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少数民族音乐丰富多彩，在共同展现着中华音乐文明整体风貌的同时，又极具鲜明的民族个性。作为人类文化的共同遗产和人类文化多样性选择的明证，我国少数民族音乐在世界范围内越加受到重视。截止2009年已经有维吾尔族木卡姆、蒙古族长调、贵州侗族大歌、《格萨尔》史诗、藏戏、新疆《玛纳斯》、蒙古族呼麦、甘肃花儿、朝鲜族农乐舞等成为联合国公布的世界级“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成为全人类的共有精神财富。
  面对丰富而多样的少数民族音乐，音乐学界有着比较清晰的认识，形成了较为全面的分类体系。从传统音乐的构成来说，民间音乐存在于所有民族之中，是各民族音乐发展的基础;宗教音乐是绝大部分民族都拥有的音乐类别，伴随着我国少数民族复杂的宗教信仰而体现出多样性;满族、蒙古族、藏族等少部分民族有着自己民族的宫廷音乐，这与这几个民族曾经建立过全国性或地方性的政权有着密切的关系；类似汉族传统音乐中独立地位的文人音乐在我国少数民族中是缺失的。
  对于我国少数民族的传统音乐，既能在上述四大部类的框架中作宏观考察，又不能局限于此，如维吾尔族的木卡姆音乐就不能简单地对应于四大部类,在学界一般将其单独设类为维吾尔族古典音乐。从民间音乐的构成来说，全部拥有民歌、歌舞音乐、说唱（曲艺）音乐、戏曲音乐、器乐音乐五个类别的少数民族也不多。
  其中民歌是普遍存在的，是具备最基础性地位的类别;歌舞音乐和器乐音乐广泛存在于各少数民族之中;说唱(曲艺)音乐在少数民族中较为少见，戏曲音乐尤其是成型的更少。在各部类内部，各少数民族音乐因为族群不同、产生时期不同、品种形式繁多等原因，没有统一的分类体系。
  以民间音乐为例：对于民歌来说，学术界在尊重各民族原生性分类的同时，也采用把体裁和题材相互结合的方式，在必须范围内做共性比较后归纳为劳动歌、情歌、山歌、叙事歌、风俗歌、儿歌、祭祀歌等最常见的几个品种。歌舞音乐，学术界按照歌与舞是否结合分为载歌载舞和只舞不歌的两类，但这是针对所有民族的宏观分类，在各民族内部一般采用原生性称谓，不做细微分类。
  器乐音乐中的具体乐器，因为具有物质载体的特点，既能根据振动发声原理采用萨克斯-霍恩波斯特尔(S-H)的“体、弦、膜、气”的分类，也能按照演奏方式分为“吹、打、弹、拉”四大类。多种乐器组合的合奏乐则大多根据各民族合奏乐的实际情况采用各民族原生称谓，如维吾尔族木卡姆中的器乐部分、纳西族的“白沙细乐'土家族的“打镏子'景颇族的“文邦木宽”等。
  说唱(曲艺)音乐在各民族中多从其长篇叙事民歌发展而来，有些在本民族中独立性还不强，比较成熟的少数民族说唱音乐，一般采用原生称谓划分，如赫哲族的伊玛堪、白族大本曲、鼻族的甲苏、藏族的折嗅、壮族的末伦等。戏曲音乐与说唱音乐相似，数量不多，比较成熟的有藏戏、壮剧、白剧、侗戏、满族新城戏等，除藏戏和壮剧有内部的剧种差别，其他的几个民族只有一个剧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