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兴周,“天下三分,其二归周者,太公之谋计居多”;武王建国,“师尚父谋居多”。故“后世之言兵及周之阴权皆宗太公为本谋。
    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历史上大变革大发展的黄金时期之一，在人类历史上谱写了光辉夺目的篇章。这一时期，齐国是最具活力的一个国家，长时间保持政治清明、思想活跃、经济繁荣，先后成为“春秋五霸”之首和“战国七雄”之魁。
  齐国与古希腊大致处于同一时期，是世界东西方两颗璀璨的明珠。认真总结 
齐国昌盛的经验，具有很高的借鉴价值。通观史籍，齐国昌盛的主要因素有五。 
　　君明臣贤 
　　齐国的昌盛时期主要是姜太公、齐桓公、齐景公、齐威王、齐宣王主政的时期。这些时期，都出现了君明臣贤的政治局面。
  
　　姜太公是周王朝的开国军师、齐国的始祖，是齐国称霸争雄的奠基者。他文韬武略，智勇兼备，既是政治家，又是军事家。史称，文王兴周“天下三分，其二归周者，太公之谋计居多”，武王建国“师尚父谋居多”。太公曾屡次统兵作战，克纣师，平叛乱，如“武王使师尚父与百夫致师……纣兵皆崩衅纣”，“后世之言兵及周之阴权皆宗太公为本谋”（《史记·周本纪》）。
  所以唐朝时，唐玄宗封姜太公为“武成王”，并在京城为其立庙建寺，从此与孔子（文宣王）合称“文武双圣”。
　　周武王灭商后，分封功臣谋士，“师尚父为首封，封尚父于营丘，曰齐。”（同上）。史称，“太公至国，修政，因其俗，简其礼，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而人民多归齐，齐为大国。
  ”（《史记·齐太公世家》），由此奠定了齐国霸业的基础。
　　齐桓公雄才大略，使齐国成为春秋五霸之首。他重用有杀身之仇的管仲为国相，成为历史佳话。管仲曾是公子纠的太傅，在公子纠与齐桓公（即公子小白）争夺君位的斗争中，管仲曾一箭射中齐桓公的衣带钩，当时“桓公之中钩，徉死以误管仲”（同上）。
  齐桓公登上君位后，在大臣鲍叔牙的建议下，重用管仲为相，委以国政。史载，当管仲以死囚之身从鲁国回到齐国时，“桓公亲逆之于郊（迎于郊）”，即而相议霸政（《国语·齐语》）。管仲任相期间，图恩知报，大展宏图，“连五家之兵”，“设轻重鱼盐之利”，“瞻贫穷，录贤能，齐人皆悦。
  ”史家评论说：“管仲既用，任政于齐，齐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谋也。”（《史记·齐太公世家》）。
　　齐景公是齐桓公之后的复兴之主。复兴的原因一是景公比较开明，善于纳谏，二是任用了贤相晏婴。晏婴先后任过齐灵公、齐庄公、齐景公三位国君的国相，执政５０余年，匡国救弊，力图中兴。
  他“以节俭力行重于齐。……食不重肉，妾不衣帛。……国有道，即顺命，无道，即衡命。以此三世显名于诸侯。”晏婴谏君，经常“犯君之颜”。当齐庄公被崔杼杀害时，晏婴在崔杼面前枕尸而哭，崔杼以其“民之望也，舍之得民”而免杀。晏婴谏齐景公，言不隐过，辞锋义锐。
  当景公闻晏婴死，“四下而趋，行哭而往”，在前往的途中，怀疑车马行速不快，四次下车而行。司马迁在评价晏婴时说，“进思尽忠，退思补过”，“假令晏子而在，余虽为之执鞭，所忻慕焉。”（《史记·齐太公世家》，《史记·管晏世家》）。
　　齐威王是战国时期在诸国中德高望重的国君。
  此时的齐国不仅在经济、军事实力上属七国之最，而且以德著称于天下。威王以邹忌为相，以田忌为将，以孙膑为军师，悉心纳谏，广揽人才，惩治奸吏，使齐“最强于诸侯”（《史记·田敬仲完世家》）。齐威王爱才如宝，国相邹忌初见威王时，以“琴瑟调而天下治”为话题与威王论之，威王慧眼识才，“邹忌子见三月而受相印”（《史记·田敬仲完世家》）。
  其中，邹忌讽齐王纳谏被传为历史佳话。邹忌听说有一位徐公长得很美，有一天问其妻子，“吾与徐公孰美？”妻子说“君美甚，徐公何能及君也！”邹忌不自信，又问他的妾和客人，得到了同样的回答。然而，当他见到徐公以后，深感不如徐公美，由此他悟出了很多道理。
  于是对齐威王说，全国大多数的人都不敢获罪于国君，是因为他们或者私于您，或者求于您，或者畏于您，由此观之，您受的蒙蔽太深了。齐威王因之从善如流，下令“群臣吏民，能面刺寡人之过者，受上赏。上书谏寡人者，受中赏。能谤议于市朝闻寡人之耳者，受下赏。”史载，“初令下，群臣进谏门庭若市，数月之后，时时而闻进，期年之后，虽欲言，无可进者。
  燕赵韩魏闻之，皆朝于齐。”（《战国策·齐策》）。
　　齐宣王是齐国后期的一位很有作为的国君，以广纳贤士、善听诤言而闻名。他仍然以邹忌、田忌、孙膑和田婴为将相，这是他事业成功的首要因素。史称宣王时“诸侯相王”，“三晋之王皆因田婴朝齐王于博望，盟而去。
  ”（《史记·田敬仲完世家》）。宣王的另一特点是善听诤言和喜好游辩之士。先后倾听过颜蜀、田过、王斗、闾丘茆、香居等人的忠告和诤言。如王斗进谏，“宣王因趋（快步）而迎之于门。”王斗直讥宣王之弊端，宣王由怒而思，由思而向王斗谢罪，“寡人有罪国家”。
  “于是王斗举士五人任官，齐国大治”（《战国策·齐策》）。
　　明君与贤相之间的关系虽然是相辅相成的，但是明君是关键。一般的情况是有明君才有贤相，有英主才有良臣。如姜太公“尝事纣，纣无道，去之。游说诸侯，无所遇，而卒西归周西伯。”《史记·齐太公世家》）。
  再如晏婴，他事君三代，虽然都是殚精虑国，但是治绩不一。贤相良臣常有，明君英主实稀。国君，以任贤容能为英，以举纲善断为明。大臣，以尽心竭力为贤，以扬善救弊为能。 
　　因时变革 
　　因时变革是齐国历史的一个重要特征。最突出的是三次大的变革。
  
　　一是姜太公“因俗，简礼”和“通商工，便鱼盐”。姜太公封为齐国始祖之后，刚五个月就向周公报政，周公问“何疾也？”太公答“我简其君臣礼，从其俗为也。”他认为“政不简不易，民不有近；平易近民，民必归之。”（《史记·鲁周公世家》）。同时，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行九府圆法。
  九府圆法即货币之法，以助商工之业和鱼盐之利。史载太公先立“九府圆法”于周，“退行之于齐”。他把货币之法视为“知开塞之术者，其取天下如化，是为政之大端也。”荀子对此评价说“财货流通，无不尽致其用，四海之内，若一家也。”（《通典·食货》）。经过太公的改革，“人民多归齐，齐为大国”。
  
　　二是齐桓公用管仲推行的政治、经济、军事改革。首先改革行政管理体制，“制国以为二十一乡：工商之乡六；士农之乡十五；公帅五乡焉，国子帅五乡焉，高子五乡焉。参国起案，以为三官，臣立三宰，工立三族，市立三乡，泽立三虞，山立三衡。”这一改革一举多得：通过使民类聚，专业生产，同类授业，以利技巧；通过分类务事，使民不相蛊惑；通过兵农合一，农战结合，使国泰民安，而且有利于形成社会公德，使人们“祭祀同福，死丧同恤，祸灾共之。
  ……世同居，少同游……居同乐，行同和，死同哀。”（《国语·齐语》）。其次改革官吏选拔制度，通过乡选、官选、君选三个环节选拔各级官吏。主张“论材，量能，谋德而举之”，并规定对初选的人员，必须到其所在的乡里进行考察，“退问之其乡，以观其所能而无大厉”，若考察合格，任为“赞”，即早期的实习和助理制。
  再次改革了税制，打破了“力役税”，根据不同的土地等级和物产而征税，从而“相地而衰征，则民不移”。同时改革关税，“使关市几而不征”，鼓励国与国之间的贸易，以“通齐国之鱼盐于东莱。”（《国语·齐语》，《管子·君臣》）。这些改革使齐国“以区区之齐在海滨，通货积财，富国强兵。
  ”（《史记·管晏世家》）。
　　三是齐威王的吏治改革。齐威王即位之初，面临的处境是，国家危机，“诸侯并伐，国人不治”，内外交困，四面楚歌，长达九年（《史记·田敬仲完世家》）。为匡国救弊，威王首先从吏治入手，亲察吏治。他派使臣深入乡里，实地观察，微服私访，获取实情，然后重奖严惩。
  其中，给务实爱民、不善求名、曾遭诽谤的即墨大夫以重奖和正名，封之万家。对贿上窃名、不务民事、不修国防的阿大夫，烹杀示国。对朝中曾经赞誉阿大夫的左右臣僚，一并烹之。并以此为契机，修订法律以督奸吏。威王在对二人行使赏罚之前，有一番话很值得深思。他对即墨大夫说：“自子之居即墨也，毁言日至。
  然吾使人视即墨，田野辟，民人给，官无留事，东方以宁。是子不事吾左右以求誉也。”对阿大夫说：“自子之守阿，誉言日闻。然使使视阿，田野不辟，民贫苦。昔日赵攻甄，子弗能救。卫取薛陵子弗知。是子以币厚吾左右以求誉也。”威王通过改革吏治，大震于天下，“于是齐国震惧，人人不敢饰非，务尽其诚，齐国大治。
  诸侯闻之，莫敢致兵于齐二十余年。”（《史记·田敬仲完世家》）。
　　因时变革是事物发展变化的客观要求。法久必生弊。持则危，僵则死。一切事物都是在变异中衍生，变则通，通则久，久则变，这样才能循环无穷，螺旋式发展。变革与创新是一对孪生同胞。没有变革就没有创新，没有创新就没有变革。
  变革与创新都是事物发展运动的方式或途径，都是一个民族发展与生存的灵魂。 
　　重民务实 
　　齐国行政的务实性主要体现在“因民俗”、“重人本”和“治国必先富民”等治国措施上。
　　首先是“因民俗”。姜太公“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劝女工，极技巧”，就是因为他注重“因民俗”，以充分发挥齐国的地利和民俗之优势。
  这是“人民多归齐，齐为大国”的一个主要原因。齐桓公和管仲的改革之所以成功，也是由于他们坚持了“因民俗，顺民欲”和“与俗同好恶”的原则。史称“管仲任齐相……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下令如流水之原，令顺民心”，“故论卑而易行”。
  （史记·管晏列传））。
　　其次是“重人本”。一是重百姓修养生息。强调不误四时、不夺民力是生财之道，取而有度、节而有制是用财之法。管仲的名言是“地之生财有时，民之用力有倦”，“取于民有度，用之有止，国虽小必安。取于民无度，用之不止，国虽大必危。
  ”“民，予则喜，夺则怒。民情皆然。”（《管子·权修》，《国蓄》）。二是视贤才为国宝。把人才视为成就一切事业的基础。如齐威王与梁惠王论国宝，梁惠王以珠玉为宝，并以珠玉饰车十二乘为炫耀。威王说：“寡人之所以为宝与王异，吾臣有檀子者，使守南城，则楚人不敢为寇东取，泗上十二诸侯皆来朝。
  吾臣有盼子者，使守高唐，则赵人不敢东渔于河……。吾臣有种首者，使备盗贼，则道不拾遗。将以照千里，岂特十二乘哉！”（《史记·田敬仲完世家》）。
　　其三是治国必先富民。这是管仲的一个重要思想。他认为“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民穷则难治。
  ”“善为国者，必先富民，然后治之。”这是因为“国多财则远者来，地辟举则民留处”，“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民富则安乡重家，安乡重家则敬上畏罪”，“民贫则危乡轻家，危乡轻家则敢凌犯禁”。（《管子·牧民》，《治国》）。在这些思想的指导下，齐国始终坚持本末兼营，农工并作，产商互补。
  尤其是强调“无市则民乏”，一以贯之地坚持太公之制，“设鱼盐商工之利”，富国强兵。再如晏子治东阿，“属托不行，货赂不至，陂池之鱼，以利贫民……民无饥。”（《晏子春秋》卷七）。
　　重民务实是富民兴国的基本法宝。齐国的历史告诉我们，一切富民兴国的措施，都必须建立在重民务实的基础之上。
  鲁国和齐国是同时分封的国家，为什么鲁国既没有跻身于春秋五霸，也没有进入战国七雄呢？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徒言礼，不能自立”，“礼极伤国”是一个重要的原因。晏子曾对孔子做过这样的评价：“好乐缓于民，不可使亲治”，“厚葬破民贫国，久丧道哀费日，不可使子民”，“威仪加多，而民行滋薄；声乐繁充，而世德滋衰。
  ”（《晏子春秋》卷八），此皆言礼极之弊。 
　　文化兼容 
　　齐文化的基本内涵可大致概括为：倡变革、尚法制、重工商、尊学术、兼义利。可见其融合了百家之道，既有务实之光，又有理想之彩，是人类优秀思想的合璧。齐文化的兼容性和开放性，得益于齐国的两大创造和历史大潮的推动。
  
　　第一大创造，把周王朝的制度与齐国的风俗、传统、地理结合起来。这一结合首倡于姜太公。由于太公是周王朝的开国元勋，有德、有能、有望，他于齐国施新政，周王朝一般不会干预或无力干预。况且周武王、周公旦、周召公均为开明的英贤，对太公深信无疑。这些有利的条件，为太公从齐国的实际出发推行改革，独立施政，提供了政治保证。
  
　　第二大创造是创建稷下学宫。稷下学宫是促进齐文化开放和兼容的沃土。稷下学宫是齐国创造的我国古代最早的学术活动和政治咨议中心。因学宫建于国都稷门之下，故称稷下学宫。它创建于田齐桓公，复盛于齐宣王，延续了一百四五十年之久。这个学术和咨议中心汇集了各国的道、法、儒、名、兵、农、阴阳等百家之学，自由讲学、自由辩论、自由著书立说，言治乱之事理，献治国之宏谟，为国君的富国强兵充当咨议。
  同时也成了齐国国君的“人才市场”，从中选贤任能，辅国兴政。如齐宣王时，扩置学宫，招取天下贤士千人，任其“不治而议论”，其中七十六人被尊为“上大夫”。著名的有孟子、彭蒙、田骈、慎到、尹文、荀况、邹衍等等。其中，荀子“最为老师”，“三为祭酒”，即出任学宫主持人。
  稷下学宫的创建，开辟了民主议政的先河，不仅促进了齐国的昌盛，而且促进了春秋战国时期大中华的百家争鸣。
　　所谓历史大潮推动，是指大变革的历史潮流和争霸称雄的年代，加快加大了齐文化的开放性和兼容性。当天下共周王的格局被打破以后，中国历史便进入了春秋战国时期，这是一个生与死高节奏、兴与亡快节律的历史时期，是国不可懈、君不可怡、臣不可苟的历史年代。
  各国为了生存、富强和争霸，无不竭精殚虑，谋求发展。这首先表现为思想空前解放，对各类思潮、各种学派，均不敢轻视或放弃。所以客观上促进了思想文化的融和。齐国当时正处于春秋首霸和战国魁雄的地位，无论在争霸称雄的过程中，还是为了巩固既得的地位，都会促使齐国文化在广度和深度上，更快更大地开放和兼容。
  这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既尚法制，又崇礼教。管仲即是典型的法家，但是他们尊重儒家学派，推崇孟子、荀子等人的思想。孟子曾任过齐国的上卿，荀子曾三任齐国祭酒（主管教育的学官）。二是既重王霸政道，又重民生技巧。如孔子言王道，重等级，耻于言平民技巧。
  而墨子主张废等级、重技术、近平民。二者的思想是对立的，但在齐国得到了有机的统一。这种开放性和兼容性是齐国成为春秋五霸之首和战国七雄之魁的主要原因。《战国策·齐策一》载：“临淄之途，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如雨。”这一记载，反映了齐国社会的繁荣和昌盛。
  
　　齐文化的兼容性、开放性，不仅促进了齐国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的巨变，而且代表了社会发展的方向。实践证明，文化兼容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文化兼容是治国理民的客观要求。国家和社会是一个复杂的客体。管理国家和治理社会，必须礼法并举，王霸兼施，虚实合用，靠封闭的文化和单一的手段治国理民是违背客观规律的。
  实践也证明，大势所迫和励精图治的愿望是思想开放的动力，思想开放又是文化兼容的前提和手段，没有开放就难以兼容。 
　　尊王礼邻 
　　所谓尊王礼邻，即尊周室，礼诸侯。这是齐国称霸争雄而奉行的政治战略，目的是为谋求自身的发展，创造宽松有利的政治环境。
  历史上越是雄才大略的英君贤相，越是注重这一战略。礼邻的实质是建立统一战线，尊王的实质是追求秩序和正统，名正而言顺。
　　齐国的尊王礼邻战略，贯穿于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各个领域和环节。姜太公是政治上尊王的大师。他尽管曾经与周公同时辅佐文武二王，但在周公摄政期间，他不拘常规，治齐五个月就向周公报政，而周公之子鲁国之君伯禽却在三年后才向周公报政。
  太公以此证明尊王之诚。春秋首霸的齐桓公也是如此，在周王失尊、王室衰微的政治格局下，尊周王如故（当时为周襄王）。齐桓公二十三年，“命燕君复修召公（召公是燕国始祖）之政，纳贡于周……”（《史记·齐太公世家》）战国七雄之魁的齐威王，更是以尊王而扬德于天下。
  威王时周朝进一步衰微，诸侯不朝，而威王独树一帜，西朝周烈王，天下以此称其贤。
　　所谓礼诸侯，即与诸侯修缘结好。史载，齐桓公“忧天下诸侯”，对邻国出现的政治、经济、军事困境，无不相助，或出兵，或出财，或割地，或出使，对诸侯“拘之以利，结之以信，示之以武”，所以众诸侯“就其利而信其仁、畏其武”（《国语·齐语》）。
  其中，齐桓公“割地予燕”就是其礼诸侯的一个典型事件。齐桓公二十三年，少数民族山戎侵燕，“齐桓公救燕，遂伐山戎，至于孤竹而还。燕庄公遂送桓公以入齐境。桓公曰：‘非天子，诸侯相送不出境，吾不可以无礼于燕’。于是分沟割燕君所至与燕，命燕君复修召公之政，纳贡于周，如成康之时。
  诸侯闻之，皆从齐。”（《史记·齐太公世家》）另外，他还通过多次会盟与邻国结好。
　　礼诸侯的另外两位大师是管仲和晏婴。管仲建议齐桓公“亲邻国”，措施为“审吾疆场，而反其侵地；正其封疆，无受其资；而重为之皮币（钱财和礼物），以骤聘眺于诸侯（相互访问），以安四邻，则四邻之国亲我矣。
  ”还要“为游士八十人，奉之以车马、衣裘，多其资币，使周游于四方，以号召天下之贤士。”（《国语·齐语》）。晏婴不仅是一位贤相，而且是著名的外交家，在朝，劝君礼邻；出访，不辱君命。其事迹多载于《晏子春秋》。
               
　　齐国的圣哲贤能给我们的启示是：君子不以傲处邻，贤者不以倨凌上，礼邻奉上是延伸社会舞台的经纬。
  礼邻，即对近邻要以礼相待，包括邻国、邻乡、邻里、邻居、邻业、邻职、邻岗、邻人等等。奉上，是指敬领袖，尊首长，恭父老，礼师长。善于礼邻奉上是一种美德，也是一种可贵的能力，它可以创造良好的成事立业的环境和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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