很大的内陆城市叫做泰尼（Thinai）。
那里的棉花、丝线和被称为Serikon（意为丝国的）纺织品被商队陆行经大夏运至婆卢羯车（Barygaza），或通过恒河而运至利穆利。 （《厄立特里亚海航行记》，本书作者佚名，据说是埃及之希腊人，大约成书于公元1世纪末，记述红海、波斯湾与印度半岛的航行。
参见法布里西尤斯版本，1883年莱比锡出版） 这本书中出现了“支那国”（Thinai），这是较早出现的与希腊人的“赛里斯”Seres稍有差异的中国称名。我们注意到，这一名称是与丝绸运往印度的记录有关的。起于希腊罗马人的中国称名中，基本以Seres为本，并且衍生出各种称名，如见于多种著作中中国丝绸Serikon，公元2世纪罗马人阿克伦（Acron）的《颂歌》中所说的“赛里斯人织物”（Sericum），见于公元2世纪的托勒密（Ptolemee）《地理志》中Sinai。
4、我们比较一下集中古代文字中的关于中国的称名，就可以看出其中的联系。 最早的也是最重要的东方古代文字当推梵文。梵文中“支那”为Cina（考铁利《论政治》即“Arthasastra”，并且说明中国丝绸贩运到印度），“支那”在梵语中也是Chinas（参见《玛奴法典》Laws of Manu）。
这样我们可以断定，梵语中的Cina与Chinas是一个词，而不是两个词，都是起于丝绸的中国称名。汉语中的“支那”其实是对梵文的音译，《大唐西域记》卷五所说“摩呵支那”，《宋史》卷四九十《天竺国传》中所载“近闻支那国内有大明王”，系来自梵文，Mahachinasthana是从古梵文所变化出来的。
东方文字中，闪族语系是另一个最重要的古代语系，腓尼基语就是闪族语系，它以后影响到古代希腊的语言。在希伯来文中，《圣经旧约》的《以赛亚篇》中也有提到中国： 看哪，这些从远方来，这些从北方来，从西方来这些来自赛那姆（Sininm）。 这里的Sininm就是中国，明显即“支那”，其读音与希腊文中的“赛里斯”的第一个音节是相同的。
我们可以说，闪族语是介于梵语与希腊拉丁文之间的一种中国称名，其第一个音节“赛”同于希腊，而第二个音节“那”则通榆梵文，这说明它可能是从梵文向希腊文的过渡。 其他中东与中亚的古代语言恰与希伯来文、印度文相呼应，如中国出土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中，用叙利亚文写下了中国的名称：支那斯坦Zhinastan。
这一称名基本同于希腊拉丁文中的读音。 栗特文（Sogdia）是中东的一种重要文字，英国斯坦因所整理的栗特文书中，据发过葛底奥特（M·Robert Gauthiot）的研究，中国记为Cynstn（的参见《通报》，1913，第428页），这也可以证明，中国丝绸在西运中，曾经通过印度与西域，众所周知，古代西域是众多宗教汇聚地区，来自印度的佛教、伊朗的拜火教等都曾在西域流行，并且传入中国。
这就是汉代以后的丝绸之路三条要到。所以栗特文的记录也是一个证明。 这样我们可以有一个总结，中国丝绸古代通向希腊最早是通过西域、印度和中东，最后才到达雅典与罗马，因此，中国的称名也随着这些古代民族的语言而传播。所以最早的中文称名可能来自梵文与希伯来文，这两种文字中都以“丝”的发音来称呼中国，即梵文中的Cina与希伯来文中的Sininm，这两种重要语言的称名翻译到希腊文与拉丁文，形成“赛里斯”Seres之名。
这种称名的形成除了语言的音译外，相当重要的是丝绸贸易本身所形成的影响，名与实相得益彰，这就是“支那”一词指中国的来源。这一过程的音转关系与对音关系如下： 古希腊文 Seres梵文 Cina 希伯来文 Sininm叙利亚文 Zhinastan 梵文中的C是不可能成为Ch的，而与希腊文中的S实同一读音，所以希腊文中的读音与梵文中相同，印欧语系中的读音基本是“丝”的读音。
而叙利亚自古以来由于地处中国、波斯和欧洲的中介地位，文字很可能受到波斯文的影响。古代波斯人用伊朗语，伊朗语中没有送气浊辅音，发生S－Zh的音转。这就是“秦”Zhin或是Chin的读音的来源，后人附会为秦的名。 这样，支那一词的来源就基本清除了，顺便说到，《圣经·旧说》的《以赛亚书》属于后先知书，是公元前8世纪至公元前5世纪的先知们所发表的时事政论，从年代来看，也都早于中国秦朝的建立，甚至早于秦国的存在。
这也是西方中国古代称名支那不可能为“秦”的音译的重要证据，前人多忽略了这一点，笔者认为尤其重要，有必要特别指出。 综上所述，从中外文化交流的历史来看，“支那”本义为丝，说明中国丝绸之路是有世纪意义的。近年来关于中国丝绸之路的研究表明，早在张骞“凿空”之前，中国丝绸可能已经远行希腊与印度，因此，这条以后日益发达的丝绸运输道路对于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作用，日久弥深。
证实这一历史背景之下，才可能索解中国称名的历史。 另外要说明的是，这个词从本义来说，是没有贬义的。以后由于历史原因，受到一些人的曲解，“支那”被认为含有贬低与歧视的色彩，要恢复本义，必须经过这种正名。这也正是当代中国人的义务，无须赘言。 参考资料： 。
日本人认为，经过日清战争，“唐化”便告终结了。因此，他们不仅不称清朝为中国，甚至也不称“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中华民国为中国，而是根据梵文和英语，改称中国为“支那”。起初，算是国际惯例，中国人还能接受，后来受了神道天下观的影响，就转化为蔑视了，因此，“支那”音似“C hina”，但还是有区别的。
日本人认为，经过日清战争，“唐化”便告终结了。因此，他们不仅不称清朝为中国，甚至也不称“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中华民国为中国，而是根据梵文和英语，改称中国为“支那”。起初，算是国际惯例，中国人还能接受，后来受了神道天下观的影响，就转化为蔑视了，因此，“支那”音似“C hina”，但还是有区别的。
答：“支那”就是指英文China 日本人把中国人按英文的意思叫“支那”人 小考"支那"的由来 关于日本人使用“支那”一词是否含有侮辱中国的意思，最近又成为一个沸沸扬...详情>>
问：郑国修的郑国渠本是想拖垮秦国，后来秦国是怎么识破郑国的这一阴谋的？
答：自己识破,电视讲过详情>>
答：职务发明创造执行本单位的任务或者主要是利用本单位的物质技术条件所完成的发明创造为职务发明创造。这里的本单位包括临时工作单位。本单位的物质技术条件是指本单位的资金...详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