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对外经济贸易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公元前700多年的西周时期就开始了商业活动。明清时期，陕西商帮作为当时十大商帮之一，曾垄断中国西部贸易通商达500年之久。 陕西是中华民族重要的发祥地之一，也是中华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历史上，陕西曾经长期处于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区域，《资治通鉴》上讲“关中沃野富饶、乃帝王之居”。
据了解，包括汉唐盛世在内的十三个王朝曾先后在此建都。 事实上，陕西的辉煌不仅在此，而且还反映在商业上，据专家介绍，在我国明清时期长达500余年的漫长岁月里，陕西先进的政治文明和优越的自然地理环境曾经造就一代又一代声闻天下的巨商大贾，而且还最终形成了一个源远流长的商业帮派陕西商帮，这一商帮也被成为秦商。
明清时期，当时的中央政府为了巩固边防，在陕西等地实行“食盐开中”、“茶马交易”、“棉布征实”、“布马交易”等一系列的特殊经济政策，而这些为陕西商人的群体的崛起创造了机遇，当时的陕西商人抓住这一历史机遇，充分发挥自己在地域和物产上的优势，形成了以泾阳、三原为中心，以西北、川、黔、蒙、藏为势力范围，输茶于陇青、贩盐于川黔、鬻布于苏湖、销烟于江浙的名震全国的商业资本集团。
并以财雄势宏被尊为“西秦大贾”或“关秦商人”，称雄中国500年，而且还一度名列我国明清时期十大商帮的前列，和晋商、徽商齐名，就连明末清初科学家宋应星也不得不感慨道“商之有本者，大抵属秦、晋与徽郡三方之人”，可见陕西商帮在当时的影响。 在明清，南方各地的商帮主要把本地手工业品贩往外地换取原材料，以赚取加工利润的供销差价，而陕帮商人则不同，由于他们地处中西部地区区域经济结构的接合部与农牧产品交换中心，长期以来就形成了贩运贸易的历史传统，这便使他们在明清之际能够顺时趋势，扬其所长，多以经营起家。
当时的不少著名秦商，家里都有经商传统。而且在明清‘走西口’从事边境贸易的陕西商人中有许多是‘弃儒经商’的士人君子，大量士人学士参与商贸活动，把儒家传统文化知识应用于经营过程，以智谋取胜。对此明代著名学者顾炎武曾经总结说‘关中多豪杰之士，其起家商贾为权利者，大抵崇孝义，尚节概，有古君子之风’。
可以说明清之际，一个广泛会集士、农、工、商各阶层人群的陕西商帮，在中国西部贸易通商领域的崛起，完全是陕西几千年商业经济及其商业文化历史积淀的必然产物。 据悉，明清时期，陕西巨商蜂起，而最富盛名的商户则多来自那些经过世代积累，经过了漫长时间考验的商贾家族，他们分布在西安周边的渭南、大荔、韩城等区县。
渭南在明清之间，是备受瞩目的明星地区。渭南的赵家、严家、柳家、詹家是当时的“关中巨富”、“盖省财东”，围绕着他们的众多商业家族，则是巨龙身上的参差鳞甲。 当时的渭南有谚语云，孝义的银子、赤水的蚊子。说的是商贾云集、富甲天下孝义镇的鼎盛。“荒岁歌”在清末的陕西广为流传，“孝义镇它本是渭南所管，赵老五也算是关中富汉”，饥寒交迫的人们在绝望之中，把求生的希望寄托在渭南最大的富户赵家身上———因为赵家的银钱和粮食，普通人无法想象。
“富不过三代”，似乎是一条铁律，而一个家族的富裕能够跨于明清两朝，必有其绵延相继、世代立足、抵抗衰变的动力。渭南赵家由富而贵，或者竟有一个子孙在科考中一举夺魁，高居榜首，从而演变为一个“政治家族”。据说，清末小说《官场现形记》的开首即从赵家后代中了状元写起，或者有虚构的成分。
但作者把赵家当作历代巨富而贵的“典型”，可见一斑。 据介绍，鼎盛时期的陕西商帮所兴建的陕西会馆遍布全国，总数多达二百多所，至今全国各地还遗留下不少“陕西会馆”、“关中会馆”、“西秦会馆”建筑遗迹。陕西商人最早在异地建筑的会馆是北京的“关中会馆”和河南上蔡的“山陕会馆”。
到了明朝后期，徽商急剧勃兴夺取了秦商不少地盘，但秦商仍然位居其次。进入清代后，虽然晋商凭借与清廷的特殊关系和票号的雄厚财力而跳跃发展，但秦商仍是与之分庭抗礼的重要商帮。 事实上，在陕西商帮的经营模式中，也遇到了与今天十分相似的历史环境。古老的陕西商人“坐在家里，把千里之外的钱挣了回来”，他们主要采取了财东出资，掌柜经营的合伙经营模式，然后利润分成，这种合伙制经营体制，与我们现在的国企改革有些相似。
秦商的历史贡献 明清时期，陕西商人和山西商人携手垄断了中国中西部贸易通商达五百年之久，制造了中国西部商品经济的神话，令今天的陕西人抱愧不已。 当时，山西与陕西商人为了对抗徽商及其他商人的需要，常利用邻省之好，互相结合，人们通常把他们合称为“西商”或是“山秦商帮”。
西商在明代前期的势力很大，他们从经营盐业中获得了大量的厚利，可惜利益的原因使他们内部开始分化，陕西盐商与山西盐商分道扬镳，最终陕西盐商到了长足发展，这也为陕西商帮的最终形成奠定了基础。 据介绍，陕西商帮作为主要从事边境贸易的西部商业资本集团，对我国西部经济在明清时代的初步开发发挥过巨大的历史推动作用，在明代200年多年里，兰州、西宁等边茶、边布、边盐以及药材、皮货贸易基本上被秦商垄断。
明代输茶入藏的四川南路边茶贸易也操纵在秦商之手，由于他们的活动使康定由一个小山村变为“番夷总汇”的商业重地，陕西商人聚居的“陕西街”是当时康定最热闹的商业街。清朝以后，秦商向四川腹地进军，在清初百余年间几乎掌握了四川的金融命脉，并进而垄断了四川井盐生产资本总量的八成以上，以后又随着经营川盐入黔把势利扩张到云贵各处。
在北部汉蒙边地上陕西商人通过“布马交易”把贸易触角深入到伊克昭蒙各旗，并逐渐成为“旗地经济的实际掌握者”，依靠这一优势地位，他们又一手培植了以皮货贸易为特色的明清陕北经济。 在清代，陕西商帮无论是经营范围，还是经济实力都取得了长足发展，他们在盐、茶、布、烟、木、药、皮、杂、金融等诸多行业较之明代有了蓬勃发展，经营地域北到乌鲁木齐、伊犁，南到佛山、上海等地，并且摆脱了明代从属政府需求的被动局面，真正把自身发展安放在了顺应商品经济发展的坚实基础上，基本达到了其发展的鼎盛时期。
而随着陕西商人的不断成功，大量货币资本流回陕西，直接推动了陕西本土商品经济的发展。清代陕西布业的急剧勃兴，就是一个显著的例子。并且由于陕西商人在秦巴山区的生产性投资，使那里的矿冶、采伐、造纸等行业迅速发展，使得秦巴山区成为我国较早产生内生性资本主义萌芽的地区之一。
正是这些原因使得陕西成为明清500年间的全国经济发达地区之一。 如今，能够见证当年陕西商帮兴盛的历史遗迹除了遗存在全国各地的“陕西会馆”或者“山陕会馆”外，最有名的恐怕就是散存于渭北澄城、白水、韩城一带的拴马桩了，据说，这些被史学家称之为“地上兵马俑”的拴马桩正是当时秦商鼎盛时期的财富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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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日本“入关”对其经济的影响 日本政府的宏观调控日本经济以１９６０年６月发表的《 贸易外汇自由化计划大纲》为契机，开始走向真正含义的经济 开放体制。该《大纲》包括...详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