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与荀子同为先秦儒家大师，但其关于人性善与人性恶的观点却截然相反。那么究竟谁的观点代表儒家原则？是孟子对而荀子错，还是荀子对而孟子错，抑或是二人都错？结论只能是二人都错，也就是说二人在逻辑思辨上都是独断的，而都是出于独断这一点又恰恰便是包括二人在内的儒家的共同原则。
  儒家学说是一道德体系，其中的许多原则属自明性质，非我们并不怀疑将荀子视为儒家人物，荀子与孔子、孟子同为先秦儒家大师，但是这也带来了一个问题。儒家就其总体上说，自然是以“仁”的概念贯穿始终，这是没有疑问的。（《论语·卫灵公》：“子曰：‘赐也，女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与?’对曰：‘然。
  非与？’曰：‘非也。予一以贯之。’”《论语·里仁》：“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孔子说自己“一以贯之”，明白地表示他自己的思想学说有一个完整的体系。一以贯之这个完整体系的最基本概念就是“仁”。《庄子·天道》及《吕氏春秋·不二》也说：“孔子往见老聃，?十二经以说。
  老聃中其说，曰：‘大谩，愿闻其要。’孔子曰：‘要在仁义。’”“孔子贵仁。”“仁”的概念也是为孟子与荀子所共同遵循的。） 
然而在人性问题这一方面，究竟是谁的观点代表儒家的原则？是孟子的性善论，还是荀子的性恶论？《庄子·齐物论》：“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无彼是乎哉？”“既使我与若辩矣，若胜我，我不若胜，若果是也？我果非也邪？我胜若，若不吾胜，我果是也？而果非也邪？其或是也？其或非也邪？其俱是也？其俱非也邪？”按照庄子所说，是非的双方除了有一方是一方非的可能性外，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二者都是错误的。
  既然双方是同处于一个体系之内的，那么如果其中一方错误，则无论另一方正确还是错误，二者都可能是错的。（关于庄子的详尽论述，参见张京华《庄子哲学辨析》，《国学丛书》之21，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年4月出版。）  
一 学术界对于孟子性善论的批评 
《孟子·滕文公上》：“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
  ” 
孟子对于性善论的最用力的论证，是通过人的心理活动来证明的。孟子认为，性善可以通过每一个人都具有的普遍的心理活动加以验证。既然这种心理活动是普遍的，因此性善就是有根据的，是出于人的本性、天性的，孟子称之为“良知”、“良能”。 
《孟子·告子上》：“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
  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 
《孟子·公孙丑上》：“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
  ” 
《孟子·尽心上》：“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者，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 
恻隐和羞恶是人的一种心理常态，孟子说“人皆有之”，即认为这种心理常态是人人具有的，无一例外，以此是带有普遍性的。
  普遍存在的，也就是天然所固有的。无一人能够例外，非个人能力所及，于是就成为一种绝对，一种极致。所以孟子说性善“人皆有之”，又说“我固有之”。孟子认为，这种人心所固有的心理常态就是仁义的萌芽之所，是仁义礼智的本原。 
既然人是性善的，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如何充分施展人的这一性善本质，也就是如何依据性善而实践的问题了。
   
孟子认为，虽然人的本性是善的，但是每一个人的作为都有善有不善，并非可以不加努力完全自动地依据本性去行善。遵守性善的人，就是顺受其正，就得天之助，得人之心，就是正命，就得以成功。不遵守性善的，就不得天助，不得人心，就非正命，就要逆天而亡。
  有行之者，有不行之者，孟子学说最后的关键是聚焦在“取舍”一点上。所以孟子说：“求则得之，舍则失之”（《孟子·告子上》。），强调一个“求”字。 
孔子重“仁”，孟子重“义”。“仁”与“义”虽然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但二者在内涵上却是可以合为一体，重合为一的。
  “仁”具体化就是“礼”，遵“礼”而行就是“义”。《孟子·尽心上》：“亲亲，仁也；敬长，义也。”“仁”与“义”的差别，不在于概念的内涵不同，而在于理论与实践的不同。“仁”是名词性的，是理论上的、本体的、静止的。“义”则具有行为和实践的含义，是动词性的一个概念。
  《孟子·公孙丑上》：“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又《孟子·离娄上》：“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又《孟子·尽心上》：“居恶在？仁是也。路恶在？义是也。”“仁”是一个原则，一个标准。“义”是有所作为，有所取舍，以达到这个原则和标准。
  所以孟子说“仁”是“居”，是“宅”，而称“义”为“路”。依“仁”而行，有所由，有所取舍，就是“义”。所以“义”是一个带有实践性倾向的概念。  
在孟子当时，关于“仁”、“义”这两个概念，诸家已有争论。《管子·戒》说：“仁从中出，义由外作。”告子也持此说，认为：“仁，内也，非外也；义，外也，非内也”（《孟子·告子上》）。
  以仁为内，以义为外，即以仁为本性和本体的，以义为非本性和非本体的。其目的有可能是为了否定作为本体的“义”的概念，但从中仍然可以看出《管子·戒》与告子强调“义”的外在实践性的合理倾向。《孟子·告子上》说：“孟季子问公都子曰：‘何以谓义内也?’曰：‘行吾敬，故谓之内也。
  ’”孟子坚持认为“义”与“仁”没有内外之分，反对“义”为外，而强调“义”出于天，出于普遍心理。但孟子说“义”是“行吾敬”，“敬”就是“仁”，“行吾敬”就是“行仁”，对于“义”的实践特点是明白承认的。 
“义”的关键问题在于取舍一点，孟子提出性善说的目的也是要归结于取舍的选择。
  所以孟子说：“富岁，子弟多赖；凶岁，子弟多暴。”“故曰：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故苟得其养，无物不长；苟失其养，无物不消。”又引孔子语说：“操则存，舍则亡。”孟子自述，则说：“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也。”引孔子语说：“道二，仁与不仁而已矣。
  ”又说：“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求在我者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万物皆备于我。强怒而行，求仁莫近焉。”（《孟子·告子上》、《孟子·离娄上》、《孟子·尽心上》。）  
孟子说过的几句最著名的话：“我善养吾浩然之气”，“万物皆备于我”和“舍生而取义”，都是从“义”的取舍意义上的阐述，其逻辑线索则来自于他的性善理论。
  性善论表面上看是对人性的抽象论述，实际上则是孟子思想中实践原则的最得力的理论论证。 
由此可见，性善论是一个实践的概念，而非出于严格的逻辑推理。但是，孟子在提出性善论时，却赋予了它一个逻辑论辩的形式，孟子自己也以“好辩”自诩，这就等于是承认了性善是可以通过逻辑进行论证的，结果反而使性善论的问题复杂化了。
   
《孟子·告子上》：“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 
 在这一段论辩中，“熊掌”的价值大于“鱼”的价值，为世所公认，应视为公理。所以从“鱼”到“熊掌”的推理：“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是符合逻辑的。
  但是第二个命题“舍生而取义”中，以“生”比同于“鱼”，以“义”比同于“熊掌”，这个前提条件并非世所公认，所以这个环节是独断的。因而“义”的价值大于“生”的价值的结论：“舍生而取义”，也是独断的，是不能成立的。在这一逻辑推理中，孟子确实做出了一个论辩的形式，但其“好辩”性质实有赖于道德的力量。
   
《孟子·告子上》：“告子曰：‘生之谓性。’孟子曰：‘生之谓性也，犹白之谓白与？’曰：‘然。’‘白羽之白也，犹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犹白玉之白与？’曰：‘然。’‘然则犬之性犹牛之性，牛之性犹人之性与？’” 
在这一段论辩中，“白羽之白”、“白雪之白”、“白玉之白”一组三项，和“犬之性”、“牛之性”、“人之性”一组三项，具有同样的逻辑关系。
  如果肯定第一组是符合逻辑的，则第二组也是符合逻辑的。如果否定第一组的逻辑关系，则同样也否定了第二组的逻辑关系。实际上这两组关系都是符合逻辑的。从第一组的三项中，可以抽象出共项“白”，同样，从第二组的三项中，也可以抽象出包括人在内的三种生命物的共项“性”。
  凡有生命之物都有共同的“性”，就是求生，不论是犬、牛还是人，都要求生，这符合事实，并没有错。在这一段中，孟子先设下“白羽之白”、“白雪之白”、“白玉之白”三项，引导告子予以肯定。然后又设下与之并列的“犬之性”、“牛之性”、“人之性”三项，但却否定其逻辑关系，这是不能成立的。
  孟子否定了后一个系列，实际上也已经否定了前一个系列，孟子的论证等于是在用不符合逻辑的论据证明不符合逻辑的结论。所以，孟子的论证是有矛盾的，在逻辑上和事实上都是不成立的。孟子这样论证，实际上还是利用了伦理道德的因素，因为一般来说，人们都不愿意将自己与犬、牛这样的动物相提并论。
  突出人在世界中的主宰地位，以人为自然界的核心，把人从整个生物界中分离出来，这是儒家人本思想的主要观念。孟子以此观念作为这一段逻辑论证的先在前提，所以说它是独断的。 
《孟子·滕文公下》：“公都子曰：‘外人皆称夫子好辩，敢问何也？’孟子曰：‘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
  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说诬民，充塞仁义也。仁义充塞，则率兽食人，人将相食。
  吾为此惧，闲先圣之道，距杨墨，放淫辞，邪说者不得作。圣人复起，不易吾言矣。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说，距?行，放淫辞，以承三圣者，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能言距杨墨者，圣人之徒也。’” 
孟子以“邪说诬民，充塞仁义”，“欲正人心，息邪说，距?行，放淫辞”，所以要大张旗鼓地对儒家学说做一番维护论证，认为只有“能言距杨墨”，才是真正的“圣人之徒”，自称“我善养吾浩然之气”，为后世滔滔雄辩者所师法。
  但是另一方面，孟子对于诸子百家不同学说的态度，就没能像《易传·系辞下》的“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也没能像《庄子·天下篇》的“皆有所长，时有所用”，“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对各家学说给予长短两方面的分析。孟子是以“一治一乱”的判断方法来评价诸子，对诸子进行是非取舍。
  或者仁，或者不仁。或者可以治，不可以治则必可以乱。孟子对待其他诸子的态度，从理论上的全面否定，一至情绪上的声色俱厉，实开李斯禁百家语和董仲舒罢黜百家的先河。 
然而由此也引发了历代学者对孟子的批评。 
孟子认为性本善，但恶从何来？程颐在解释“恶”时，说它不出于心，即不出于性。
  《程氏遗书》卷十八：“‘问心有善恶否？’伊川曰：‘心本善，发于思虑则有善有不善。若既发则可谓之情，不可谓之心。’”但是朱熹又提出疑问。《朱子语类》卷九十五：“履之问：‘心本善，发于思虑则有善有不善，如何？’曰：‘疑此段微有未稳处。盖凡事莫非心之所为，虽放僻邪侈，亦是心之为也。
  ’” 
《朱子语类》卷五又说：“心之本体未尝不善，又却不可说恶全不是心。若不是心，是甚么做出来？” 
吕思勉先生说：“如实言之，则告子之说，最为合理。凡物皆因缘际会而成，人性亦犹是也。人性因行为而见，行为必有外缘，除却外缘，行为并毁，性又何从而见？告子曰：‘性犹湍水也，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
  人性之无分于善不善也，犹水之无分于东西也。’此说最是。性犹水也，行为犹流也。决者，行为之外缘。东西，其善恶也。水之流，不能无向方。人之行为不能无善恶。既有向方，则必或决之。既有善恶，则必有为之外缘者。问：无决之者，水之流向方若何？无外缘，人之行为善恶如何？不能答也。
  必欲问之，只可云：是时之水，有流性而无向方；是时之性，能行而未有善恶之可言而已。佛家所谓‘无明生行’也。更益一辞，即成赘语。孟子驳之曰：‘水信无分于东西，无分于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今夫水，搏而跃之，可使过颡；激而行之，可使在山。
  是岂水之性哉？其势则然也。人之可使为不善，其性亦犹是也。’误矣。水之过颡在山，固由搏激使然，然不搏不激之时，水亦自有其所处之地，此亦告子之所谓决也。……故孟子之难，不中理也。”（见吕思勉《先秦学术概论》下编第二章《儒家》第四节《孟子》。） 
二 学术界对于荀子性恶论的理解  
荀子认为，人之命在天，“无天地，恶生?”（《荀子·礼论》）天地者，“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
  天职既立，天功既成，形具而神生。”（《荀子·天论》）既然人是由天而生的，人情也就出于天情，同于天情。出于天情同于天情的人情就叫做“性”。所以荀子说：“生之所以然者谓之性”，“不事而自然谓之性”，“性者，天之就也；情者，性之质也”（《荀子·正名》）。
   
荀子说：“好恶、喜怒、哀乐，夫是之谓天情。”（《荀子·天论》）又说：“性之好恶、喜怒、哀乐，谓之情。”（《荀子·正名》）荀子和孟子一样，认为食色喜怒等是人的先天性情，是人情之所不能免，是人所共有的。但是，在性情与仁义的关系上，荀子则与孟子不同。
  孟子把食色和仁义都看作是出于先天的人性，其中仁义是大体，食色是小体；仁义好比是熊掌，食色是鱼。荀子则认为人性只限于食色、喜怒、好恶、利欲等情绪欲望，不论“君子”“小人”都一样。所以荀子说：“人之生也固小人。”“人之生也固小人”就叫作“性恶”。
  至于仁义，则是由后天所学、所行、所为而获得的。 
《荀子·荣辱》：“凡人有所一同。饥而欲食，寒而欲暖，劳而欲息，好利而恶害。是人之所生而有也，是无待而然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目辨白黑美恶，耳辨音声清浊，口辨酸咸甘苦，鼻辨芬芳腥臊，骨体肤理辨寒暑疾养。
  是又人之所生而有也，是无待而然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可以为尧禹，可以为桀跖，可以为工匠，可以为农贾，在执注错习俗之所积耳。汤武存则天下从而治，桀纣存则天下从而乱，如是者岂非人之情固可与如此，可与如彼也哉？材性知能，君子小人一也。好荣恶辱，好利恶害，是君子小人之所同也。
  人之生固小人，无师无法则唯利之见耳。尧禹者，非生而具者也，夫起于变故，成乎修为，待尽而后备者也。” 
《荀子·性恶》“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恶焉，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
  然则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乎争夺，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 
荀子认为：“故虽为守门，欲不可去；虽为天子，欲不可尽。”性、情欲都源于天，因此人对于性、情、欲最多只能是“欲虽不可尽，可以近尽也；欲虽不可去，求可节也”（《荀子·正名》）。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天能生物，不能辩物也；地能载人，不能治人也。”天不能治人，叫做“天人之分”。既然有“天人之分”，就可以有人治，有人与天情、天性的对抗。所以，荀子学说最后的关键是聚焦在了“天人性恶论在名声上自然没有性善论那么入耳。其实，就如同性善论并不能使人自动行善一样，性恶论的含义也并非准许人随意作恶。
  性恶之恶就其本义而言，是指人类作为一种生物，所本来具有的生存本能。是生物就要生存，就一定要求生。既然一定要求生，也就没有必要否定它，回避它。荀子的做法只是没有回避它而已。从这一点来看，荀子直指人的本性，较之孟子的多方论辩更具有“因人情”的一面。
  孟子的学说是以性善论作为开端的，但是却以诋距杨墨作为结束。荀子背负性恶的恶名，但却具有更多的合理性。 
性恶论并非一定会给社会带来不好的影响。试以法家韩非为例： 
韩非主张人性恶比荀子更加鲜明彻底。《韩非子·。奸劫弑臣》说：“夫安利者就之，危害者去之，此人之情也。
  ”《吕思勉先生说：“荀子最为后人所诋訾者，为其言性恶。其实荀子之言性恶，与孟子之言性善，初不相背也。伪非伪饰之谓，即今之为字。荀子谓‘人性恶，其善者伪’，乃谓人之性，不能生而自善，而必有待于修为耳。故其言曰：‘涂之人可以为禹则然，涂之人之能为禹，则未必然也。
  ’夫孟子谓性善，亦不过谓涂之人可以为禹耳。”（见吕思勉《先秦学术概论》下编第二章《儒家》第四节《孟子》。） 
三 由孟荀异同略论儒学体系的性质 
荀子和孟子二人，荀子主性恶，孟子主性善，荀孟的不同不在于儒家“仁”的思想的差异，也不在于儒家逻辑论证方法的差异。
  孔孟荀三人所以能并列为早期儒家大师，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孔孟荀三人在思想和方法论上的一致。荀孟所以不同，是因为二人在儒学的理想与实践上有着不同的侧重。表面上看性善、性恶正相反对，实际上却更加反映了荀孟二人极为一致的儒家本色。 
孟子和荀子都认为性不是不可以改变的，不是决定一切的，所以所谓性善性恶，先天后天，原也就无所谓善恶，性善性恶只是二人逻辑论证的不同前提而已。
  孟子的“义”出乎心性，但是“或相倍蓰而无算者，不能尽其才也”。“苟得其养，无物不长；苟失其养，无物不消”。仁义者，“求则得之，舍则失之”。先天虽有的，后天也有可能会失去。荀子的仁义虽在生性天情之外，但君子“化性起伪”，“强学而求有之”。先天没有的，后天也可以具备。
  所以先天有没有并没有关系，关键是要看后天能不能拥有。所以说，性善论与性恶论是同样归结为儒家“仁政”理想和“求”与“学”的实践原则，在此一点上二者并没有本质的不同。 
孟子和荀子既然一致，为什么会有一人主张性善、一人主张性恶？其原因即在于二人所处的历史环境不同。
  对此，司马迁早有指出。《史记》将孟子与荀子合传，是有其充分考虑的。 
《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司马迁评价孟子说：“当是之时，秦用商君，富国强兵，楚魏用吴起，战胜弱敌，齐威王宣王用孙子田忌之徒，而诸侯东面朝齐。天下方务于合从连衡，以攻伐为贤，而孟轲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
  ”又说孟子“游事齐宣王，宣王不能用。适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则见以为迂远而阔于事情”。所谓“所如者不合”与“迂远而阔于事情”，是说孟子的学说主张与当时的社会现实相差太远，孟子被认为是过于理想化了。 
《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司马迁评价荀子说：“荀卿，赵人。
  年五十始来游学于齐。田骈之属皆已死齐襄王时，而荀卿最为老师。齐尚修列大夫之缺，而荀卿三为祭酒焉。齐人或谗荀卿，荀卿乃适楚，而春申君以为兰陵令。春申君死而荀卿废，因家兰陵。荀卿嫉浊世之政，亡国乱君相属，不遂大道而营于巫祝，信禨祥，鄙儒小拘，如庄周等又猾稽乱俗，于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兴坏，序列著数万言而卒。
  ”所谓“嫉浊世之政，亡国乱君相属”，说明到荀子时社会现实更趋恶化，更不容提出过高的理想。 
孔孟荀三人的身世环境属于同一类型，都有所谓是非淆乱、老而发愤的经历。但孔子生当春秋末年，孟子生当战国前期，社会政治状况毕竟要好一些，使人感觉尚有药可救。
  而荀子生当战国末年，作为春秋战国最后一位集大成的学术大师，所感受到的社会环境的险恶，以及来自儒家统系的责任感和心理压力，都在孔子孟子之上。所以荀子专意著作了《性恶》一篇，说：“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恶焉，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
  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然则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乎争夺，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 
孟子讲仁义，把仁义概念建立在对人的心理分析之上。为了强调仁义，所以深自树立，高自标榜，以求激励人心，要求人在后天行事中保持其本心，是俗语所说的“唱红脸”。
  表面上讲性善，实际上重在后天行事。荀子讲仁义，但荀子生当战国末年，当时的情况已是人人争于利欲，君子与小人同恶，固不宜倡言心性之善，于是只有深明其恶，以求人能反躬自救，要求人在后天生活实践中厉行改造，有佛家世纪之末救世出苦海之意，是俗语所说的“唱白脸”。
  孟荀二人性善论与性恶论态度虽然相反，但“仁”的主张一致，强调后天实践一致，并且性善论或性恶论的独断的逻辑论证方法也是一致的。 
社会政治格局是有变化的，学术的发展也是有变化的。在这方面以法家的论述最为充分，如《韩非子·五蠹》说：“故事因于世，而备适于事。
  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李斯秦始皇三十四年奏议：“五帝不相复，三代不相袭，各以治。非其相反，时变异也。”（《史记·秦始皇本纪》） 
儒家的发展，有一个由“仁”向“义”、“礼”，直至向法家的“法”过渡的流变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性善论与“义”相联系，性恶论与“礼”相联系，核心是“仁”。“义”与“礼”仍然是仁，之所以有性善论与性恶论的不同，则是原于历史环境的变化。“义”与“礼”变了，性善论与性恶论变了，但是“仁”没有变，儒家体系的独断性质也没有变。 
对于此一性质，学术界也早有指出。
   
朱熹在解释张载《正蒙·天道》中“天体物不遗，犹仁体事而无不在也”一句时说：“横渠谓‘天体物而不遗，犹仁体事而无不在’，此数句是从赤心片片说出来，荀、扬岂能到？”（《朱子语类》卷九十八）所谓“赤心片片”，即表明此问题是由内心自明的，而非推理的。
   
梁启超说：“道家哲学，有与儒家根本不同之处。儒家以人为中心，道家以自然界为中心。儒家道家皆言‘道’，然儒家以人类心力为万能，以道为人类不断努力所创造，故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道家以自然界理法为万能，以道为先天的存在且一成不变，故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见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第八章《道家思想（其一）》。中华书局1936年出版，东方出版社1996年编校再版。）简洁而准确地指出了儒家学说的人文实践倾向。梁启超先生又说：“荀子与孟子同为儒家大师，其政治论之归宿点全同，而出发点则小异。孟子信性善，故注重精神上之扩充。
  荀子信性恶，故注重物质上之调剂。……孟子言‘辞让之心人皆有之’，荀子正相反，谓争夺之心人皆有之。”（见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第七章《儒家思想（其五）（荀子）》。）所说出发点的小异当即指孟荀二人的论证手法不同，归宿点的全同当即指其儒家本质的一致。
   
冯友兰先生说：“荀子的人性论虽然与孟子的刚好相反，可是他也同意：人人能够成为圣人。孟子说：‘人皆可以为尧舜。’荀子也承认：‘涂之人可以为禹。’（《荀子·性恶》）这种一致，使得有些人认为这两位儒家并无不同。”（见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第十三章《儒家的现实主义派：荀子》。
  ）所说人皆可以为尧舜与可以为禹的一致，当即指儒家的人文精神和躬行实践的原则。 
吕思勉先生说：“据理论之，告子之说，固为如实；然孟子之说，亦不背理。何者？孟子据人之善端而谓性为善，夫善端固亦出于自然，非由外铄也。……后来王阳明创致良知之说，示人以简易直捷，超凡入圣之途，实孟子有以启之。
  其有功于世道人心，固不少也。”（见吕思勉《先秦学术概论》下编第二章《儒家》第四节《孟子》。）吕思勉先生在指出孟子逻辑上的错误的同时，对其注重“善端”的观点其实是非常赞同的，其意似亦以为“善端”并非由逻辑可以证明。故孟子极力证明，反成画蛇添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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