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这个科学概念时说：“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马克思主义必须通过民族形式才能实现。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而不是抽象地应用它。
成为伟大中华民族之一部分而与这个民族血肉相连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在这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民族化”这一基本内涵非常明确。
此后，毛泽东又提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或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实践（或具体实践）相结合（或之统一）”的科学概念，来表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这两个科学概念的提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认识史的第一块里程碑。 二是明确了“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特色革命道路。
先是在六届六中全会报告中，毛泽东根据抗日战争的新形势，分析了中国社会的特点，指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革命不是先占城市后取乡村，而是要走相反的道路。这就是“乡村能够最后战胜城市”的道路。随后，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等著作中，毛泽东进一步阐释了中国革命走这条道路的必然性、必要性和可能性等问题，并且深刻地论述了这条道路是中国革命胜利之路的基本经验，这就是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的“三大法宝”思想。
“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条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的开辟及其理论上的成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重大成果。 三是构建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核心理论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革命道路理论无疑是中国革命的重要基础理论。
但是，如何对党在二十世纪上半叶领导的革命进行定位，更为系统、深入地回答中国革命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则不是这个理论所承担的任务，而需要外延更大、层面更高的理论来解决。抗日战争的伟大实践，锻炼了中国共产党人正确处理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相互交错呈现的极端复杂局面的驾驭能力和斗争本领，促进了中国革命理论的提升。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进一步总结了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和抗日战争的新鲜经验，提出了“新民主主义”概念，对党领导中国革命的性质进行了科学定位。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这时构建的和后来继续丰富的新民主主义理论，精辟地论述了“什么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怎样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对象、任务、领导权、动力、前途、发展阶段、总路线，以及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基本纲领和政策等诸多重大问题。
这个理论为最终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作了最重要的理论建构。 四是创立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毛泽东思想，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成果之大全。在抗日战争中，党一方面制定了正确的政治路线，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坚持独立自主方针，成为抗战的中流砥柱，人民革命力量得到空前的发展壮大；另一方面，在思想路线上由于对过去党内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没有得到根本纠正，对党的许多重大历史问题，特别是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的路线是非，在党的领导干部包括高层领导中并没有统一认识，致使在一部分重要地区又发生新的错误。
在抗日战争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后，为了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坚决贯彻中央的路线和方针政策，去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党中央决定开展整风运动。这次整风运动，既是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运动，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达到一个新境界的理论提升运动。党的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二十四年来中国革命的实践证明了，并且还将继续证明，毛泽东所代表的我们党和全国广大人民的奋斗方向是完全正确的；党在奋斗的过程中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体系———毛泽东思想体系”（此为《决议》原文），以这个思想体系更普遍更深入地掌握干部、党员和人民群众，必将给党和中国革命带来伟大的进步和不可战胜的力量。
有了《历史决议》的思想基础，在党的七大，全党形成共识，决定以毛泽东名字命名的“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七大通过的新党章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
这样，我们党自创立以来第一次将自己经过千辛万苦而获得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理论成果，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 这四次理论提升，是一个同心圆的外延不断扩大、内涵愈益丰富的递进关系。最后，在这个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毛泽东思想的正确指引下，党不仅为中华民族在近代第一次打败外国侵略者作出了巨大贡献，而且取得了解放战争的辉煌胜利，创建了新中国。
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最伟大的实践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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