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年间，汉宣帝亲政后，规定每五日一上朝视事，并作为 定式，开启了较为规范的常朝制度。之后，不同朝代不同皇帝规 定的常朝时间都不尽相同。唐初，延续了隋代日日早朝的制度。据《旧唐书•杜正伦传》记载，唐太宗曾经说过：“朕每日坐朝，欲 出一言，即思此言于百姓有利益否，所以不能多言。
  ”表明当时唐太宗每天都要临朝听政。另据《唐会要》记载：“贞观十三年十月三日，尚书左仆射房玄龄奏，天下太平，万机事简，请三曰一临朝，诏许之。”这说明随着统治根基的日益稳固，常朝已经改成三天一次了。唐高宗刚即位之后，曾将“三日一临朝”的制度改为每日临朝。
  到了永徽年间，又改为五日一朝。直到显庆二年(657)五月庚子，“宰相奏天下无虞，请隔日视事，许之”。常朝制度又改为了隔日一上朝。唐中宗即位之后，“以时属炎暑，制令每隔日不坐”，结果招致文武百官的批评和谴责。唐玄宗时期，常朝制度开始混乱。尤其是天宝年间，原有的五日一上朝的制度以及每逢初一十五举行的朔望朝制度都遭到破坏。
  唐德宗时期，常朝制度又有所改变。据《册府元龟•帝王部朝会一》记载，德宗贞元元年（785)，由于蝗旱灾害，“八月甲子诏不御正殿，奏事悉于延英。庚寅，视朝于延英殿，群臣列位于延英门外”。这一因灾而避正殿的权宜之计后来竟演变为经常性的制度，也就是延英奏对制度。
  到了最后一个皇帝唐哀帝的时候，更下诏“每月只许一、五、九日开延英，计九度。其入阁日，仍于延英日一度指挥；如有大段公事，中书门下具榜子奏请开延英，不计日数”。这一诏令表明延英奏对实际上可以不受时间的限制，灵活性很大。即使是在皇帝上朝的时候，也不是所有的官员都有资格参 加的。
  唐朝对朝参官的身份有着明确的界定，按照官员们的品 秩和等级，官员们上朝的时间也有差别。据《新唐书。百官志 三》记载：“文武官职事九品以上及二王后，朝朔望。文官五品以上及两省供奉官、监察御史、员外郎、太常博士曰参，号常参官。 武官三品以上三曰一朝，号九参官；五品以上及折冲当番者五曰一朝，号六参官。
  弘文、崇文馆、国子监学生四时参。凡诸王入 朝及以恩追至者，日参。”由此可见，唐代的官员并不是每个人都 有上朝的资格，更不是每天都要上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