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事不妨先从根本上说。儒家确实是究知宇宙实体的。但是自孔孟以来，他们对于了解实体的意义，也确实是主要放在道德伦理上的，尤其是道德。所以孔子在在强调仁，而孟子学则亦以强调仁义内在为重点。因此孔孟之道的一个特出原则，就是事事都不可违背我们内在的仁义、内在的良心。
了解了这一点，我们就可知道儒家从孔子《论语》到曾子《中学》都强调义利之辨为很自然的事情。如《论语》指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大学》强调国家当“以义为利，而不当以利为利”。“以义为利”，就是说立国之本在道义，在诚信。这就好比孔子所说的“民无信不立”。
而“以利为利”，就是唯利是图了。若使国家社会皆唯利是图，而全无道义，岂不骇人？ 所以儒家的义利之辨，初未尝是试图对国家的产业政策施加影响，而完全是出于一种道德的考量。 就“重农抑商”观念自身来说，古代社会好像未有哪一家学派曾如此明确提出这种口号，这概念更多地只是现代学人对传统社会的一种概括。
但就反对商业过分发展来说，在法家那里确有明确证据，就是《韩非子》曾将商人视为社会的“五蠹”之一，就是五条大蛀虫中的一条。 不过，古代各学派似乎都不甚重视商业的发展，而往往都视农业为“本”，视商业为“末”，反对“弃本趋末”。这其实只是一种素朴的经济观念，且不必狠狠地去加以批判。
因为大抵各家都明白一点，即“民以食为天”。而粮食恰恰都是从地里长出来的，且商业交换来、交换去，却也并不能多变出一粒粮食来。所以古人重农轻商并无可厚非。谁让我们国家自古以来就幅员辽阔，以农为主，且人口众多呢？ 另外，更重要的一点，正如前面所说，“重农抑商”更多地是现代学人对传统社会状况的一种概括，但这种概括中明确地透显出现代学人的一种僵化的非历史意识。
商业的重要性实际只是从近现代才开始逐渐突显出来的。再说深一点，其实现代社会究竟有多少人能真正了解商业的重要意义，这也是很值得疑问的，大多数人只不过是人云亦云罢了。 商业的重要性既是历史性地突显出来的，有了这种历史意识，我们又何必去苛责古人？ 此外，很多人也都注意到了近代商业是从西欧开始兴起的，像与商业有关的现代行会组织、现代金融制度，乃至股份公司的经营模式等等，其最初出现都始于近代西欧。
但那是与它们的特别国情有关的。西欧各国地皆狭小，为谋发展，就必然要努力开拓国外市场。这一点就是放在古代希腊，也同样如此。但古代中国的特别国情是什么？前面说了，是幅员辽阔、以农为主、人口众多。由此就不难了解中国何以不能最先萌生近代商业了吧？ 。
对，法家提出的“重农抑商”，管仲提出的“仓廪实而知礼节”，汉武帝意识到“仓廪实、衣食足”与“知礼节、知荣辱”之间的联系并不是必然的。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仓廪实、衣食足”是“知礼节、知荣辱”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份条件。也就是说“仓廪实、衣食足”只是个前提。
汉武帝刘彻自己也觉得当时仍然是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 封建社会的治理有一个特点，就是“外儒内法”，重农抑商的思想是法家提出的，也是法家最早推行实施的。基本上很多皇朝建立初期都会采取“修养生息”政策，重要的一点就是着重发展农业，这些主要是法家思想的影响。
但是在皇朝稳定后，法家却能及时调整政策。 儒家思想对于经济、商业的研究远不如法家，在这方面很少提出过“重农抑商”这么鲜明、专业的政策，而更多的是围绕“义”、“利”之辩这样的伦理讨论。所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可以说是它的一个中心思想。
儒家文化对商业的压抑，主要是在商业发展以后，儒学文人看到人们追逐利益，形成贪婪卑鄙的作风，有违儒家仁义思想，总体上不利于统治。西汉的《盐铁论•本议》有记载：“文学对曰：窃闻治人之道，防淫佚之原，广道德之端，抑末利而开仁义，毋示以利，然后教化可兴，而风俗可移也。
”讲的都是商业兴起后人们变得越来越不好管。恰恰这时候，法家人物却发现了商业的重要性，并积极的推行了其商业政策。 在对待商业这一点上，法家发现了商业的重要性，同时采取了合适的措施来防治商业发展可能带来的社会问题；而儒家仅仅看到商业活动存在的问题，简单的用仁义教化的方法来压制商业。
可以看出，在对商业的理解上，儒家思想要远逊于法家思想。这里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儒家压制商业，不是从士农工商的职业角度出发，而是从“义”、“利”的伦理角度和国家统治角度出发的。 。
是的，《商君书》与《韩非子》中有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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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贺拉斯 认为文学的摹仿要达到“既劝谕读者,又使他喜爱,才能符合众望”。这是一种既重视摹仿又重视读者得到快感和教益的文学观念。详情>>
答：完全不适用。详情>>
答：你要哪方面的?学历教育还是各种考试辅导?详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