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是管理众人的事，人本来就是政治动物，关怀社会则不能不关心政治，中国历代国师也是由国家敕封，佛陀在世时，也常和国王大臣说法，更何况政治力量可以保护佛教的发展。
而“佛教”教义的实践，能够通行于世界各个国家、区域，具有时代的适应性，更具有传统文化的持续性。
佛教不仅对于政治有精辟的主张，尤其能辅助政治的不足，防范犯罪于未然，鼓舞人心向上、向善，具有积极性、平等性、包容性、互摄性、圆融性的特质。从历史上的记录来看，佛教对于历朝政体有着不容磨灭的建设成果。政治与宗教的相成性，如同人身五官四肢的互用，实不必强调其分离与独立。
我们要坚持的原则是要保有“问政不干治”的态度。
佛教与政治的关系
历朝以来僧团的出家人和政治的君王常有密切的合作往来，其中或有辅弼朝政被尊为国师者，或有转而出仕朝廷贵为宰相者，而对于国家政治有影响的出家人更是不计其数。
日本的圣德太子订定十七条宪法，明文规定日本世世代代为笃信三宝的佛教国家，日本至今佛教依然如此兴盛，圣德太子的贡献不可谓不深远。在泰国国王要即位之前，必须接受短期的出家生活训练，等到出家人的威仪具足了，佛教的慈悲精神具备了，才能掌理政治，如此佛教影响政治，政治影响佛教，使泰国成为东南亚的佛教国家。
印度有一位阿育王，本来凶恶暴虐，后来皈依佛教之后，成为仁慈爱民的君王。他觉悟到一个道理，以武力来统治国家，只能服人之口，唯有以佛法真理来度化世间，才能服人之心。因此，在他治理国政期间，每五年要派一批大臣到全国各地去考察佛法传播的情况，并且在街衢要道设立许多的石柱，上面篆刻佛教的经文，他认为佛法愈弘扬，国家就愈兴盛。
从以上的史例，可以看出佛教和政治有密不可分的关系，而佛教在兴国安邦上，一直扮演重要的角色。
佛教与政治的关系如此密切，彼此之间有何异同、主从的妙趣？我举出十二点，作为比较说明。
政治是管理众人，维护社会的团体。
佛教是教化众生，净化社会的力量。
政治希望人人能够安和乐利的生活。
佛教要求人人能够慈悲喜舍的做人。
政治是怒目金刚，要人人守法。
佛教是菩萨低眉，要人人自律。
政治是护法降魔，保卫国家。
佛教是护生救苦，拥护国家。
政治重视才干机变，以力服人。
佛教重视戒律因果，以德服人。
政治是权法，因时、因地、因人而制宜。
佛教是实法，因教、因法、因理而肯定。
政治是曲线的，曲而求远，人人平等。
佛教是直线的，直指人心，见性成佛。
政治重视实效通行，即日成办。
佛教重视远益利济，普度未来。
政治的大同世界，是理想目标。
佛教的净土极乐，是如愿往生。
政治以财力、军力治理国家。
佛教以德力、法力辅助国家。
政治从外做起，要求人民修身守法。
佛教从内做起，要求人民修心守道。
政治要求人人奉行四维八德，以家齐国治。
佛教要求人人实践五戒六度，以自度度人。
佛教的政治理想
《般泥洹经》云：“天下多道，此中王法最大，佛道皆当为至上道。
”佛陀对国家政治有透彻的了解，同时更明白指出，唯有依循佛陀的正法，政治才能达到理想的境地。换句话说，一个理想的政府，必须在国家、法律的秩序上，加上宗教、道德的规范，才能发挥仁王政治的理想。
仁王护国的政治
佛陀曾制定僧团规约、在家戒法，让佛教徒来共同遵行，这就是佛陀留给人间以“不侵犯”做为彼此生活自由的依据。
僧团中，一切事务必须经由僧众会议决定办理，不许一人或少数人独断专行。对于会议的程序、会议的日期、施行后的检讨，以及个人行为的自我检讨等等，均有详细的规定。英国政治名著《印度的遗产》一书中提到：“我们今天国会制度的基阶，竟可从两千多年前印度佛教徒的会议中见到，真是令人惊奇不已。
”所以说，“现代民主国家的会议制度，便是从佛教的思想中继承来的”。
佛陀的政治理想和宗教理想，是彼此圆融互利的，远在两千五百多年前，早已实践现代人所谓的“民主政治”，例如佛陀对跋耆国所昭示健全国家的条件，一共有七项：
数相集会，讲议正事。
君臣和顺，上下相敬。
奉法晓忌，不违礼度。
孝事父母，顺敬师长。
恭于宗庙，致敬鬼神。
闺门真正，言不及邪。
宗事沙门，敬持戒者。
佛陀综观当时社会的状况，认为一国的兴衰与君主的道德有着密切的关系：“君主贤能德政，则国运必昌，人民幸福；君主失德，则国运必堕，人民痛苦。
”因此，佛陀为帝王订下十条应守的德目：
清廉宽容。
能接受群臣的谏言。
好施，与人民共甘苦。
租税必依法征收。
洁净闺门，保护妻子。
慎酒，不荒乱身心。
勤勉，不嬉笑戏乐，谨持威严。
审判必依法律，无私曲于其间。
与群臣和睦，不与彼等竞争。
注意健康，保其气力。
如果今日的国家领袖们都能遵照这十条德目，奉行不逾，相信“协和万邦”的理想指日可待。
民主道德的政治
佛教追求的是身心的解脱自由，每一个人都能脱离一切的束缚，做自己的主人，因此集权专制的政治是佛教所呵斥的，佛教认为民主宪政国家的实现，道德挂帅政治的完成，才是国家政治的最终目的。
佛陀认为一个国家不可扩张武力去侵略他国，但是为了维护本国人民自由、平等、快乐、幸福，必要的施政是可行的。佛陀心目中的理想政治是转轮圣王的仁王之治。所谓转轮圣王的政治，就是一种自由民主的政治，根据《长阿含经》中的《转轮圣王修行经》的记载，轮王的政治是不以刀杖，以法教令的，也就是行五戒十善的德化政治。
这种政治的内涵到底是怎么样的情形呢？有一次轮王的太子问道：“父王！轮王的政法如何？应该怎样去推行呢？”轮王回答说：“应当依于法来立法，恭敬尊重观察于法，以法为首，守护正法，以法来教诫宫廷中的人，如王子、大臣、群僚、百官，以法爱护人民百姓，乃至禽兽等。
”
轮王又说：“身为国王应该礼贤下士，尤其对于有道高僧，应多亲近请教，因为他们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什么是犯什么不犯，又何者可亲何者不可亲，何者可行何者不可行，施行什么法可使人民生活安和乐利等道理。
”
轮王治世尤其重视慈善，对于孤苦老者应救济安顿，对贫困者应给予帮助，公益事业方面，如开掘义井、河边设福德船，免费供给行人饮用或过渡。
佛教所说的这种政治道德，因为是以法治化，所以没有怨敌，布施持戒，泛爱人物，善摄眷属，人民殷盛，富乐丰实，聚落村邑，鸡犬相闻，举国人民更相敬爱，种种众伎，共相娱乐，呈现一个太平盛世的气象。
祥和互敬的社会
目前我们所处的社会环境，谋杀、抢劫、强奸、诈欺、吸毒等等，各种乱象充塞其间。这些犯罪的行为，扰乱国家的治安，导致社会紊乱。佛教认为社会大众应该培养随喜赞叹，包容异己的气度，从平等法性之中体认诸法千差万别的实相，彼此互尊互重，互不侵犯，去除同归于尽，排斥他人的心理，共同创造祥和开明的社会。
佛教对政治的贡献
政治因时因势变化不定，本身欠缺恒久理想的持续性。佛教本身则具有教化的功能，并且对社会病态有正面的影响力，这份影响的力量能带给社会国家一股无形的内在稳定力量。
庐山慧远大师说：“佛道济俗，亦为要务。何则？百家之乡，十人持五戒，则十人淳谨；千室之邑，百人修十善，则百人和睦；传此风教，以周寰区，编户一千，则仁人百万。夫能修一善，则去一恶；一恶既去，则息一刑；一刑息则万刑息于国，此所谓坐致太平者是也。
”如果社会大众人人能够受持佛教的五戒，那么我们的国家必定是一个淳朴谦让、重德祥和的净土。梁启超说：“佛教之因果，使上智下愚皆不能不信也。”人人如果能树立正确的因果观念，我们的社会就不再是尔虞我诈、巧取豪夺的社会。人人如果能怀抱佛教的慈悲精神，这个社会就能减少暴戾杀伐之气，安和乐利。
如果人人都能有佛教“诸法无我”的体认，这个社会将是个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大同世界。佛教对国家政治的贡献是什么？
辅助政治的不足
政治，若不建立在道德上，不以全民的意愿作为施政的目标，则政治容易流于权术的运作，从政者更容易受权欲所支配，导致互相斗争，争权夺利。
社会若不借助佛教因果的力量来安定人心，和平恐怕难以实现。因为法律政治只能防止恶行，对于造恶的根本，却没有釜底抽薪的好办法。再说法律的制裁，是强制性的，很难使人心悦诚服，这只是一种消极的治标办法。佛教的慈悲无远弗届，能够将蛮横未开的边疆，教化成开明有礼的中土；佛教的忍辱无坚不摧，能够将世代的仇衅消弭于无形；佛教的感恩无愿不遂，能够填补欲望的沟壑；佛教的智慧无事不成，能够感化顽强为驯良。
所以，有时政治力量达不到的地方，佛教可以弥补不足，发挥它的功效。
超越政治的狭隘
政治本身为因应人事的变化，思想难免受限于“权”的制衡，而导致狭隘的自我主义。
佛陀以众生为前提，所以一切思想、方法，都从“但愿众生得离苦，不为自己求安乐”的实践中产生。以下列举两点佛陀的思想加以说明：
缘起法：宇宙万物皆由众缘和合而成。所谓“缘聚则生，缘散则灭”。推其原理，国家与社会就是由种种因缘关系所组成，由国民共同的力量所建立。
明白此理，则爱国的力量自然产生，因为国家社会是由“每一个自己”的需要而构成的，是与个人息息相关，同体共生，故凡所事事，必然以国家社会的利益为前提。如果国家丧失了主权，则全体人民的福利也就无以寄托了。
慈悲性：佛法中所谓“慈悲为本，方便为门”，就是要人人以慈悲心为出发点，做服务利益大众的事业。
因此，历代以来佛教对于国家政治的贡献，不胜枚举，例如：帮助国家生产、开发交通、保护生态、利济行旅、文化建设、安住军民、兴办教育、医疗救济、财务运转、科技文学、攘敌安邦等。佛教这种为全人类谋求幸福的无缘大慈，同体大悲，超越了一般政治的理念，真正能跨越人与人、种族与种族、国家与国家的藩篱而达到世界和平。
僧侣参政的贡献
今人对于僧众关怀政治，抱持不正确的观念，甚或批评为“政治和尚”，这些都是偏颇之见。古今中外历代君王敦请僧侣共商国事者，后人誉之为贤王；众多高僧受到帝王的敬重，尊为国师，为国家的仁政贡献智慧。
从中国以至世界各佛教国家，乃至从古至今，并无僧侣篡位为王者，足可证明佛教行者多能以贯彻自身角色为荣，与世俗以权力为出发点的立场大异其趣。
历代对国家政治深具影响的僧众非常多，譬如：西域高僧佛图澄，度化残暴杀人的石虎、石勒，解救无数生灵。
二石尊佛图澄为师，时常请教社稷大事。佛图澄的弟子道安大师，曾劝谏苻坚休战。唐朝玄奘大师，在主持译经大业的同时，还要随驾太宗左右接受谘询国事。玄奘大师圆寂的时候，唐高宗罢朝三日，悲恸地对大臣们说：“朕失去了一件国宝！”玄奘大师受到朝野仰崇之深可见一斑。
唐朝玄琬法师受朝廷礼请为太子太傅，以行慈、减杀、顺气、奉斋四事教导东宫太子未来掌政爱民之方。
隋文帝曾经赞叹灵藏律师说：“朕是世俗凡人的天子，律师你是求道学法者的天子；律师你能以佛法度人为善，而朕只能以法令禁人为恶。
”皇帝是政治上的国王，影响于一时；出家人是真理上的法王，影响于万世。
从以上例子可知，佛教僧侣辅助政治，建立安和乐利的社会，功不可没。
佛教与政治有如唇齿相依，关系密切。
佛教徒对于政治的参与应该采取什么态度呢？太虚大师主张“问政不干治”的看法，可以说最为客观中肯，最具智慧见解。大师认为佛教徒应该积极去关心国家大事，而不热衷追求实际的权力运作。晋道安大师曾说：“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佛教和政治都是众人的事，彼此息息相关，脱离不了关系，证诸历史，佛教愈弘扬的时代，国运就愈昌隆；反之，国家富强，政治清明，佛教才能兴盛。
从佛门早晚课诵的内容，可以看出佛教对国家前途的关心，如每月初一十五必诵的宝鼎赞：“端为世界祈和平，地久天长。”早课经文：“国基巩固，治道遐昌。”长芦禅师的“国界安宁兵革销，风调雨顺民安乐”，都是佛弟子对国势兴荣绵长的虔诚祝祷。日本的临济宗祖师荣西禅师留学大唐，回国之后，曾撰著《兴禅护国论》三卷，主张建设三禅院以护卫国家，利益众生。
历代的高僧大德虽然不像帝王将相直接掌政，但是爱护国家的心和一般人是相同的。出家人虽然出家了，但是并不意味出国，并没有远离自己的国家邦梓，爱国不分你我自他、方内方外，为政不必高官厚禄、权力在握，爱国没有错误，没有国家民族观念才是罪过。国家需要广大的佛教徒投入行列，以佛教的高超教理来净化人心，改善风气，为社会提供心理建设、精神武装，给予社会大众苦难时的安慰，失望时的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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