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不再仅仅是田野发掘、文物不再仅仅是金石赏玩的二十世纪，考古与文物就不断进入历史研究各个领域的视野，在近代学术史上，几乎每一次新发现都对学术研究产生影响，如本世纪初的甲骨文、敦煌文书、流沙坠简的发现与研究，就开拓了学术的新领域，引起了历史研究方法的变化。
自此以后，取地下的考古材料与文献对证，用域外的文献与传统的文献比较，用人类学调查的资料与历史文献研究的结果对照，几乎已经成了历史研究者的共识。
其中，七十年代以来的出土简帛文献越来越多地冲击着传统的历史学，尤其是思想史、文化史和学术史的研究，临沂银雀山汉简（1972）、马王堆帛书（1973）、定县八角廊汉简（1973）、睡虎地秦简（1975）、阜阳双古堆汉简（1977）、张家山汉简（1983）、尹湾汉简（1993），以及最近发现正陆续公布的荆门郭店一号楚墓的战国竹简、上海博物馆收购的战国竹简1，更是几乎改写了整个上古史尤其是思想文化史的看法，长沙走马楼发现的吴简虽然尚未整理和公布，但可以预言的是，由于它集中为嘉禾年间（232-238）长沙郡的资料，包括户籍簿、名刺、经济文书、司法文书2，将对下一世纪初新思路中的区域史、城市史、制度史、生活史研究发生重大的影响，当然也将间接地影响到思想史，因为思想史也需要重建那个时代的社会环境和知识背景，以理解和判断思想的语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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