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现在谁还敢拍电影? 
 
作者：王珍　　 时间：2004-10-9 　　阅读124次
 
     尽管有人臆想中国电影的第三次高潮已经来临，但中国电影生产量的萎缩无法掩饰市场的低迷。80年代国产片平均每年100多部左右，如今已降至每年50部左右，泱泱13亿人口的大国，别说与美国的年产量500部无法相比，即使与印度的年产量300部比起来也觉汗颜。
   
    
    随着国产影片质量的下降及盗版的猖獗，观众不再进影院，即便区区50部，能赚钱的仍是极少数。电影管理者们最近的工作是降低影院票价，孰知这不但是对树立国产片市场的恢复无关痛痒。面对一堆烂片子，别说票价降到5元，即使白看观众都嫌耽误功夫不会去电影院。
   
    
    电影市场的恶性循环 
    
    面对持续低迷的电影市场，投资电影便意味着拿钱打水漂，那么，这些年谁还在拍电影呢？状况大致有三种： 
    
    一种是名导。他们也了名后要想拍就有人敢给他们投钱，比如张艺谋、冯小刚，名气的号召力使得投资的回收有所保障。
  于是，导演为保证投资人的利益，把更多的心思用在了如何让影片顺利通过严厉的电影检查进入影院的问题上，他们在艺术上采取妥协的态度。也有坚持自我的，比如姜文，但结局不妙，《鬼子来了》面临血本无归的境地，他若再想争取到投资，对方一定会好好掂量一番的。
   
    
    第二种是主旋律。国家掏钱拍片，单位统一组织观众消费，自产自消。近日聒噪的媒体传出捷报，说国产电影的票房出现了新局面，《生死抉择》打过外国大片创下了1700万的骄人成绩。谁都知道1700万的票房是怎样来的，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因看这部反腐片还发生过有关单位向影院索取回扣的丑闻。
   
    
    第三种情况是地下独立制片电影。代表人物有张元、王小帅、娄烨、贾樟柯等。他们从电影学院毕业后有的被分到电影厂，有的未报到，有的工作后离职，或自觉或被动地从体制中脱离出来，他们都怀抱着远大的电影艺术理想毅然决然走上了独立电影或者说是自由电影人的道路，但他们的艺术追求无法在中国的审片制度下生存，于是，国外一些资助的导演的电影要好，并不像人们误解的那样有意识形态的东西在里边。
  这样的基金会在欧洲较多，第六代很多导演是靠这些基金会资助拍出了自己的代表作。随着这种电影长期不和中国观众见面，官方和观众对这些年轻导演的偏见越来越重，即使张元，他解禁后的《过年回家》在发行放映上仍遭到了不公平对待。第六代中被“招安”的导演命运也不怎么好，他们大部分作品遭到了控制性发行甚至不予发行的厄运，虎头蛇尾的“青年电影工程”就是个明证，王小帅、路学长等人的十多部影片拍完一年了，至今没进入影院。
   
    
    在中国的电影市场中，新锐导演的新锐之作无缘与中国观众见面，而名导们乖乖“投降”，他们的座右铭是“适者生存”。中国的电影市场在恶性循环中每况愈下。 
    
    落后电影制度是最大障碍 
    
    多年前外国大片的引进曾引起一阵“狼来了”的恐惧，但中国观众的胃口被好莱坞刷新以后，我们仍对国产片充满期待并怒戎不争。
  显然，搞垮国产电影市场的并不是外国大片，落后保守的电影机制才是中国电影停止发展并持续低迷的真正羁绊。中国的审片制度建立于计划经济时期，在中国各行各业的改革中，审片制却成了一个堡垒中堡垒。它不但制约了电影市场的公平竞争，甚至把试图进入国内市场的独立电影人拒之门外。
   
    
    贾樟柯为了《站台》能在国内影院上映，在准备妥协的思想准备下努力活动，对他的剧本电影厂认为在政治上没有问题，但电影局这一关令他束手无策。在电影局他曾天真地从早上8点站到7点，没一个管事的人愿意理睬他，贾樟柯伤感地说他有一种被抛弃的感觉。
  笔者不解他何苦如此认真，现在他们花着帝国主义的钱干着社会主义的事有什么不好？贾樟柯的解释道出了作为地下电影人共同的痛楚，他说自己的电影不被自己国家的观众看到，就好像自己和所处的社会文化没任何关系，也没参加到这个环境的文化建设中，感觉没对中国电影做任何事。
   
    
    而对于国内观众，这种无可奈何变成了对盗版的依赖，最近影迷在骂愚蠢的盗版商们，说《苏州河》在台湾上映这么些日子了，居然还没盗出来，太没艺术眼光了，得给他们培训培训。 
    
    审片制对国内电影业投资积极性的打击令人扼腕叹息。
  以“华亿”为例，它投资的《鬼子来了》上映无期，对《鬼子来了》的市场命运导演能豁得出去，但做为一个在中国经营的影视制作公司却不敢，因为它所面对的不是某一部影片，也不是各种各样的影片，它不敢让一部片子砸了自己的饭碗。《鬼子来了》受挫不知会给“华亿”带来佬样的后遗症，但有一点可以断定，“华亿”对自己以后的投资行为一定有如履薄冰的感觉。
   
    
    电影应该立法，中国电影能否前进和发展，什么都不是问题，落后的电影制度才是最大的障碍。再过10年20年回头看中国电影的时候，这一时期会是空白的一页。中国所有的导演都承受着压力，国外的导演只面对一个问题，那就是自身创造力的问题，而中国导演的压力是双重的。
   
    
    虽然很多导演对自己影片质量的不长进归咎于创作环境的约束，但也不是代表他们就不喜欢这样的环境，除了精于生存之道的张艺谋和冯小刚之流，更多的导演并不是真爱电影，电影只是他们获利的工具。 
    
    电检与法律有冲突 
    
    中国电影环境如此恶劣，谁还敢把自己的理想投注到电影事业中去？可贵的是，仍有一些热爱电影的年轻导演乐此不疲，他们可贵的热忱不但得不到保护，甚至阻力重重。
  独立电影人娄烨对此很悲观，他说现在的电检与法律是有冲突的，有时候不知道到底谁在违法，也许突然有一天我们吃惊地发现，中国没有自己的电影了，甚至连地下电影也没有了。难道真的有一天没人敢拍电影了吗？答案是否定的---谁都敢拍电影？ 
    
    首先这要感谢技术，随着成本低廉的DV机的迅速普及，中国民间一大批热爱电影又没机会拍电影的年轻人已纷纷拿起了买来或租来的机器走上街头，他们没有赢利的目的，只是想诚实地目击我们的生活，作品则只在酒吧等私人场所交流和分享，DV是他们表达的工具，就像无法阴止人们用笔写字一样，笔者向吴文光询问如何看待中国的电影机制时，他说这些问题你应该问姜文去，对我不是问题了。
  据悉，纪录片群体已经拍出了很多优秀的作品，如吴文光的《流浪北京》、《四海为家》、《江湖》、杨天乙的《老头》、雎安奇的《北京的风很大》等等。除了纪录片，DV拍故事片也有自己的优势，好莱坞的《女巫布莱尔》就是个样板，这部由几个学生用3500美元拍出的DV影片创下了2亿美元的票房纪录。
   
    
    除了中国DV群体的生生不息和发展壮大，中国的胶片电影也不会灭亡，虽然制片行业尚不规范，但中国不规范的行业太多，中国的制片行业也是因为起步晚。混乱不堪只是个过程，并不会阻止中国的电影人摸爬滚打踽踽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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