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简介 （前145或前135～？） 西汉史学家，文学家。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西南）人。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前145），一说生于汉武帝建元六年（前135），卒年不可考。司马迁10岁开始学习古文书传。约在汉武帝元光、元朔年间，向今文家董仲舒学《公羊春秋》，又向古文家孔安国学《古文尚书》。
20岁时，从京师长安南下漫游，足迹遍及江淮流域和中原地区，所到之处考察风俗，采集传说。不久仕为郎中，成为汉武帝的侍卫和扈从，多次随驾西巡，曾出使巴蜀。元封三年（前108），司马迁继承其父司马谈之职，任太史令，掌管天文历法及皇家图籍，因而得读史官所藏图书。
太初元年（前104），与唐都、落下闳等共订《太初历》，以代替由秦沿袭下来的《颛顼历》，新历适应了当时社会的需要。此后，司马迁开始撰写《史记》。后因替投降匈奴的李陵辩护，获罪下狱，受腐刑。 出狱后任中书令，继续发愤著书，终于完成了《史记》的撰写。
人称其书为《太史公书》。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对后世史学影响深远，《史记》语言生动，形象鲜明，也是优秀的文学作品。司马迁还撰有《报任安书》，记述了他下狱受刑的经过和著书的抱负，为历代传颂。 正史中未载司马迁卒年，有人认为这是司马迁善终的证明，也有人认为这恰恰说明司马迁死得不明不白，大有疑问。
《史记集解》东汉学者卫宏汉旧仪注云 ：“司马迁作‘景帝本纪’，极言其短，及武帝过，武帝怒而削去之。后坐举李陵，李陵降匈奴，故下蚕室。有怨言，下狱死。葛洪《西京杂记》也有相类似的记载，有人据此认为，司马迁是因作《报任安书》而死的，且死在作《报任安书》的当年。
据王国维考定，《报任安书》作于太初四年。郭沫若认为司马迁下狱的事世上必有流传，故卫宏、葛洪均笔之于书。卫宏和葛洪都是当时颇有名望的大学问家，不会无中生有，歪曲事实。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的赞中叹息：“以迁之博物洽闻而不能以知自全，悲其既陷极刑”，指腐刑之后又不能自保其身。
这说明司马迁不是正常死亡。桓宽《盐铁论·周秦》篇言：“一日下蚕室，创未宿，卫人主，出入宫殿，得由受禄食大官，享赐身以尊荣妻子，获其饶，故或载卿相之列，就刀锯而不见悯。”盐铁会议召开于西汉昭帝始元六年，离司马迁生活年代相去不远，《汉书》载司马迁被刑之后，又“尊宠任职”，为中书令（皇帝的御用秘书），可说是“载卿相之列。
”郭沫若认为《盐铁论·周秦》篇中的既“下蚕室”而后又“就刀锯”，就是暗指司马迁的再度下狱致死之事。 对此，有的学者则提出异议。目前尚存有关卫宏提及太史令和司马迁行事的记载，共有四条，经考证，至少有两条不符合史实，故卫宏说司马迁“下狱死”一事，殆不可信，至少也是孤证。
古人认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汉书》叹司马迁“既陷极刑”，不“能自保其身”，应当从古人的这种含义上来理解。《盐铁论·周秦》篇文学之言与司马迁根本风马牛不相及，“下蚕室”之后又“就刀锯”，原意只是指一种刑罚所造成的社会不良风气，乃证明汉武帝严峻之治的无效，不能解释为司马迁两次下狱。
也有人认为司马迁可能死于汉武帝晚年的“巫蛊之狱”。巫蛊案发于征和元年，身为治巫蛊使者的江充与卫太子有怨，恐武帝晏驾后为太子所诛，遂大开杀戒以借机剪除太子，太子杀江充后自杀，武帝穷治巫蛊之狱，转而穷治太子死之狱，一直到征和四年，前后死者达十几万，司马迁的好友任安，就是“巫蛊之狱”的殉难者之一。
这场灾难，牵及到当时许多文武官员，司马迁恐怕也难以幸免。又据《史记》记事内容分析，太初四年至征和二年还有记事，征和三年后无记事，司马迁很可能是《汉书》所云“巫蛊之祸，流及士大夫”的牺牲者。 还有人主张司马迁死于武帝之后。西汉学者褚少孙曾说过“太史公记事，尽于孝武之事，”《史记》各篇里有汉世宗的谥号“武帝”。
“武帝”系汉世宗刘彻死后，后人所追封，如司马迁死在武帝之前，怎么会知道这谥号呢？有人考证司马迁《报任安书》作于征和二年十一月，距武帝驾崩仅四年，从《报任安书》的内容来看，知道当时《史记》尚未全部完成，此后必有修整补辑，故涉及到武帝的专访，必称谥号，则不足为奇了。
总之，司马迁到底是“有怨言，下狱死”或是为“巫蛊之狱”所累及，还是平安地活到武帝之后，寿终正寝，目前尚无明文信史作据，有待于今后新史料的发现和人们的进一步研究。 神秘之死。 自从司马迁写完《报任安书》之后，人们便再也不知道他的消息，历史的记载在这里留下了一页空白，后人只能从一些零星的，甚至互相有些矛盾的一些传说当中，一些不完全的资料当中，去揣测司马迁后来的结局。
司马迁后来结局有四种可能。 第一、司马迁可能是自杀身亡。《史记》完稿之后，生命对于司马迁而言，已经无足轻重了，特别是受宫刑之后，人们对他所谓贪生怕死的误解该是洗刷时候了。我司马迁是不是个贪生怕死的人，那么基于这些，他可能自杀，我是从《报任安书》分析出来的。
也就是说，司马迁有自杀的这种意图，从《报任安书》里面已经可以透露出不少信息了，你们想一想，司马迁当时给任安写信的时候，当时任安在狱中，后来任安被处死了，司马迁给任安回信，任安写信给司马迁，是在下狱之前，他一直没有时间给他回信，后来任安在狱中，要把汉武帝杀了的时候，他匆忙写这封信给他，写那么长，为什么写这么长，任安因为受了一个案子的牵连，正在狱中羁押在牢中，而且随时可能行刑处斩，司马迁为什么要对一个快要死的人，写下如此长篇，而又悲愤激昂的书信呢？他又为什么要在信中反复诉说自己忍受不了腐刑之后的这种耻辱呢？他又为什么要选择这样一个时机和对象来宣告《史记》一百三十篇完成呢？他又为什么在信中大谈“人故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而且在信里面说，“要死之日，然后是非乃定”。
他说一个人生前你不要说我是和非，人生的是非留在身后，一个人等死后的若干年，人们才能给他论定是非，那就是说我司马迁究竟是个什么人，留待后人评价，现在你们怎么攻击我，怎么瞧不起我都可以，死后你们来看我是个什么人。我这个信把我的心情、我的想法、事实经过，我都讲清楚了，所以《报任安书》也许就是一封遗书。
第二种可能，司马迁受任安这个案子的牵连，被汉武帝下令腰斩于市。当时宫廷里面有一场斗争，那么任安牵涉进去了，而当司马迁辗转托人把他的《报任安书》送到狱中以后，任安已经被腰斩了。任安腰斩以后，狱吏在抄检狱室的时候发现了司马迁的信，于是便呈奏给汉武帝，信里面是非常愤慨地表达对汉武帝的不满，那么汉武帝读罢，看到信里面那么多怨愤之词，勃然大怒，再加上有人趁机诬告司马迁和任安是同党，他们俩是好朋友嘛，于是汉武帝便下令把司马迁打入天牢，随后腰斩于市。
那么这样看来，似乎是《报任安书》惹的祸，其实司马迁何以不知道《报任安书》会带来什么结果呢，司马迁并非不知道任安作为死囚犯，可能终生读不到这封信，司马迁也并非不知道这封信可能成为一封公开信，因为自己在信中所发泄的不满会招致灾祸，这点司马迁是非常清楚的。
但是他不能不说，因为当他完成了《史记》的伟大的著述以后，灾祸对于他而言已经是无足轻重了，况且他选择这样一个与他患难与共的朋友写信的这种方式，选择给朋友写信，而且向世人公布《史记》的完成，这本身就是一种抗争，也是对朋友甚至对朋友死后的灵魂是一种极大的安慰。
第三种可能司马迁再次下狱之后，随同长安狱中的罪犯，无辜地被集体处死的，这是怎么回事呢？据《汉书·宣帝纪》记载，当《报任安书》被汉武帝知道之后，汉武帝看到信中有很多怨言，于是便下诏把司马迁逮捕了，并且叫御史台论罪，就是说并没有判死罪、论罪。
就在论他的罪这个期间，不久汉武帝病重，那么有巫师就给他算风水，然后巫师告诉汉武帝，说长安监狱当中有天子气冲撞了圣上，究竟是谁呢？不知道，于是汉武帝下令把狱中所有的囚犯，无论轻重一律处死。这是历史上有记载的，曾经一次把长安城的犯人全部杀了，所以司马迁就这样集体地无辜地被杀了，一代史家就这样死于非命，这是第三种可能。
第四种可能司马迁寿终正寝，其实关于司马迁是被杀，史料还不能够充分地予以证实，说司马迁是自杀，也不过是一种推测。在史料不足的情况下，我们还只能够把他看成是正常病故，司马迁大概活了60岁，司马迁死了，在《史记》完成之后，他悄然无声地离开人世了，他以生命的终结换来了《史记》的诞生，他的死留下一个历史之谜，他的著作却竖立起一块历史的丰碑。
( 《百家讲坛》 9月8日 《司马迁》 李敬一 ) 。
司马迁（前135 ~ 前87）
字子长，夏阳（今陕西韩城）人。他生于史官世家，祖先自周代起就任王室太史，掌管文史星卜。父亲司马谈在武帝即位后，任太史令达三十年之久。司马谈博学，精通天文、《易》学和黄老之学。司马迁十岁起诵读「古文」，并接受其父的启蒙教育。
渊源久长的家学对他后来治学道路有深刻的影响。后随父去长安，同当时著名经学大师孔安国、董仲舒学习《古文尚书》和《春秋》。十九岁为补博士子弟。二十岁随博士褚太等六人「循行天下」，开始了他的游历生活。他的足迹到达会稽，访问夏禹的遗迹；到过姑苏，眺望范蠡泛舟的五湖；到达淮阴，访求韩信的故事；到过丰沛，访问刘邦、萧何的故乡；到过大梁，访问夷门，并考察秦军引河水灌大梁的情形；到过楚，访问春申君的宫殿遗址；到过薛地，考察孟尝君的封邑；到过邹鲁，拜仰孔孟的家乡。
此外，他还北过涿鹿，登长城，南游沅湘，西至崆峒。壮游使他开阔了眼界，增长了知识。回到长安后，武帝对这个广闻博识、学问丰富的年轻人十分重视，命他为郎中，让他带着皇帝的命令出使巴蜀，到达今天昆明一带大西南地区。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奠定了司马迁以后着书立说的厚实基础。
元封元年（前110），汉武帝封泰山，司马谈以职任太史公而不能从行，愤懋而死。临终前他难过地对司马迁说：「我死以后，你必为太史。做了太史，莫忘了我的遗愿。今大汉兴盛，海内一统，上有明主贤君，下有忠臣义士。我身为太史，而未能记载，愧恨不已。你一定要完成我未竟之业！」司马谈死后，司马迁继任父职为太史令，使他有机会读遍皇家藏书处石室金柜收藏的文史经籍，诸子百家，及各种档案史料。
太初元年（前104），他以太史令身分和中大夫孙卿、壶遂及历官邓平、落下闳、天文学家唐都等二十余人，改革历法。经这批专家通力合作，反复计算、选择，终于在这年五月造成新历，这就是著名的《太初历》。《太初历》改以正月为一岁之首（秦历以十月为一岁之始），一月的日数为二十九点五三天，一岁一年一的日数是三百六十五点二五天，这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历法，也是甲国历法史上进行的第一次大改革。
此后，他秉父遗志看手准备编写《太史公记》（《史记》）。
天汉二年（前99），他的同僚李陵出征匈奴时被围，在矢尽粮绝的情况下投降匈奴。消息传到长安，武帝大怒。朝廷的文武百官，都大骂李陵投降可耻。司马迁不作声。武帝问他有什么意见，书生气十足的司马迁百言不讳地说：「李陵转战千里，矢尽道穷，古代名将也不过如此。
他虽投降，尚属情有可原。臣以为只要他不死，他还是会效忠汉朝的。」盛怒中的汉武帝听了司马迁这番话，认为他是为李陵辩解，是在故意贬低当时正在打匈奴而又很不顺利的李广利，于是命令把司马迁判为死罪（或以腐刑代替）。汉武帝时代，判了死罪的可以出钱五十万减死一等。
但家境并不富裕的司马迁拿不出这一笔钱，只能受「腐刑」（宫刑）来选择「偷生」这条路。不幸的遭遇，使司马迁精神受到极大刺激，曾一度想自杀，但他想起了父亲的遗言，又以古人孔子、屈原、左丘明、孙子、韩非等在逆境中发愤有为鼓励自己，终于以惊人的意志忍辱负重地活了下来。
身心备受摧残、忍辱含垢生活的司马迁深知，「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他决心以残烛之年，完成父亲要他完成的史书。经过六年的囚禁生活，征和元年（前93）终于出狱。武帝对司马迁的才能还是爱惜的，任命他为中书令。从此他埋首奋发著述，终于完成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中家之言」的巨著──《史记》。
《史记》，原名《太史公书》，又称《太史公记》、《太史记》，至东汉末年才百称为《史记》。司马迁意在使其「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俟后世圣人君子」。汉宣帝时，司马迁外孙杨恽把它公之于世。其时已有少量缺篇，为后人褚少孙等补足。 《史记》是中国史学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开创了纪传体通史的恢宏先河。
《史记》有本纪十二，列传七十，此外还有世家三十、表十、书八，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五千六百字，记载了从黄帝至汉武帝约三千年间史事。 「本纪」是全书的总纲，以编年为体，记载历代帝王的世系，年代久远的以朝代为主，年代稍近的以帝王或实际当权者为主。
「本纪」实质上是全国编年大事记，起提纲挚领的作用。 「世家」亦以编年为体，记述王侯封国、开国功臣和有特殊地位、特殊影响的人物。其事或许并非牵涉全国，然于某一封国或全国社会生活的某一方面有巨大影响，多数可视为「国别史」，诸如「晋世家」、「楚世家」、「孔子世家」、「陈涉世家」等。
「列传」所占篇幅最多，可分两大类：一类是人物传记，有一人一传的专传，有两人或数人的合传，按人物性质排列立传。所记人物范围极广，涉及贵族、官僚、政治家、经济家、军事家、哲学家、文学家、经学家、策士、隐士、说客、刺客、游侠、医士、占卜者、俳优等社会各个阶层。
另一类是对外国或国内少数民族的记载，涉及中外关系史和国内民族关系史。前一类列传有「伯夷列传」，「孙子吴起列传」、「刺客列传」、「儒林列传」等；后一类有「匈奴列传」、「南越列传」、「西南夷列传」、「朝鲜列传」等。「列传」对「本纪」起了充实和具体化的作用。
「表」，以谱列帝王、诸侯、贵族、将相大臣的世系、爵位和简要政绩，以年代远近、史事繁简而别为世表、年表、月表。今人观之，也可分为大事表和人物表两类，诸如「三代世表」、「十二诸侯年表」、「高祖功臣侯者年表」、「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等。「表」的作用是形象、直观，便于观览，可补「本纪」、「世家」、「列传」之不足，又可省去不少文字，使记载免于繁冗。
「书」，分门别类记述历代历法、礼乐、封禅、水利、经济等典章制度，反映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是《史记》很重要的部分，诸如「礼书」、「乐书」、「历书」、「河渠书」、「平准书」等等。其中尤以「平准书」最为精彩，记社会经济状况，特别是汉朝经济政策的演变，开后代正史「食货志」之先河。
历来人们称《史记》是纪传体史书，强调本纪和列传的重要性。其实，作为全书的组成部分，表、书、世家都有纪、传不能代替的独立的价值，严格地说，它应是纪传志书体，是一种综合体史书。 司马迁在《史记》里不仅记载了大量史实，并且要「考其行事，综其始终，稽其成败兴坏之纪」，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他要从错综复杂的历史事实中探索出一些道理，提出自己的看法来。因此，他不只是一个史事的整理者，而且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家。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即探究天人关系、疏通古今变化的主旨，集中反映了司马迁历史哲学的精髓。 「究天人之际」，司马迁首先强调天人相分，即认为天道与人事是不相干的。
在《伯夷列传》里，他以伯夷、叔齐和颜渊为例，对「天道无亲，常与善人」的说法进行批评，说「天之施善人，其何如哉？」到了近世，那些品行不好，专犯忌讳的人，却「终身逸乐，富厚累世不绝」；反之，公正发愤的人，常「遇灾祸者，不可胜数也」。由此，他深沉地写道：「余甚惑焉，倘所谓天道，是邪非邪？」他对项羽英雄一世但从不自察，临死之前还一再说「此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持严肃批判的态度，说是「岂不谬哉！」他对汉武帝大肆挥霍搞封禅祭祀、祈求神仙的活动，予以深刻的揭露，认为这种活动毒害了社会风气，「然其效可睹矣」，予以强烈的讽刺。
而在写到人的活动时，刻意写出人事在历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他在《太史公自序》里说，三十世家，是要写出「辅拂股肱之臣」的「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七十列传，是要写出那些「扶义?m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的人们的活动。这在中国史学发展上，第一次把人的活动放到如此重要的历史位置上来看待。
他还把人的活动与国家兴亡联系起来，认为：「君子用而小人退」，这是「国之将兴」的征兆；而「贤人隐，乱臣贵」则是「国之将亡」的迹象。进而指出：「其矣，『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任』，诚哉是言哉！」（《楚元王世家》）后论一他还寓意很深地指出：要使国家强盛太平，「唯在择任将相哉！唯在择任将相哉！」（《匈奴列传》后论） 「通古今之变」，包含了司马迁历史哲学的丰富内容。
首先，他对历史演进的过程提出了比较完整的看法，这从《太史公自序》中的《五帝本纪》至《高祖本纪》的序目、《三代世表》至《秦楚之际月表》的序目申可略见其大概。五帝、三代因历史太久远，无法「论次其年月」。《三代世表》至《十二诸侯年表》，年代是「自共和迄孔子」，是「诸侯专政」、「五霸更盛衰」。
接下去是《六国年表》，起周元王（前475）、迄秦二世（前207），历史特点是「陪臣执政」，「海内争于战功」，「务在强兵并敌，谋诈用而纵横短长之说起」。《秦楚之际月表》起秦二世元年（前209）七月，至高祖五年（前202）九月，首尾八年。对这段历史，司马迁写道：「初作难，发于陈涉；虐戾灭秦，自项氏；拨乱诛暴，平定海内，卒践帝祚，成于汉家」。
这四表不仅首尾相衔，贯穿古今，且勾勒出了各个历史时代的特点，反映出司马迁对于历史进程的卓越见解。 其次，在叙述历史变化过程中还阐扬他的历史进化观。他的这种见解，在「八书」中贯彻得尤为突出。 第三，提出了「物盛则衰，时极而转」的历史命题。
《太史公自序》在讲到撰述「本纪」时，提出对于历代帝王业绩要「原始察终，见盛观衰」，即推究其何以始，详察其何以终；于其极盛时要看到它日渐衰落的迹象。在司马迁的历史哲学中，历史总在变化：要么由盛变衰，要么由衰转盛。他就是用这样的历史哲学去观察历史，「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
除《史记》外，司马迁还作赋八篇，均已散夫，唯《艺文类聚》卷三十引有《悲士不遇赋》片段。 他的《报任安（少卿）书》，是一篇著名的论说散文。文中叙述了他因李陵事件而受宫刑的过程；抒发了忠而见疑、无辜受刑的悲愤，暴露了汉武帝的专横残忍及当时的酷吏政治；最后，表达了自已发愤着书、创作《史记》的决心。
司马迁的学术思想，在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史上占有重要突出的地位。《史记》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是当之无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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