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上的都把生平说得这么清楚，那我说一下别的
提到柏拉图一般也会提到苏格拉底
我们知道，苏格拉底的伦理学和哲学方法导致他去寻找普遍性的定义性的知识，在他来说，对有效的普遍性知识的信仰和寻求构成了一种道德努力，但是，关于这些普遍性知识的性质和对它们的认识所涉及到的一些形而上学、认识论和政治理论的问题，苏格拉底并没有更多地探讨，而这些问题占据了柏拉图的身心。
  例如，按照苏格拉底的对话者向苏格拉底提出的学习悖论，苏格拉底怎么能探究他所不知道的东西呢？要么他已经认识这个东西，因此无须在做研究，要么他不认识这个东西，因而即使发现了这个东西，他也不可能把它认出来。他将无法辨别这个东西的实例。
柏拉图为苏格拉底式的归纳性探讨提供了一个思辨性的解释。
  确实，我们不能认识我们所不认识的东西，当它来到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无法认出它就是我们要寻找的东西，但我们却可以回忆起我们一度遗忘的东西。因此，一切学习，并不是学习我们所不知道的东西，而是对于我们已经知道的东西的回忆。这种回忆的第一步是“真的意见”，它像是一个梦，然后利用安排好的发问，我们从意见上升到知识。
  那么，我们是在哪里见过这些知识呢？在出生之前。灵魂本来居于天上，在那里看到过纯粹的理念世界，因而具有了天赋的知识。但是当灵魂从天上跌落到地上，下降到肉体之中以后，由于身体的干扰或污染，它忘记了过去曾经观照过的东西。只有通过学习和适当的训练，才能使它回忆起过去所曾拥有的知识。
  作为证明，柏拉图对话中的苏格拉底通过适当的提问，使从未学过数学的奴隶知道如何计算正方形面积，知道两个正方形之比等于它们的边长平方之比。
知识也是一个不断诞生的过程。在柏拉图的描述中，我们的最初的肤浅的对人的爱是因为他们的肉体上的美而生的爱；更深入的知识使我们因他们头脑上和个性上的可敬品质而爱他们。
  但是我们也在生活的方式、社会秩序、社会与政治事业中发现这些可敬的品质。柏拉图假设，如果我们的爱与渴望得到完全的发展，我们将会爱上美的形式以及其他形式，它是唯一的，不变的，纯粹的，单独在它自身之中并和它本身在一起，在它形式的统一和永恒之中，而所有其他事物只因为“分有”这美，才成为美的事物。
  这时在我们面前展开了一种可敬的理性秩序。我们开始了我们与实在的交往，产生了领悟与真理，只有这时我们才算是真正地出生和成长了。
柏拉图还将获得哲学知识的过程描述为一个不断死亡的过程。他说，哲学乃是死亡之练习。他的理由是，既然原初的知识是在灵魂降落在肉体之前获得的，既然灵魂在肉体中忘却了知识，那么只有尽量地净化肉体的污染，才能尽可能地接近知识。
  而最彻底的净化是灵魂与肉体的完全分离，这意味着个人生活的终结，灵魂重新回到对理念的观照，最高的智慧只有在死亡之后才能达到。因此，哲学家是唯一不畏惧死亡的人。这种理性生活过程的描述是神秘主义的。它意味着我们那些与肉体相联系的不纯粹的观念的不断的死亡。
  对于宗教神秘主义来说，重要的是肉体死亡之后，灵魂仍然能够拥有持续不断的生命。对于哲学神秘主义来说，重要的是在那些对人生具有支撑作用的观念死亡之后，心灵依然能够拥有不断的生命。
所有这些描述都指向一个超出感觉的理智世界，要求我们上升到探索理念和所有理念的普遍联系的水平。
  “既然整个自然界都相互类似，而且灵魂已经认识到所有的事物，那么只要一个人回忆起一件事情——人们把这一过程称为学习——任何东西都无法阻止他亲自去发现所有的其他事情，假如他是勇敢者，而且不厌烦这种探求。”
因此，在苏格拉底那里认定为个别意见之归纳的东西，在柏拉图那里转变成凭借记忆而进行的直观，转变成对更高、更纯粹的直觉的反省。
  这是柏拉图不同于苏格拉底的第一步。柏拉图不同于苏格拉底的第二步是，这种纯知觉，与引起这些知觉的物体的多样性相对应，产生了观念上的多样性，由此就产生了科学的进一步的任务：即了解理念彼此之间的关系。这点特别重要，因为它直接导致了对于概念之间的逻辑关系的理解。
  这种借以求得理念与理念之间的相互关系的整体的逻辑运算，柏拉图称之为辩证法。辩证法，在智者那里是指论辩的艺术，苏格拉底使之成为以问答方法发展科学知识的艺术，最后在柏拉图那里，成了从概念上把握存在者的艺术，一种科学理论，一种认识事物的真正实在的手段。
  
三、理念世界
苏格拉底已经表明，在各种正义的行为之外还存在着一个正义本身，在各种虔敬行为之外还存在着虔敬本身，这种正义或虔敬本身构成了我们的认识对象。但是，如果我们以可感知术语寻求定义，我们就会发现正义既是还债又是不还债，或一根棍子既长又短，如此等等。
  特殊的事物永远具有相反的特性：美的事物在某些方面也是丑的，正义的事物在某些方面也是不正义的，一切个别的可感觉的对象，都具有这种矛盾的性质，所以它们介于存在和不存在之间，只适合作为意见的对象，而不适合作为知识的对象。一个赫拉克利特就会将这种对立称为正义。
  怀疑论者就会论证说，这证明我们并不拥有对于正义实际是什么的知识。因此，柏拉图认为，如果我们能够拥有知识，并且如果正确的苏格拉底定义是可能的，那么必定存在着不可感知的、稳定的与完全的理念。
柏拉图认为，凡是若干个体有着一个共同的名字的，它们就有着一个共同的“理念”或“形式”。
  例如，虽然有着许多张床，但只有一个床的理念或形式。正如镜子里反映的床仅仅是现象而非实在，所以各个不同的床也不是实在的，而只是理念的“摹本”；“理念”才是一张实在的床，而且是由神所创造的。对于这一个由神所创造出来的床，我们可以有知识，但是对于木匠们所创造出来的许多张床，我们就只能有意见了。
  作为回忆和观看对象的乃是理念世界。
由于理念在方法论上以一种纯形式的方式被界定为类概念，所以根据柏拉图哲学的最初草案，事实上存在着一切可能的事物、性质和关系的理念。不仅有善和美的理念，而且也存在着恶和丑的理念。无论何种类概念均属于纯形式的更高级的世界。
  
柏拉图哲学奠基于理智世界和感觉世界的截然划分。他将理智和感官知觉各分为两种。关于两种感官知觉，我们可以不用管它。两种理智被分别称为理性和悟性。在这两种理智之中，理性是更高级的，它只涉及纯粹的理念，而它的方法是辨证的。悟性则是数学里所运用的那种理智，它之所以低于理性是因为它使用的假设是它自身所不能证明的。
  例如在几何学里我们说：“假设ABC是一个直角三角形”。如果要问ABC实际上是不是一个直角三角形，那就不对了，尽管我们有把握说，教师在黑板上所画的三角形绝不是一个直角三角形，因为我们不能画出绝对的直角来。因此，数学并不能告诉我们实际有什么，而只能告诉我们，如果……，则会有什么。
  在感觉世界里并没有直角，所以如果数学要具有比假设更多的真理的话，我们就必须在一个超感觉的世界里找过超感觉的直角存在的证据。悟性是不能做到这一点的。而理性是可以做到这一点的。
柏拉图认为认识在于从对于感觉世界的关注转向对于理念世界的关注。他用不同的比喻来说明这种转向。
  在太阳比喻中，他说视觉和别的感官不同，不仅需要有眼睛和对象，而且还需要有光。理念世界就是当太阳照亮物体时我们所看到的东西，而万物流转的世界则是一个模糊朦胧的世界。对于后者我们只能有意见，而对于前者我们则可以获得知识。赋予被认识的东西以真理性并赋予认识的人以认识能力的东西，就是善的理念，它是知识的原因。
  在洞穴比喻中，他说，那些缺乏哲学的人就像是关在洞穴里的囚犯，他们只朝着一个方向看，因为他们是被锁着的；他们的背后燃烧着一堆火，他们的面前是一座墙。在他们与墙之间什么都没有；他们所看到的只有他们自己和他们背后的东西的影子，这些都是由火光投射到墙上来的。
  他们不可避免地将这些影子看成实在的，而对于造成这些影子的东西却毫无观念。最后有一个人逃出洞穴来到太阳之下，才第一次看到了实在的事物，发现他自己在这之前一直是被影像所欺骗的。如果他是一个适合做卫国者的哲学家，他就会感觉到他的责任是再回到他从前的同伴那里去，把真理教给他们，给他们指示出来的道路。
  但是，他想说服他们是有困难的，因为离开了阳光，他看到的影子还不如别人那么清楚，而在别人看来，他仿佛比逃出去之前还要愚蠢。
二、灵魂之不朽。
苏格拉底假定灵魂的存在，他总是坚定地确信，照料灵魂是人的最高任务，并确信肉体应该为灵魂服务，适应灵魂的需要。
  至于肉体死后，灵魂继续存在这一问题，他并没有最后回答。与此不同，柏拉图不仅和苏格拉底一样确信灵魂至高无上的重要性，而且他还希望去证明这一信仰的正确。为了这一目的，他利用奥尔弗斯-毕达哥拉斯的神秘主义，将它与理念论结合起来，给灵魂不朽的信仰提供了一个形而上学的基础。
  
苏格拉底劝告雅典人关心他们自己和他们自身的真正的福祉，而不要去关心它们的外在的占有。真正关心我们自身，我们就必须关心我们的灵魂，使得它要尽可能地有德行；没有其他什么利益能够弥补我们因为自己有邪恶的灵魂所造成的损害，并且仅当我们的灵魂是有德的时候，我们的福祉才是安全的。
  美德乃是灵魂的健康，而灵魂的健康乃是我们的真正的健康。苏格拉底未经解释地假设，我的信仰、选择、目标和个性比起我的心脏、手臂或体重是更为属于我自己的部分。柏拉图则试图对此加以解释。他论证说，每个人就是他的推理和思考能力，而由于理性的智慧是不朽的，所以每个人都是不朽的。
  这是一种强烈二元论的学说：肉体和灵魂是两种不同的东西，灵魂是非物质的、不可感觉的与不朽的，而肉体是物质的，可以感觉到的与有死的。灵魂不需要感觉就可以知道理念，并且就像理念一样是感觉不到的和不可毁坏的。柏拉图要求将我们自己——我们的理性灵魂——从感觉的歪曲中解放出来。
  
柏拉图有关不朽的结论意味着我们被等同于我们的理性能力，等同于对所有其他东西的排除。要接受这一观点，我们必须同意，如果我的纯粹理性能力被从我的所有其他精神的或肉体的状态中分离出来之后，我还是同一个人。柏拉图因此似乎未能表明，苏格拉底的理性不朽保证了苏格拉底的不朽，如果这一纯粹的理性缺少苏格拉底的感觉感知、情感、欲望、经验和记忆，我们会怀疑它如何与苏格拉底某一肢体器官相区分，这一肢体器官偶然幸存下来，而没有其余能力留下来。
  更有甚者，当每一纯粹理性都从死前的经验、欲望和生活的目标中解放出来，似乎完全无法区分它们之中的每一个。
三、辩证法或理念论
    四、美德与哲学
看到了这一秩序，我们就会希望以我们影响世界的方式去“传播”美。就我将我的特征与个性体现在其他人身上这一点而言，我传播了我自己；就我在其他人身上体现了我所推崇与钦佩的品质而言，我在传播美的同时也传播了我自己。
  在柏拉图看来，这种对我们自身的传播是对我们无缘享有的不朽的最佳替代物。因为我们不能永远在我们身上体现我们对美与价值的概念化，我们要把它传播到其他人身上，传播到艺术作品中，制度之中和整个社会之中。
因为哲学家有正确的价值，他们要在他们自己的生活和其他人的生活中产生正义和其他美德。
  他发现必须实践他通过观察理念所看到的牢固树立起来的东西，要在人的特性中，在私人和公众那里去实践这些东西，而不仅仅是完善他自己。这种必要性驱使哲学家在理想的国度中去肩负起政府的职责。在哲学家认识到理念之后，他本来可以不回到人类社会中来，但是经过思考万物之后，哲学家认为统治是符合他自己的利益的，因为政府的活动在适宜的环境下是表达他对其他人身上的理念的爱的最好的方式。
  
五、理想国
苏格拉底并没有论证一种形式的政府好过另一种政府。他也没有系统阐述判断一个政府或一种体制的伦理标准。虽然他的一生历经内战与制度变迁，但他并未试图去解释它们，或者试图去展示它们如何才能得以避免。柏拉图提出了这些问题。他论证说，除非由哲学家来统治，否则正确类型的国家不可能存在。
  
现存的政治体制充满了阶级利益冲突。民主制度迎合多数人的错误的欲望，而其他形式的政府迎合的是更少数人的同样错误的欲望。要避免阶级冲突，一个城邦必须由知道如何达到共同利益的人依据共同利益来统治。因为大多数人并不知道他们自身的利益是什么，或者什么将会促进共同的利益，所以，他们不应成为统治者，那些具有必要知识的人是知道理念的哲学家，因此必须由他们来统治理想的国家。
  
因为统治者必须为了共同的利益正确使用他们的知识，柏拉图尽力使他们在道德上不会腐化。他们没有私有财产或核心家庭，这些会使他们从共同利益分心。他们的早期教育鼓励他们关注共同利益。他们的哲学教育培养他们对理念的爱，并导致他们产生将这些形式体现在国家的制度与实践中的欲望。
  要胜任统治的重任，有着合适自然才能的人需要受到许多年的教育，为此他们从童年就被挑选出来，其中大多数但不是团体，是从统治阶级的儿童中挑选出来。
由士兵和生产工人组成的“下层”阶级受到了足以使他们能够赞赏他们从哲学家的统治中得到的利益，而又不致于打扰哲学家的教育。
  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自己的真正的利益，所以不能由他们自己的理性来统治。但是，如果他们完全服从哲学家的理性，那么他们将与心灵的正义贴的最近。
柏拉图认为其他的章程法规都是对利益的错误概念化的产物，也是灵魂的各部分之间不和谐关系的产物，这导致了国家各部分之间的不和谐关系。
  他的批评并不意味着他一直想要或计划推翻雅典的民主政体。即使在适当的条件下哲学家的统治更可取，民主制也是在不完善条件下对不完善的人民来说更好的选择。如果不存在可以得到的哲学家——统治者，或者大多数人不愿意接受哲学家的统治，那么，也许最好是接受民主制而不是推翻它。
  
柏拉图之所以拒绝民主制是因为他相信一种客观的人类利益，而他的理由可以像应用于希腊民主政体一样应用于现代。如果价值乃是一些主观偏好，同样没有客观根据，那么除了我们自己的主观偏好之外我们又拿什么来拒绝希特勒的价值爱好呢？
柏拉图对民主制的态度开创了一种哲学敌意或冷漠的传统。
  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曾经从雅典的民主制度中得益。如果不是雅典人早已经在民主制度下习惯了有目的地倾听与评价有关道德与政治问题的理性论证的话，他们也许会发现在哲学讨论中难以引起人们的兴趣。最终希腊的民主制度衰亡了，随后，有益于哲学的论辩习惯也最终衰亡了。
  辞藻华丽的公共演说从论辩与适度的理性说服转向谄媚、颂扬与炫耀。在后来，哲学也丧失了它的论辩特征。
另一方面，我们对柏拉图的批评实际上支持了他对道德与政府问题探索的途径。如果我们通过承认诉诸柏拉图所忽略的客观价值来支持民主，那么我们就承认了柏拉图在将道德与政治问题当做寻求客观价值的合适领域时是正确的。
  他要用理性的、客观的探究结果来取代强力、操纵、宣传与漠视的支配地位。但就此同意他的观点并不是欣赏他的理想国。
六、宇宙秩序。
对自然秩序的最好解释是将世界解释成智慧设计的产物。善的理念解释了其他理念的本质，这些理念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这对它们的存在来说是最好的方式。
  善也解释了可感知世界的本质，这个世界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它分享了理念的目的取向的秩序。柏拉图认为，世界确实是一件制造品，由一位“工匠”或“世界创造者”所制造，他在制造时参照理念，正如木匠参照一个理念来决定他所要制造的床或桌子的理想与规范一样。
创造世界者是一个神，因此，在柏拉图看来，他必定是完全的善，并且脱离了嫉妒和怨恨。
  认为诸神有着人类局限的荷马式的概念与神作为世界秩序设计者的本质不符合。像这位哲学家一样，创造世界者看到了形式的和谐与目的取向的结构，并且要在世界上传播这种结构，因此在这一结构中复制了他自己的灵魂的秩序。
哲学家在他的创造性工作中不能总是期望完全的成功，因为人类的自然倾向使得这些倾向不能完美地适应于他的工作。
  创造世界者面对着自然材料中同样的不完美性，他必须用这些材料来组成一个有序的世界，因此，他所创造的世界也不完美的。除了神圣的原因，即为了最好的结果而安排事物的头脑以外，还存在着一个次要的游荡的脱离正轨的原因来解释那些不能用目的论的方式解释的过程，甚至某些规范的统一的过程。
  在承认这一次要原因的存在时，柏拉图向原自论者作出了让步，承认不是每一个过程都有一个目的论解释。但是他确信，原子论者以及其他自然主义者试图从宇宙中完全取消目的是完全错误的。
柏拉图的许多难以理解的学说往往直接出现在各种教材和论著中，他们构成了我们关于柏拉图和柏拉图哲学的“知识”。
  我们就根据这些知识来理解柏拉图。结果我们看到的是一个让人难以忍受的柏拉图，觉得他尽管有时能提出一些有趣的思想，可是他好象经常要求我们相信他无法证明的一些东西，或者在需要证明的时候讲起了神话故事。此外，他还是一个反民主的贵族主义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他背上了与尼采一样的骂名，因为他的理想国被认为曾促使希特勒形成其极权思想。
  
对于柏拉图的这种“切割”和“压缩”工作妨碍了我们对于柏拉图的真正理解，无论我们是赞扬还是批评他的论点。它使我们看不到柏拉图的对话是一个整体，看不到它所包含的戏剧性因素的重要性，不肯和他一起进行哲学的思考，而邀请读者和他一起进行哲学思考，这正是柏拉图对话录的目的。
  在柏拉图的对话中存在着太多的矛盾和可争议的地方，他通过这些地方来邀请我们进入哲学的争论和思考，而在我们的教科书中，这些矛盾和困惑却连影子也看不到了。比如说，探讨如何才能培养人的美德的一篇对话，最后却把责任推给上帝。一篇试图证明灵魂不死的冗长的对话，却以主要人物的死亡而告终。
  一篇将哲学家抬高到政治领袖地位的对话，最后讨论的却是艺术。苏格拉底的追随者聆听了导师关于灵魂不死的教诲，但是在他们的导师告别人世之际，他们却拒绝这种教诲，流下了悲痛的眼泪。“理念论”被认为是柏拉图著作的基石，但在柏拉图的对话里却遭到了当时最有声望的哲学家的批评。
  苏格拉底在《会饮篇》中说第俄罗提玛是他的老师，而阿里斯多芬证明，苏格拉底这个故事是编造的。他宣称他有灵魂不死的证据，最后这些证据却都不能成立，柏拉图想通过这些错误的论证，教给读者什么东西呢？这个所有这一切都暗示了一种令人不安的因素，似乎一切都是隐蔽的晦暗的、不可捉摸的，充满了进一步怀疑和思考的丰富可能性。
  消除柏拉图作品中的所有疑点，会错失理解这些作品的一个基本要素。对于柏拉图来说，哲学不是一种简单的知识工具，而是一种深入灵魂的体验和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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