抹黑
“抹黑”一词当代较为流行，尤其在海外“抹黑”成为人们使用频率较高的特定词，比如港星周润发在美国被人抹黑、为彭定康贴金的电视片《末代港督》对诸位爱港人士的抹黑，以及台湾选举中的抹黑等，“抹黑”成为损人脸面的另一种说法。据《汉语大词典》、《古今俗语集成》的解释，“抹黑”的字面义是涂抹黑色，一般引申解释为丑化的意思。
  《汉语大辞典》等书都引证了当代几位作家对“抹黑”一词的用法。但丑化他人或自己为何用“抹黑”来比喻，抹黑的原始含义是否即为丑化，“抹黑”又是怎样发生词义转换的，这的确是一个有趣的民俗语言问题。
一、黑色崇尚的历史传统
从色彩学上看，黑色是量度值最小的颜色。
  中国古人从自身生活经验出发界定“黑”之本色，《说文》“黑，火所熏之色也”。（黑）是一个象形字，表示柴火熏烤之后留下的烟垢的颜色。色彩本身无所谓意义，更没有正与邪、贵与贱的分别，色调虽能引起人的一定程度的生物性反应，但作用于人的更主要的是文化的反应。
  人们常常基于某种文化观念利用色彩来表达自己的喜怒哀乐和好恶之情，赋予色彩以生命，因而色彩在不同的历史社会与文化环境中有着各自的象征意义。
从考古学与人类学的材料看，在原始居民的观念中，黑色往往具有某种神性的意义，在世界范围内均不同程度地存在过黑色魔力的崇拜。
  （参见日人吉田桢吾著《宗教人类学》）
在人的身体上涂抹黑色是一种具有神秘色彩的巫术礼仪，它的原始意义是驱邪祈福、是求吉的象征。所以说在抹黑这一民俗行为的原始底蕴中并没有丑化的恶意，它之所以在后世出现转义、成为贬词与主流社会文化观念的变迁具有相当的关系。
  
中国曾经有过黑色崇尚的历史传统。对黑色的崇尚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史前时代，在仰韶文化晚期与龙山文化时期曾出现了较大量的黑陶器皿，因此龙山文化又被称为黑陶文化。“抹黑”这一民间传承俗语在其原始底蕴中并没有丑化的恶意，它之所以在后代出现意义的改变、成为贬词与社会文化观念的变迁具有相当关系。
  
夏朝作为中国古代社会第一个部落国家，它直接继承了尚黑的原始风习，并着意将黑色上升为国家的标准色，将其视为夏朝文化的外部表征之一，建立起较为完整的尚黑的服色制度。所谓服色即王者的车马、旌旗、衣服所选择采用的颜色，它是文化意识的礼仪化表现。
夏商周的服色观念与秦汉以后的服色观念有着根本的差别，前者起源于原始部族的民俗传统，后者主要是阴阳五行生克图式支配的产物。
  夏朝服色不仅能从夏代文化遗存中得到一些证据，而且先秦文献中也有明白的记述，“夏后氏尚黑，大事敛用昏，戎事乘骊，牲用玄”（《礼记·檀弓上》）。夏人以黑色为贵，丧事在昏黑的夜晚进行，征战乘用黑色的战马，祭献用黑色的牺牲。丧事、兵事、祭祀为上古社会的重大事件，在这些神圣的场合，是一定要用本部族最崇尚的色彩。
  
夏人的黑色崇尚虽然在夏政权覆亡之后逐渐退隐，但它在一定时期内仍有着明显的影响。周人虽然尚赤，可赤黑之间差别并不分明，不近平民冠、婚大礼，服“缁布冠”、乘“墨车”（《仪礼》卷三、卷四），而且周天子在冬季也要“居玄堂”，“乘玄路（辂），驾铁骊，载玄旗，衣黑衣，服玄玉”（《礼记·月令》）。
  周人对黑色习尚的传袭，既体现了周文化对夏朝礼仪文化“兼用”的包容精神，也是周人对与自己有亲缘关系的夏族文化风习的习惯性接纳（据专家考证夏禹出自戎羌，戎羌之后的姜姓部族与姬姓周族有长期的耦婚关系）。同样，起于西戎的秦人在立朝之始，就宣称“方今水德之始，……衣服旄旌节旗皆上黑”（《史记·秦始皇本纪》）。
  这固然是五行生克观念的需要，同样也潜隐着秦国百姓对戎羌旧俗的眷恋。直到“五胡十六国”时期，夏族后裔匈奴人刘曜在定前赵国号时仍宣称“牲牡尚黑，旗帜尚玄”（《晋书》卷103）。这与秦人具有类似心态，黑色源于部族信仰，五行不过是其外在的附会与包装罢了。
  中古之后，在主流社会中黑色崇尚逐渐衰微，历朝帝王均以黄、朱等为正色，处于五色之末的黑色开始有了等而下之的贬义。黑色地位的变化也可能与佛教的大规模传播有关，佛教不仅崇尚金身，而且在佛经中常将黑色与罪恶相联系，如以黑业称恶业，所谓“法云垂荫，光破黑业”（唐·独孤及《毗陵集》十三）。
  佛教中的地狱也多冠以黑名，有所谓黑沙地狱、黑绳地狱等。
这种自史前发生、夏代系统化的尚黑信仰，虽然在中古之后的主流社会中逐渐消解，但在民间社会，尤其在戎羌后裔中得到持久而强顽的习用与传承。这不仅因为它曾经是国俗，更重要的是它本来就是民间的传统。
  
  
二、“抹黑”的民俗含义
尚黑习俗，在民间主要遗存在人生礼仪与节日庆典等民俗模式之中。脸面可以说是人体的第一部位，珍重脸面是中国人的传统习惯，“露脸”与“丢脸”就成为关乎个人或群体荣誉的大事。“抹黑”的主要身体部位在人的面部，朝脸上抹黑在民间传统中表达的是一种善意的祝愿，是给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