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已集》
当时大概有若干人痛惜，若干人快意，若干人没有什么意见，若干人当作酒后茶余的谈助的罢。接着便将被人们忘却。久受压制的人们，被压制时只能忍苦，幸而解放了便只知道作乐，悲壮剧是不能久留在记忆里的。
惟独革命家，无论他生或死，都能给大家以幸福。
——《黄花节的杂感》
野牛成为家牛，野猪成为猪，狼成为狗，野性是消失了，但只足使牧人喜欢，于本身并无好处。
——《略论中国人的脸》
好的文艺作品，向来多是不受别人命令，不顾利害，自然而然地从心中流露的东西；如果先挂起一个题目，做起文章来，那又何异于八股，在文学中并无价值，更说不到能否感动人了。
自然也有人以为文学于革命是有伟力的，但我个人总觉得怀疑，文学总是一种余裕的产物，可以表示一民族的文化，倒是真的。
——《革命时代的文学——四月八日在黄埔军官学校讲》
因为整年的发感慨，倘是假的，岂非无聊？倘真，则我早已感愤而死了，那里还有议论。
我想，活着而想称“烈士”，究竟是不容易的。
——《略谈香港》
研究文章的历史或理论的，是文学家，是学者；做做诗，或戏曲小说的，是做文章的人，就是古时候所谓文人，此刻所谓创作家。
创作家不妨毫不理会文学史或理论，文学家也不妨做不出一句诗。
我们自动的读书，即嗜好的读书，请教别人是大抵无用，只好先行泛览，然后决择而入于自己所爱的较专的一门或几门；但专读书也有弊病，所以必须和实社会接触，使所读的书活起来。
——《读书杂谈——七月十六日在广州知用中学讲》
“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即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一定要有这种人，世界才不寂寞。
——《反“漫谈”》
自己一动不动，故我依然，姓名却已经经历了几回升沉冷暖。人们随意说说，将我当作一种材料，倒也罢了，最可怕的是广告底恭维和广告底嘲骂。
简直是膏药摊上挂着的死蛇皮一般。
——《革“首领”》
“千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这里以为平常的，那边就算过激，滚油煎指头。
——《谈“激烈”》
在中国，凡是猛人（这是广州常用的话，其中可以包括名人，能人，阔人三种），都有这种的运命。
无论是何等样人，一成为猛人，则不问其“猛”之大小，我觉得他的身边便总有几个包围的人们，围得水泄不透。
那结果，在内，是使该猛人逐渐变成昏庸，有近乎傀儡的趋势。
——《扣丝杂感》
你以为“骂”决非好东西罢，于有些人还是有利的。
人类究竟是可怕的东西。就是能够咬死人的毒蛇，商人们也会将它浸在酒里，什么“三蛇酒”，“五蛇酒”，去卖钱。
——《“意表之外”》
即使是从前的人，那诗文完全超于政治的所谓“田园诗人”，“山林诗人”，是没有的。
完全超出于人间世的，也是没有的。既然是超出于世，则当然连诗文也没有。
诗文也是人事，既有诗，就可以知道于世事未能忘情。
——《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九月间在广州夏期学术演讲会讲》
蜜蜂的刺，一用即丧失了它自己的生命；犬儒的刺，一用则苟延了他自己的生命。
与名流学者谈，对于他之所讲，当装作偶有不懂之处。太不懂被看轻，太懂了被厌恶。偶有不懂之处，彼此最为合宜。
人感到寂寞时，会创作；一感到干净时，即无创作，他已经一无所爱。
——《小杂感》
香港虽只一岛，却活画着中国许多地方现在和将来的小照：中央几位洋主子，手下是若干颂德的“高等华人”和一伙作伥的奴气同胞。
此外即全是默默吃苦的“土人”，能耐的死在洋场上，耐不住的逃入深山中，苗瑶是我们的前辈。
——《再谈香港》
唐朝人早就知道，穷措大想做富贵诗，多用些“金”“玉”“锦”“绮”字面，自以为豪华，而不知适见其寒蠢。
真会写富贵景象的，有道：“笙歌归院落，灯火下楼台”，全不用那些字。“打，打”，“杀，杀”，听去诚然是英勇的，但不过是一面鼓。即使是鼙鼓，倘若前面无敌军，后面无我军，终于不过是一面鼓而已。
我以为根本问题是在作者可是一个“革命人”，倘是的，则无论写的是什么事件，用的是什么材料，即都是“革命文学”。
从喷泉里出来的都是水，从血管里出来的都是血。
——《革命文学》
只要流传的便是好文学，只要消灭的便是坏文学；抢得天下的便是王，抢不到天下的便是贼。
莫非中国式的历史论，也将沟通了中国人的文学论欤？
——《文学和出汗》
这是我的“世故”，在中国做人，骂民族，骂国家，骂社会，骂团体，……都可以的，但不可涉及个人，有名有姓。
中国公共的东西，实在不容易保存。如果当局者是外行，他便将东西糟完，倘是内行，他便将东西偷完。而其实也并不单是对于书籍或古董。
——《谈所谓“大内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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