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山西票号之兴衰 摘 要：票号被称为现代银行的“乡下祖父”，英语中票号被称为“Shangxi Bank”。今天我们更多关注的，不是它们辉煌的业绩，而是它们在历史长河中曾走过的兴衰成败，留给后人的思考。 山西票号存在的历史背景 票号，又称为票庄或汇兑庄，是旧中国的一种信用机构。
明末清初汇票作为汇兑的工具已有流行。乾隆、嘉庆以后，由于埠际贸易扩展，汇兑业务发展迅速，专营汇兑的票号应时产生。道光初年山西平遥县日升昌颜料庄改组为日升昌票庄是最早的一家。其后，平遥、祁县、太谷三县商人继起，将原来由商号兼营的汇兑业务划出或重新集资设立票号。
形成山西人独占的一大新兴行业，通称山西票号。外国人称之为山西银行。 票号的产生同其他事物一样，是由主客观条件决定的。就客观条件——即背景来说，是在明末清初国内商品经济发展的大环境中和民间书信不通的历史结束的时刻产生的。具体来说是：明末清初，中国资本主义有了一定的发展，工商业进入工场手工业和大商业发展阶段，资本的所有权与经营权实现了分离；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工商业出现了自有资本与生产经营所需资本不平衡的矛盾，即经营资本的困难。
工商业为寻求解决资本困难的途径，企业之间相互以商品形态提供信用，从而发生了商业信用，并有了工商汇票的流通；商业信用可以调节某些企业的暂时资本困难，但充其量不过是工商业自有资本的充分利用，并不增加工商业资本的总量，所以商业信用不能完全解决工商业经营资本的困难，向社会提出信用支持的需求，从而在康熙、乾隆年间发生了银行业——账局，为工商业发放贷款和办理存款。
账局发生于京城、冀、晋等地区。没有账局的地区，江南典当铺为粮、棉、丝商人押物贷款；广州上岸，外商借款给华商。这说明，工商业经营资本困难和需要社会提供借贷的普遍性。典当铺虽“子息取轻”为粮棉丝商提供贷款，但它最后并未转化为银行。 乾隆嘉庆以来，商品生产和商品量都有了相应的发展，因此国内贸易和国际贸易发展较快，年度之内有大量的货币在各城镇间流转，依旧沿用着起镖运现的结算方式。
按说，大量货币的运来运去，商人是会要求改变运现方式为汇兑方式的，可是账局只经营存款业务而不经营汇兑业务，故而账局只设在一城一地没有分支机构。这是因为，国内民间尚处在书信不通的历史时代，故不具备经营汇兑业务的条件。 嘉庆道光年间，伴随商品经济的发展，大商业普遍实际着总分号制，以及出外经商做工人群增加，通讯成为社会的普遍要求，从而促成民信局的产生和发展，结束了我国民间书信不通的历史，为银行业经营异地汇兑业务是供了条件。
民信局由浙江宁波商人创办和主要经营，发生于“嘉道年间”，传递书信之外，也捎寄包裹和少数银钱。民信局实行分支机构制，一家信局在许多城镇设庄，一个城镇有民信局几家到一二十家，故而能邮通天下。 这就是票号产生的最主要的背景。在这种背景下，山西平遥县商人继承工商汇票的经验，于19世20年代（或道光初年）创办了中国第一家山西票号——日升昌。
山西票号迈向辉煌的成功经验 一、 明确的产权和公司治理结构 晋商当然不懂什么现代企业理论，但票号作为一个企业，其制度设计却与这套理论有许多不谋而合之处。 现代企业理论强调，企业的效率来自产权明晰，而且最有效的产权形式是股份制。票号实行的正是股份制，票号的资本称为银股，分为正股与副股。
正股是原始股，即初始的投资，通常由多个投资人出资。每股高者有1万两银子，低者有2000两银子，中间有5000两银子。股东多者有20多个，少者也有近10个。例如太谷志诚信共有21个股东。在这些股东中有一家最大，称为大东家。正股中还有倍本银和护本银，由原有股东所分的红利转化而来，以便增加资本，防范风险。
正股不拿利息，只参加分红。银股中的副股是由东家、大掌柜及其他高层管理人员的分红转化为股份，但副股只拿利息，不参与分红，相当于向票号的贷款。由这种资本结构可以看出，它已经具备了现代股份制的两个特点。股权多元化和股权相对集中。在票号中代表所有者决策的是大股东，其他股东仅是参与分红。
票号实行完全的两权分离，即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东家作为所有者只管两件事：任命大掌柜（总经理）和主持3-4年一个账期的分红，不参与票号的经营与管理（山西人把这种东家称为“甩手掌柜”）。有些票号在东家与大掌柜定的合约中还明文规定，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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