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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1-27 01:42:59

•   一、海德格尔的存在 
   
  作为20世纪首屈一指的哲学大师，海德格尔哲学论著中徜徉着的诗意绝不下于尼采哲学，但其逻辑的指向却不是权力，而是为世人尤其是西方经典哲学家们所忽视的本体论前提——存在的问题。正如弗洛伊德从对性的探询走向快乐原则从而完成了一个“医生”的使命一样，海德格尔从对存在的追问走向试化哲学从而显示了对历史做极其审美意味的可能性。
    而死亡在海氏整个存在构架中占据了重要地位，以致于它几乎就是海氏表达他所有哲学的生存论基础。这种死亡哲学意味着历史的终结而不是开端。 
   
   
   作为历史终结的海氏哲学，既不是从现象的归纳入手，也不是由理性的演绎起步，而恰恰始于执著的追问。
    这种追问不是思想的枝叶，而是最为根本的前提，即为形而上学的著作家们长期遗忘的存在问题。这种追问的彻底性不仅在于“走向事物的本身”，而且在于追问者回到存在本身。这种追问的人性意义在于，它遗弃了过去哲学家们下意识的扮演上帝的角色，不再是高高在上的而是基于最为纯粹的人的立场。
    如果黑格尔的逻辑学是在人的存在之外的身外之物，那么海氏将他的哲学移入了存在从而使之成为人与身俱来的此在特性。海氏一生都在执著于他的这种形而上学，在他晚年为《存在与时间》写的第七版序言中，依然强调：即使在今天，这条道路依然是必要的，追问存在的问题正激荡着作为此在的我们。
    如果说笛卡儿的“我思故我在”意味理性取代了上帝，那么海氏从当下的“我在”起步，在此变成了“我在故我思”。理性的专制并不比上帝的统治更符合人性，海氏的“我在故我思”所颠覆的恰好是这个理性王国。按照海氏的解释，存在并不像上帝、理性、意志、规律之凌驾万物之上，而是存在于存在者之中。
    但也并非所有的存在者都具有存在之意味。存在之于存在者的苛求在于，只有在领悟和自省的前提下，存在才会向存在者敞开。 
   
   
  海氏在阐释存在的哲学时，还提到“在之中”。所谓的在之中，就是指当下的状态。
    此在的在之中表明，此在并非是孤立的假定的，而是一个实在的与他人的共同此在和日常共同存在共在的存在者。正如一个人一出生就被抛入世界一样，此在并没有被征求过自身意愿就与他人共在从而在这个世界上了。可见，此在的生存论上的全部荒诞性首先还不在于世界的荒诞无稽，而在于沉没的无可选择无可逃避。
    虽然存在无时不在无处不在，但此在却不可能时时处处存在，因为存在的生存基础不是存在的敞开而恰恰就是日常的烦恼或烦神的状态。海德格尔将这种此在之于事物的烦恼和人际的烦神，概括为烦。作为此在的存在，烦并不向此在敞开存在，而是相反，使此在沉没于日常的常人状态。
     
   
    
   
  二、海德格尔的死亡 
   
  存在之于此在敞开的现身情绪就是怕和畏。怕是此在之于具体的害怕对象之怕，畏是此在之于抽象的畏惧对象之畏。
    怕之所怕在于临近的当下的威胁。这种威胁与此在的照面使此在或者恐怖或者惊骇，甚至胆怯、羞涩、慌乱、尴尬等等，从而使此在之于存在的领会成为可能。畏之所以畏就是在世本身，因为它不是任何世内存在者，或者说不是任何在世中存在的东西，不是确定的有害的畏惧对象，而是对什么而畏，从而作为现身状态同时又是为什么而畏。
    海氏在《存在与时间》里是这样阐说道：畏把此在抛回此在所为而畏者处去，即抛回此在的本真的能在世那儿去。畏使此在个别化为其最本己的在世存在，这种最本己的在世的存在领会着自己，从本质上向各种可能性筹划自身。 
   
   
  因为畏之所畏者，死亡也。
    此在在对死亡的畏惧面前领会到了存在，而存在又经由此在之于死亡的畏惧将此在作为可能的存在展开出来。“畏在此在中公开出向最本己的能在的存在，也就是说，公开出为了选择与掌握自己本身的自由而需的自由的存在。”人们通过对死亡的畏惧，从死亡那里接受了存在这一礼物。
    不知道弗洛伊德把性欲（力比多）作为学说基点时，有没有想到会有人将死亡当作基石构建20世纪那座最宏伟的哲学大厦。 
   
   
  将海氏的理论命名为死亡哲学，并非意旨其哲学乃是在死亡面前的人生关照，而是突出其哲学与死亡的直接面对。
    事实上，正如历史的创造每每蕴涵着力比多的冲动一样，几乎每一种哲学每一种思想家乃至圣贤都是从死亡的畏惧起步的，只是前人不如海氏那么贴近死亡直面死亡，从而总是以堂而皇之的人生阐述掩饰了内心深处的畏惧。比如释迦牟尼，比如庄子，比如基督教。出于对死亡的畏惧，释迦牟尼选择了从王子到佛祖的成佛之道。
    这种超凡脱俗的大彻大悟与其说是一种人生范式，不如说是一个在死亡面前编织的内心神话，死亡在此不是人生的终结却是划分尘世和佛界的门槛。这只是人生向度上的自我毁灭和自我欺骗。基督教也是如此。死亡在这里也是一种解脱，一种罪的洗涤，死亡的所指是明媚的天堂。
    这种死亡充满了对上帝的谄媚。这是人们在死亡面前编织的另一个神话。庄子哲学是另一种消解死亡畏惧的典范，不是编造涅磐和上帝，而是退回自然。将生命依附于自然，一味的将生命托付给自然。固然，也许可以消除世间苦恼，但这毕竟是一种寄生。 
   
   
  死亡的本真以为，也许直到海德格尔才获得有力的揭示。
    这种揭示方式很像爱因斯坦的关于时空的想象推论，既是思辩的，又是拟证的，并且赋予追问的形式。 
   
    
   
  三、海德格尔死亡哲学的终极意义 
   
    海德格尔既不像释迦牟尼和基督教神学那样一步跨过死亡走进神话，也不象庄子那样把死亡推入自然然后谋取生命的永恒性。
    而是从他人死亡的可经验性，悬欠性，最后由对死亡的结束意味的质疑——“结束的这些样式中没有一种可以恰当地标画作为此在之终结的死亡”，揭开死亡的本真意味：死亡所意指的结束意味着的不是此在的存在到头，而是这一存在者的一种向终极存在。死亡是一种此在刚一存在就承担起来的去存在的方式。
    （《存在与时间》） 
   
   
  向终极存在，去存在的方式，死亡由此被作了前所未有的本真揭示和存在论的表述。不管死亡在人们的感受上是美妙的（基督教）还是狰狞的（庄子哲学），但它就在此在的存在之中，它规定了此在的存在向度，也赋予了此在的生命意味。
    一如海德格尔说：对从生存论上所筹划的本真的向死亡存在的特征标画，可以概括如下：先行向此在揭露出丧失在常人自己中的情况，并把此在带到主要不依靠烦忙、烦神而是去作为此在自己存在的可能性之前，而这个自己却就在热情的、解脱了常人的幻想的、实际的、确知它自己而又畏着的向死亡的自由之中。
    （《存在与时间》） 
   
   
  似可将这段阐述理解为整个死亡哲学的总纲，它既阐明了死亡的先行意味，又澄清了此在向死亡存在的本真性质或许正是死亡哲学的这种阐述，才有了波伏娃的《人总是要死的》小说构思。
    作者虚构了一个长生不死者的痛苦和悲哀，以次证明死亡之于此在的本真的先行意味。如果没有死亡的先行界定，那么生命就会变得索然无味，既无热情，亦无智慧；既无恐惧，亦无快感。死亡由此被海德格尔哲学从神坛上请下来，显示出原始的人性意味。它与其说是绝望的，毋宁说是快乐的；与其说是虚无的，不如说是在场的。
    在弗洛伊德学说中扮演过力比多的上帝，在海德格尔哲学里扮演的是死亡。死亡赋予人们一切，以致于所谓哲学不过是死亡面前的形而上的关照而已。存在之美的终极意味不是在于此在攫取了什么创造了什么，而是在于此在对向死亡存在的领会和筹划。由此可见，正如黑格尔的绝对理性可以走向理性的专制和疯狂，由尼采的权力意志可以走向意志的跋扈和施虐，而由海德格尔的死亡哲学向前，人们获得的却是对生存的审美关照。
    这种审美关照不是历史决定论，也不是源自血液的侵略欲望，更不是基于性欲的生命冲动，而就是那个朴素的称述——人类诗意的栖居。 
   
   
  人类诗意的栖居，并不是一种对现实的指认和确证，而是一种应该这样，但却没有感叹。
    人类应该诗意的居住在地球上，海德格尔援引荷尔德林的诗句想告诉我们哲学的终极意义，不是回归上帝而是回到我们生活的本身。我们都知道人类历史上不总是诗意的，海氏揭示存在的诗意也只是一种灵魂向度上的终极关怀。这种诗意是被感觉出的还是想象出的还是抽象出的，海氏没有给出最终答案。
    你弄不清楚存在是你的影子，还是你是存在的影子，但存在就是在你没有存在意识的时候绽出的。我想，所谓人类诗意的栖居大概就是这种状态——在世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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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

  2018-11-27 01:4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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