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伦理，这个过去非常陌生的词汇，近年来频频出现在科技类报刊和网站上。而事实，科学道德问题一直与近代科技进步形影相随。科技伦理是指科技创新活动中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和人与人关系的思想与行为准则，它规定了科技工作者及其共同体应恪守的价值观念、社会责任和行为规范。
  研究者指出，科学伦理和科技工作者的社会责任事关整个社会的发展前途。那么人们不禁要问，科技伦理为什么如此值得我们关注，它究竟给人类带来了什么？ 
    一、生命科学的伦理问题
    (一) 克隆技术与科学伦理
    克隆技术引起的伦理问题最令人关注。
  克隆人也许为人类实现长生不老的千年梦想提供了有科学依据的可能，但祸福总相依，克隆行为将会损害被克隆者的公民权益，使被克隆者的唯一性、独特性大大降低。同时，自我欲求、需要、生存价值受到限制，与他人同样所应有的自主权、自决权将会遭到否定。
    美国《科学》杂志2004年2月11日宣布，韩国科学家成功地克隆出了第一个人类胚胎，然后从中挑选出了发育成熟的干细胞。
  医生们认为，这些发育成熟的干细胞将来有一天会成为他们找到治愈糖尿病、帕金森病和其他人类疾病的关键“材料”。2004年8月11日，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保守的英国政府向纽卡斯尔大学颁发了世界上第一张克隆人类胚胎的合法执照。英国人类生育和胚胎学管理局说，它经过对“科学、道德、法律和医学等各方面问题”的综合考虑，同意向纽卡斯尔大学生命中心颁发克隆人类胚胎研究执照，有效期为一年。
  英国科学家将使用与培育克隆羊“多利”相同的细胞核转移技术，培育人类胚胎干细胞，来探求糖尿病、帕金森病和阿尔茨海默病等疾病的治疗方法。分子生物学家戴维•金指出：从医学的角度说，它不可能产生任何有用的东西，但对于那些想克隆婴儿的人来说是个巨大帮助。
  反对者也担心它很可能被用于克隆婴儿，因为这在英国是非法的。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2004年11月1日，英国政府批准伦敦大学在进行试管婴儿的培育过程中对胚胎进行筛选，以保证来自遗传性肠癌患者的胚胎不具有致病基因，此项决定又引发了英国各界对科学与伦理的讨论。
  对胚胎进行筛选是科学家探索多种疾病疗法的一种途径，目前美国已经批准利用这种方法根治前列腺癌和阿尔茨海默病等疾病的研究，英国也有多位科学家向政府申请，要求利用该技术根除乳腺癌和遗传性眼癌等疾病。
    与医学和人类有关的伦理问题还有，3年前，荷兰议会通过法律，规定医生可以在有理智的成年病人的要求下，给他们注射可以致命的麻醉剂或肌肉放松剂，而这些病人必须身患重病，而且康复无望。
  这项法律的出台，使荷兰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将安乐死合法化的国家。
    进入2004年，荷兰一家医院又提出新建议，要求对患有不治之症的新生儿也可以实施安乐死。一些宗教组织对此事发表声明表示愤怒，美国对安乐死持反对意见的人士也认为，这项提议表明荷兰已经丧失了基本的道德标准。
  
    科学家在控制生命、实践生物技术的过程中，其行为时刻面对着道德选择。由于人类胚胎干细胞研究与“克隆人”仅仅是一步之遥，在人类胚胎中收集胚胎干细胞必须要考察行为人的动机。人的胚胎是生命的一种形式，它具有发育成一个个体人的潜力，随意破坏人的胚胎实际上是在扼杀人的生命，是不道德也是非人道的。
  尽管世界各国政府和科学家对“克隆人”技术表示强烈反对，但是对于人类胚胎干细胞克隆技术应用于人体医学科技领域则给予高度关注。
    总之，国际社会及各国政府的制约是确保生物技术健康发展的必要条件，而科学家的个人行为范式是确保生物技术造福于人类的决定性因素。
  科技家的个人觉悟、道德情操、思想品德、献身科学的勇气及高尚的人文精神，都将对21世纪生物技术的发展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
    对于克隆技术和生物安全，中国科学界也提出了自己的观点。科技部副部长程津培说，我们赞成以治疗和预防为目的的人类胚胎干细胞研究，但是坚决反对克隆人，不支持任何生殖性克隆实验。
  他强调指出，各种克隆技术的研究和应用都不能违背国际公认的生物伦理的基本原则，中国赞成制定有关禁止克隆人的国际公约。2002年5月7日，中国的科学家在北京召开专门会议研究人类胚胎干细胞的伦理问题，明确指出允许某些实验室在满足伦理要求的条件下进行胚胎干细胞研究。
  
    (二) 基因研究中的科学伦理
    基因工程技术是生物工程技术的核心。人类基因组研究是从分子水平直接探索人类自身奥秘的伟大科学工程，是人类认识自我、追求健康、战胜疾病最为重要的科学研究行为。它之所以在全球范围内引起轰动，除了其自身的科学价值和经济价值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它对伦理、法律等构成了挑战。
  
    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现代生物技术的研究对象是生命，是人类，因而其带来的负面影响伦理问题可能会超越以往任何一种技术。基因决定了人们的身材、肤色、身体的其他特征及人们身体健康的大致状况，乃至家族遗传，但是“基因决定论”的思想是错误的，因为一个人的智力、性格等必将受到环境、教育和社会的多重影响，基因不能决定一切，比基因更重要的是它的表型，即基因表达的结果和功能。
  
    按科学家的设想，人类基因组研究计划旨在建立起全球性的人类基因多样性资源库(包括生物样品、统计数据、相关的信息等)。人类基因组研究的目标与意义主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探讨人类的起源，了解和说明人类进化的历史，从微观层面深化对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为寻求导致疾病与防治疾病的遗传因素以及为这些因素与环境的相互关系提供更基础的信息。
  但是，人们在享受这一成果的同时，不能不思考它带来的各种伦理问题，如基因争夺与基因殖民主义；基因隐私与基因歧视；个体自决权问题；基因治疗与基因犯罪等。
    国际社会为了确保基因技术造福于人类，已经制定了许多法律、法规，强调必须尊重科学研究的伦理道德，并保护科学应用所达到的利益，尊重病人的权利与尊严，体现人权至上的原则。
  如1997年11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29次全体会议通过的《人类基因组与人权问题的世界宣言》，既保证了对人权的保护和尊重，又给予科学研究以基本的自由和保障。
    此外，还有转基因技术应用的安全性问题。转基因技术是利用分子生物学技术，将某些生物的基因转移到其他物种中，使遗传物质得到改造的生物在性状、营养和消费品质等方面向人类需要的目标转变。
  尽管转基因技术可以提高作物的产量、增强作物的抗病虫害能力，但转基因产品的安全问题却一直存在争议，至今尚无定论。人们对转基因技术的主要担心有：含有抗病虫害基因的食品是否会威胁人类的健康、转基因产品对环境的影响、转基因产品是否会破坏生物的多样性和转基因产品带来的伦理问题等。
  
    二、生态环境伦理问题
    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问题，自人类出现就已经存在。人既依赖自然而生存，又是改变自然的力量，人与自然是依存、适应、冲突与和谐的关系。随着科技进步和生产力的提高，人由自然的奴隶变成自然的主人，人与自然的关系也逐渐成了改造与被改造、征服与被征服的关系。
  人类对自然界的作用增强，出现了过分强调人类能动作用的思潮，“人定胜天”、“人类中心论”就是具体体现。人类以自然的主人自居，片面地按照人类的主观意志或需求去改造自然，往往会违背客观规律，酿成环境恶化、资源枯竭的苦果。
    恩格斯指出：“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的胜利。
  ”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有可能对我们进行了报复。由于人类对自然资源的长期掠夺性开发，废水、废气和废渣的任意排放，各种化学原料与农药毫无节制地使用，造成生态环境的严重污染，正常的生物链遭到破坏，大量的动植物濒临灭绝，使得生态与环境领域的科学伦理问题显得尤为突出。
  现在人类正面临着生态环境危机，世界气候异常，环境灾难频繁的考验。从1998年肆虐数月之久的巴西亚马逊森林大火，到我国长江、松花江和嫩江流域的特大洪灾，欧洲大陆的狂风暴雨和席卷中美洲地区的“米奇”飓风，都给人类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实践证明，“人类中心论”漠视自然客体，过分强调人类的价值主体地位，有悖于可持续发展思想，已渐失去社会思维主体地位。
  因此，构建适合时代发展的生态环境伦理体系是非常必要的。生态环境伦理学是人与自然道德生活的理论基础，它根据生态学揭示的人与自然相互作用的规律，对资源利用和环境保护进行深层次的哲学思考，从伦理道德的角度分析研究人与自然的整体关系，以尊重和保持生态环境为宗旨，以未来人类持续发展为着眼点，强调人的自觉和自律，强调人与自然环境的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共存共融。
  它突出强调在改造自然中要保持自然的生态平衡，要尊重和保护环境，不能急功近利，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取得经济的暂时发展。
    当前，建构生态环境伦理要特别强调人类平等观和人与自然的平等观，主张人与人及人与自然的生存平等、利益平等和发展平等，即一部分人的发展不能以牺牲另一部分人的利益为代价，既要求代内平等，也要求代际平等。
  所谓代际平等的道德原则，就是当代人与后代人在享用自然、利用自然、开发自然的权利要均等。要利在当代，功在千秋，不能吃祖宗饭，断子孙路，要尊重和保护子孙后代享用自然的平等权利。现今代际不平等现象十分严重，人口膨胀、资源短缺、环境污染、生态失衡，已严重威胁后代人的生存发展权。
  解决代际不平等现象，必须建构生态环境伦理，用理性约束人类的行为，树立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环境观念。
    三、纳米等“新材料”的科学伦理问题
    自20世纪90年代纳米产品进入人们生活以来，纳米材料已经应用于大众生活的各个方面，显示出巨大的发展潜力。
  纳米技术是对大小在100纳米以下的物质进行操作，利用物质在这一尺度上表现出的独特性质来制造新产品。目前部分计算机芯片、防皱的裤子、DVD播放机、自洁玻璃、防晒霜中的遮光剂等产品，都是应用纳米技术的实例。
    但近一时期，纳米技术对人类健康和自然环境的负面影响，成了科学界研究的新课题。
  在美国化学学会2003年年会上，有3个研究小组分别报告说，纳米材料具有特殊的毒性。美国航空航天局太空中心的研究小组发现，向小鼠的肺部喷含有碳纳米管的溶液，碳纳米管会进入小鼠肺泡，并形成肉芽瘤，而用聚四氟乙烯制作的纳米颗粒毒性更强。纽约州罗切斯特大学的研究小组让大鼠在含有这种纳米颗粒的空气中生活15分钟，会导致大多数老鼠在4个小时内死亡。
  研究人员指出，这只是初步结果，还需要做更深入的研究。
    美国和英国政府已开始采取行动，加强对纳米技术的管理。英国政府要求皇家学会和皇家工程院考察探索纳米技术的优点与风险，研究纳米技术可能造成的伦理和社会问题，进而把纳米产品对人体健康和环境的潜在危害降到最低限度。
  加拿大环保组织ETC出于保护人类和地球的考虑，呼吁全世界暂停纳米研究。
    目前，影响最大的呼声当属绿色和平组织委托英国帝国理工学院所作的报告《未来的技术，今天的选择》，该报告归纳了近期一些科学家、环保主义者、伦理学家、社会学家对纳米技术可能造成危害的分析，指出纳米粒子及纳米产品可能包含科学家还未充分了解的全新污染物，由于不可生物降解或错误使用，极可能造成灾难。
  报告警告说，尽管一些组织要求全面禁止纳米技术的研究并不现实，但如果纳米产业界不严肃对待公众关注的负面问题，它们最终将导致全面被禁的命运。
    开展纳米技术的安全性研究，并不是要限制纳米技术的发展，而是要更科学地发展纳米技术。研究发现，纳米技术一旦渗透到生物学领域将迅速改变农业和医学的面貌，人类生活方式也将在纳米技术与计算机和基因生物学的结合中迅速出现革命性的变化。
  同时，在人类健康、社会伦理、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等方面将会引发诸多问题。
    四、网络时代的信息伦理问题
    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数字技术、多媒体技术和网络技术为代表的现代信息技术推动着人类社会从后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迅速转变，引发了信息传播在媒介形式、报道方式、受众地位、受众行为等多方面产生了一系列深刻的变革，同时也带来了信息伦理问题。
  
    网络的开放性使得文化和价值观各异的人们参与到网络中来，在网络交往活动中，首先面临的是对个人隐私的挑战，如何保护合法的个人隐私、如何防止把个人隐私作为谋取经济利益的手段，成为网络时代的主要伦理问题。虚拟与现实之间，一系列其他新的社会问题诸如网络犯罪、网络病毒、网络黑客、垃圾邮件、网络安全、信息垄断、网上知识产权，以及利用信息网络进行恐怖活动和发动信息战争，危害社会公共利益和威胁国家安全等随之产生，这些都引发了计算机网络技术与信息伦理的激烈冲突。
  
    信息伦理的特征包括行为约束的自律性，评判标准的模糊性，道德主体的自由性，承受对象的全球性，其具体表现有信息犯罪、隐私权受扰、知识产权受损、信息垄断、信息安全、信息污染等。信息伦理只是一种软性的社会控制手段，它的实施依赖于人们的自主性和自觉性，因此在针对各类性质严重的信息犯罪时，信息伦理规范将显得软弱无力。
  只有进行信息立法，将那些成熟的、共性的伦理规范适时地转化为法律法规，才能构筑信息安全的第一道防线。
    专家指出，要构建新形势下的信息伦理，必须在4个方面有所突破：一是提高公民的信息伦理意识；二是制定出清晰的信息伦理准则；三是超前预示各类信息伦理问题；四是进行信息立法，互补信息伦理。
  而要改进网络社会的人际和科研环境，可采取下列具体措施：
    (1) 开展信息立法，加强网络信息管理。
    (2) 制定行业信息伦理准则，约束个体信息行为。
    (3) 加强网络道德教育，使个体由“他律”走向“自律”。
    (4) 从技术角度控制和过滤违法与有害信息。
  
    (5) 制定国际化的信息伦理公约，促进全球伦理道德建设。
    五、基因武器和生化武器的军事伦理问题
    世界上任何的高新技术一经开发，很快就会被应用于军事领域。像美俄两国始终致力于把最新技术引入核武器系统中，以实现其核武器的现代化，奉行对别国的核威慑战略。
  典型的还有基因技术在军事领域的应用及其所带来的军事伦理问题。自基因技术问世以来，一些军事大国就置1972年缔结的《禁止生物武器公约》于不顾，竞相投入大量资金和人力研究基因武器。基因武器是按照作战需要，通过基因重组技术改变细菌或病毒性状而制造出来的新型生物武器，它使不致病的微生物成为可致病的，使可用疫苗或药物预防和救治的疾病变得难以预防和治疗。
  
    基因武器还可以根据人类的基因特征选择某一种族群体作为杀伤对象。原理是人类不同种群的遗传基因有一些差别，将基因表现不同的产物当作攻击目标是完全可行的，因此科学家们也称这种“只对敌方具有残酷杀伤力，而对己方毫无影响”的新型生物武器为“种族武器”。
  
    与造价昂贵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相比，基因武器有着许多无可比拟的优势：一是成本低、产量高，杀伤能力强；二是使用方法非常简单，难以防治。基因武器从使用到发生作用都没有明显征候和特殊标记，因而很难迅速隔离和及时救治。这种武器一旦用于战争将成为人类新的灾难。
  西方一些国家已制定了研制基因武器的计划，并以研制疫苗为名，进行着危险的传染病和微生物研究。据英国医学协会发布的《生物工程技术-生物武器》专题报告预测，基因武器的问世时间将不会晚于2010年。该协会2004年10月公布的一份报告说，可以用做种族清洗的基因武器在5年之内就可成为现实，10年之内基因研究可以开发出新型的、用于专门灭杀某一特定种族人口的生物武器。
  
    美国军事医学研究所其实就是基因武器研究中心，那里已经研制出一些具有实战价值的基因武器。同时，美国国防部正在筹划一个庞大的“生物保护计划”，以对付21世纪的“生物恐怖分子”。英国政府所辖的化学及生物防疫中心运用基因工程技术进行了至少5年的秘密研究，以试验基因杀人“虫”(Gmsupergerms)。
  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披露，为了报复伊拉克的导弹袭击，以色列军方正在加紧研制一种专门对付阿拉伯人而对犹太人没有危害的基因武器——“人种炸弹”。由于生物技术研发的混乱，生物武器的威胁已超过了化学武器和核武器。
    科学技术是一把双刃剑，既是“上帝”又是魔鬼，在为人类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同时，也使战争的最基本要素——武器的研制和使用得到了飞速发展。
  自武器进入热核时代、生化时代以来，不管是用战争手段维护正义，还是用战争手段夺人城池，都产生一个非正义的结果，那就是对地球、对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理环境造成巨大的毁坏，因此必须要用正义的伦理道德来约束和制止。
    六、科技伦理的道德约束和科学家的社会责任
    科技给人类带来的一切危害都不是它本身的过错，但科技方法、科技活动、科技成果以及成果的运用，明显渗透着社会文化和伦理道德的因素。
  科学上“能够的”并不是伦理上“应该的”。作为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科技伦理道德的发展方向对整个社会伦理道德的建立和完善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过去，人们普遍认为，科学在本质上是进步的、是有益于全人类的，科学技术没有价值偏好，是中性的，因此科技本身与伦理无关。
  科学家的职责就是做好本职工作，科学家的科研精神是“为科学而科学”，科学家研究的成果越多，对社会的贡献越大。然而，随着科学技术负面影响的逐渐显现，越来越多的人已经认识到科学技术绝非是中性和客观的事物，科技和伦理有着密切的关系，科学家是科技活动的主体，科学家的伦理观念影响科学技术活动的动机和目的，同时影响科学技术活动的内容和方式。
  科学家进行科学研究，就要为它的后果承担责任，要敢于把科学研究与社会责任联系起来。
    科技伦理是对科技活动的道德引导，是调节科技工作者相互之间、科技共同体与社会之间诸种关系的道德原则、道德规范。科技伦理不仅蕴含一般的伦理价值，而且包容科学技术真价值。
  如果一个科学家明明知道某项科学发现将会严重危及人类的生存，那么他就不应该把这一发现公布于众。另一方面，不论科学研究还是它的社会运用，都是在社会中进行的，而这一舞台的导演是各国政府，因此政府必须规范科技运用，采取措施加强科技发展中的道德伦理约束极为必要。
  
    科学家的社会责任关系到整个社会的道德取向和道德规范，全社会必须关注科技伦理和科学家群体的社会责任问题，在面对种种新的技术成果的同时，不能忽略其自身涉及的种种现实及潜在的危险，必须正确地利用科技成果为人类造福，维护人类的健康和生命，最大限度地避免由于科技成果的使用不当而给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
  
    譬如面对生命伦理问题，科学家的社会责任至少应包含两个方面：一是科学家应对其科学研究本身的行为负责，即在研究中一旦意识到其结果会对人类构成威胁或伤害，应当自觉约束乃至终止研究；二是科学家应对其社会行为负责，即把已经认识或预见到的、由研究带来的各种可能后果，负责任地告知公众。
  
    科技伦理道德建设要重视科技工作者的教育问题，在德国，各大学普遍设有科技伦理道德课。中国科学院副院长陈竺认为：科学家不能成为科技动物，必须要具有社会责任感，这也是教育的责任，伦理学起码要成为学习自然科学的本科生和研究生的必修课之一。
  另外，对于科技不端行为的防范，相关的制度和法律法规也要逐渐完善；科学研究机构应当建立伦理委员会，对研究计划进行伦理审查和监督；政府部门和科研管理机构可参照已有的法律或条例，制定针对科学研究的伦理监督和管理办法。三是在日常的科研工作中，可以采用个别谈话、写保证书、亮黄牌等做法，对科学家进行适时提醒，并使其接受科技界和社会的监督，以促进、引导和保障科学研究沿着健康规范的道路不断前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