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心而论，即使抛却一般的道德评判，参与“裸贷”的年轻女性的行为也无疑是愚蠢的。当这种愚蠢行为不是个别现象，而是成为一种群体选择的时候，其背后所隐藏的就是一个必须被我们正视的社会症结。我们看到，被“裸贷”中的年轻女性们押上风险台面的，不仅是传统意义上的肉体，还包括几乎全部的个人关系网。
而如此巨大的“风投”所交易的，不过是对几只口红或一个名牌包的餍足。这种狂热与轻率已非一句传统意义上的“商品拜物教”就能够解释清楚。 据媒体报道，“裸贷”主要集中发生在三四线城市高校的女生群体中，其中原籍农村和小镇的女生占了较大比例，而来自北上广等大城市的女生比例极小。
有评论者分析，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三四线城市高校往往教学质量很差，缺乏健康的教育环境和规范的学校生活，使得这些学校的女生们在学业上基本处于荒废的状态，以至于更大程度地沉迷于物质生活，虚荣心不断膨胀。 我是基本认同这种分析的。但是正如我在上文中所追问的，这些三四线城市高校的女生们，居然甘愿以“裸条”换取金钱，她们如此汹涌的物质欲望究竟从何而来？她们还在读书，社会生活很大程度上尚未展开；而且以她们所处的区域环境和所在的高校层级来看，身边富二代和官二代的数量也应该不会太多??难道她们的消费观念不是更应该与她们所处的日常环境相匹配吗？ 至此，我们可以看到“裸贷”所折射出的“微时代”的第一个深层症候，即在移动互联网条件下，社会贫富差距已经借由“社交媒介杠杆”的作用，对底层年轻人造成了异常巨大的心理压迫，并由此产生了普遍性的价值错乱。
“裸贷”事件揭示出的其实是一个残酷的社会现实：对于照片里的年轻女性们来说，“穷”的无尊严感已经远远超过了“裸”的无尊严感??这种感受才是促使她们可以为了几千元钱，就押上全部隐私与关系网的真正原因。 时至今日，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年轻女性们的这种感受很大程度上来自于新的媒介环境，确切地说，来自于新的媒介环境对于富裕阶层、中产阶层生活方式无孔不入的描摹与渲染。
今天，这些描摹和渲染不仅来自于电影银幕和电视荧屏，更来自于每时每刻陪伴她们的手机社交平台??那里面有不计其数的APP、公号、微商、鸡汤写手、人生赢家……，它们乐此不疲地向青春期的女孩们表达唯有物质符号与个体尊严之间才是同质同构的关系。 这些女孩们正是鲍曼意义上的“新穷人（New Poor）”，是“有缺陷的、有欠缺的、不完美和先天不足的消费者”，而移动互联网技术的普及，让她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能够更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这种“缺陷”，并时时刻刻为这种“缺陷”而深感焦虑和羞耻。
换言之，“微时代”前所未有地提升了“新穷人”的塑造效率。 所以，如果说过去的小镇乡村由于远离大都市的喧嚣诱惑，还能够相对自保为一片伦理道德的“净土”的话，那么今天，由于移动互联网技术的普及，这种“净土”已经不复存在。对于富裕阶层和中产阶层生活的想象，已经通过新的媒介环境，对身处三四线城市乃至乡野村落中的底层年轻人构成了一种无比巨大的心理压迫，使得他们再也无法凭借其他价值话语去建构起有效的自我认同。
正是在这种错乱的价值话语下，邓文迪成了在社交平台刷屏的“女神”和“人生赢家”；也正是在这种错乱的价值话语下，《小时代》票房高企，“裸贷”泛滥流行。虽然移动互联网技术实现了信息与人的无缝对接，但是很多“小镇青年”反倒因此沦为信息的奴仆；而其中更为边缘化的“小镇女生”们，则成为“反心理压迫”与“抗信息奴役”能力最为羸弱的一群。
由此，关于“裸贷”，我想可以换一个角度去追问的第二个问题是：为什么是“女大学生”？ 事实上，我们不难发现，在近年的移动互联网环境下，将目标锁定为“女大学生”的不仅是各种网络放贷平台，而且也包括各种网络直播平台，以及一些金融性质的网络社交平台。
这些平台在对待“女大学生”资源的时候，虽然设计的名目不尽相同，但其实质逻辑却只有一个，即引诱女大学生群体注册为平台的常规用户，然后通过拍摄、录制、展示、交易自己的身体形象，为平台聚拢人气，也为自身赚取经济回报。在这方面也有新近的典型案例??即2016年11月下旬突然冲上舆论风口浪尖的“支付宝校园日记事件”。
在这一事件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原本作为金融平台的“支付宝”，正是由于深谙“女大学生”身份在媒介文化场域中所联结的险恶趣味，才会想到要开辟专门的社交频道，鼓励这一群体用身体形象换取赏金。其实，除了“支付宝”之外，其他变相诱导年轻女性以“女大学生”身份进行网络直播的APP平台早已存在，而我们的整个媒体环境对于“女大学生”形象进行负面暗示的陋习也是由来已久。
因此可以说，支持“裸贷”运转的基本逻辑，同样包含着“女大学生”身体形象的“易销售性”在内??据报道，没能按时还款的高校女生们，除了按放贷人指令直接提供色情服务之外，往往还要遭遇私密照片和视频被贴上“女大学生”的标签在线售卖的下场。这也正是“裸贷”事件所折射出的“微时代”的第二个深层症候，即在新的媒体条件下，大量与现代文明共识背道而驰的价值取向更为迅速地涌入媒介文化场域，并对其造成严重侵蚀，其中尤以对青年知识女性身体形象的恶意传播为显征。
点击这里，马上进入贷款超市，多种产品供您选择 深入观之，针对青年知识女性的险恶趣味的流行，有着更为沉重的社会成因。近年来，面对全球性的政治经济危机，青年的普遍贫困化已经成为一种世界性的困境。在中国，由于社会阶层在最近十年内迅速固化，类似困境在社会心理层面上的影响显得更为尖锐。
近二十余年来，中国的大学教育向年轻人提供的，除了知识之外，更是一种“中产生活的美好想象”，这种“想象”既包括物质层面的内容，也包括社会地位层面的内容。 十年前，大学校园里几乎每个年轻人都不会怀疑自己属于社会的“预备中产阶级”，过上有房有车有话语权的生活只是时间问题；而十年后，这种“中产想象”却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失效，知识青年的“下流化”已经成为一个冷峻的社会现实。
在这种时局下，我们的媒介文化逐渐呈现出一种罕见的畸形面貌：一方面在形式上越来越“萌化”和低龄化；但另一方面在内容上，许多落后的、倒退的价值取向以更具迷惑性的新技术形态为外壳迅速回潮。这其中，包括对知识的蔑视，对钱权的膜拜，对自我奋斗的嘲弄，对理想主义的讥讽，对女性价值的贬低，对不劳而获、买空卖空的推崇，以及对身体的高度物化和变相售卖。
其中，移动互联网对“网红经济”的过度发酵，对比实体经济的孱弱萎靡，更进一步加重了全社会对一夜暴富的虚妄期待。 不客气地说，正是这样一种整体性的媒介文化氛围，将包括“女大学生”在内的青年知识女性的身体形象（以及更为广义的媒介形象），逐渐异化成为一种可供多方窥视的情色用品。
这种混合了“反智”与“厌女”的负面凝视，包含的是一种社会性的、对于知识和女性的双重诋毁。而这种负面凝视及其背后潜藏的文化逻辑，已经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侵蚀了我们的媒介文化：它首先暗示“读书无用”，其次暗示“颜即正义”，继而暗示“干得好不如嫁得好”、“笑贫不笑娼”，一步一步地鼓励年轻女性将身体形象作为建构自我认同、维护人际关系、获取社会资源的最有效证券，并借助现实环境中的升学、就业、婚姻、生育政策等对年轻女性形成一系列结构性的压制。
从这个角度来看，无论是网络直播平台上打各种色情擦边球的“性感女主播”，还是支付宝开通的“校园日记”和“白领日记”等，都和造成“裸贷”事件的深层文化逻辑如出一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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