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思想与魏晋风流
                     ——就竹林七贤中嵇康与阮籍具体分析
摘要：魏晋之际混乱而痛苦的历史事实，让当时的名士们思治而不得，苟全性命于乱世，对文化、思想和社会风气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那些循规蹈矩，那些道貌岸然，似乎都成了一个个玩笑，传统的力量在无形里消失，越来越多的名士在无望的明天面前选择了叛逆。
  有些人，佯狂而避世，在清醒与沉醉里优游，在痛苦和癫狂里迷失，于是就有了所谓的“魏晋风流”。他们注重精神世界的纯净，无视功名利禄和富贵，内心旷达，形迹放浪，性格通脱； 他们思想解放，谈吐新异，蔑视礼教；他们聚隐山林，弹琴咏诗，饮酒长啸。这一系列不为世人所理解的行为就反映了整个时代对传统礼教的挑战，对腐朽文化的不满，老庄思想是其最锐利的武器。
   
关键字：庄子   逍遥游   寄情山水   精神自由   阮籍   嵇康
庄子，名周，战国时期宋国蒙人。生活贫困潦倒，却鄙弃荣华富贵，痛恶名利权势，力图在乱世中保持独立人格，追求逍遥自适的精神自由，这与其社会背静有深刻的联系。战国中晚期，以周礼为根本制度而延续了数百年的政治格局，早在春秋时期便已经开始崩坏，而到庄子时期则到了最后溃亡的前夕，社会处于激烈动荡之中，诸侯战争，臣下弑君之事层出不穷，道义被赤裸裸的暴力代替。
  这样的时代，容易让人产生对政治的憎恶感，乃至对生命变幻，人生无常的绝望感。庄子的无为适己，与这样的政治局面直接相关。当政治暴力发展到可以极大地随意地摧残个人生命的时候，个人的抗争变得微不足道，形同尘芥，这时便只有被逼转入个人的内在精神世界，以求得精神世界的舒展与张扬，庄子此时便把这种精神之境发挥到了极至。
  在庄子以后的历史上，中国文人拥抱老庄之学，走向上山水田园的时候，往往就是在面对政治，个人的力量苍白无力，由拯救的激情转入绝望的时候。魏晋时期一批风流名士在历史上演奏的那曲精神悲歌便是很好的例证。1
    三国和两晋是一个统一王朝消失的时代。
  汉末到魏晋，阶级矛盾、社会矛盾不断恶化，统治阶级内部相互倾轧，致使社会动荡不安，政局变幻不定。东汉末年的政治败坏引发了黄巾起义，随后军阀割据，出现三国鼎立的局面。到了西晋，虽然实现了统一，但不久爆发了“八王之乱”，北方游牧民族趁机入侵，西晋的统治也随之结束，中原成了诸族争斗的战场。
  晋室南渡后，建立了东晋王朝，偏安半壁，可是由于统治集团内部的争斗不断，农民起义的高涨，致使刘裕最后取代了司马氏政权，建立了刘宋王朝。②
这些混乱而痛苦的历史事实，让当时的名士们思治而不得，苟全性命于乱世，对文化、思想和社会风气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那些循规蹈矩，那些道貌岸然，似乎都成了一个个玩笑，传统的力量在无形里消失，越来越多的名士在无望的明天面前选择了叛逆。有些人，佯狂而避世，在清醒与沉醉里优游，在痛苦和癫狂里迷失。于是就有了所谓的“魏晋风流”。他们注重精神世界的纯净，无视功名利禄和富贵，内心旷达，形迹放浪，性格通脱；他们思想解放，谈吐新异，蔑视礼教；他们聚隐山林，弹琴咏诗，饮酒长啸。
  这一系列不为世人所理解的行为就反映了整个时代对传统礼教的挑战，对腐朽文化的不满，老庄思想是其最锐利的武器。③
如果说庄子的超然物化，逍遥游世是一座无法仰止的高山，那么魏晋风流便是一个不可触及的古老神话，他们之间一脉相承。
一、逍遥游世与寄情山水
逍遥一词，不是庄子的首创，《诗经·郑风·清人》已有“二矛重乔，河上乎逍遥”。
  此外《楚辞》中有“折若木以拂日兮，聊逍遥以相羊”（《离骚》）这些所谓逍遥都是安闲自得之意，且多与形体之彷徨徘徊有关。庄子所说逍遥也有安闲自得之意，但不拘泥于形体之逍遥彷徨。《逍遥游》曰：“今子有大树，患其无用，何不树之于无何有之乡、广漠之野，彷徨乎无为之侧，逍遥乎侵卧其下。
  ”逍遥于无何有之乡，这不是形体的逍遥，而是想象中的逍遥。《大宗师》又云“茫然彷徨乎尘垢之外，逍遥乎无为之业。”这也是纯精神的逍遥。纯以精神言逍遥，是庄子所谓逍遥的独特之处。与逍遥意义相当，使用更为频繁的字是“游”。庄子所谓游有其特殊意义。《应帝王》说“予方将与造物者为人，厌，则又乘夫莽眇之鸟，以出六极之外，而游无何有之乡，以处圹琅之野。
  ”所游之处极为玄远旷眇。《应帝王》又说“立乎不测，而游于无有者也。”《逍遥游》还说“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庄子所说之处一无所有，无穷无际。《齐物论》曰“乘运气，骑日月，而游乎四海之外，”“无谓有谓，而游乎尘埃之外。”显然，所谓无穷无崖的圹琅之野、无何有之乡就是四海之外，尘埃之外，庄子早已厌倦是非淆乱的现实，他所追求的是现实以外的自由，《应帝王》又说“游心于淡，合气于漠、顺物自然而无私容焉。
  ”又说明游的主体是心而不是身，庄子的游是心之游，是心灵的安闲自适，是精神自由。④
逍遥游世的主体是心灵，所游之处是幻想中的无何有之乡，实质是思想在心灵的无穷寰宇中遨游飞翔。“乘天地之正，御六气之辩”，“游于六极之外”，听起来玄远幽深，气度恢弘，归结起来却不过是思想虚构的幻化之境，是一种神秘的自由的精神体验。
  这种体验好像使人进入另一个清澈浩淼，虚寂无涯的宇空之中，尽兴遨游、任意驰骋，忽而如白云飘逸，忽而如鲲鹏奋飞，无拘无束，悠游哉！愉愉哉！精神感到莫大的自由、愉快。这种境界，到魏晋名士那里则又以被另一种形式演绎出来，虽然没有庄子那么飘逸潇脱，单也使人感受到自然与身心的统一，精神自由的奔放，这便是竹林七贤中领军人物嵇康寄情山水的诗歌。
  
嵇康，字叔夜，竹林七贤之一，学问渊博，性格耿直，任自然，追求返归自然，心一道冥的思想。在他的作品里，庄子的逍遥于无何有之乡，物我两望的精神境界，变成了优游容与，了无挂碍的人间境界。他不仅仅是一个精神的自由境界，同时又是一个生活的实有，带着人间情趣，这特别表现在他的诗里：
“息徒兰圃，秣马华山。
  流?平皋，垂纶长川。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嘉彼钓叟，得鱼忘筌。郢人逝矣，谁可尽言？”（《赠兄秀才入军诗十八首之十五》）
“琴诗自乐，远游可珍，含道独往，弃智遗身。寂乎无累，何求于人，长寄灵岳。怡志养神。”（《赠兄秀才入军诗十八首之十八》）
“淡淡流水。
  沦胥而逝。泛泛柏舟。载浮载滞。微啸清风。鼓?v容裔。放棹投竿。优游卒岁”（《 酒会诗七首之四》）
“藻泛兰池。和声激朗。操缦清商。游心大象。倾昧修身。惠音遗响。钟期不存。我志谁赏” （《酒会诗七首之二》）
这些诗所反映他向往的生活是闲适，任由情之所之，不受世俗的拘束，没有俗物缠身，在优游容与中追求一种精神的满足。
  嵇康在淡泊朴野的现实生活中进入庄子式的人生境界。或情诗自乐，或在淡淡流水中鼓楫容裔，或流礴平皋，或垂纶长川，或泛泳兰池，都是处身于大自然，人于自然相亲相近，在返归自然中与自然容为一体。这是整个生活与自然的和谐，然后才有心灵与自然的和谐，于自然的生命与美的领略中，领悟自然之道。
  “目送归鸿，手挥五弦”是一种闲适容裔的实生活的体验。这闲适容裔的实生活因其对功名利禄无所系念，没有礼教的认为约束而与自然之道冥合，因之于“俯仰自得”间忽有所悟才进入道的境界。嵇康把庄子的纯哲理的理想境界人间化，诗化了。⑤
二、超然物化与嗜酒避祸
庄子的精神自由不仅有逍遥于无何有之乡的体验，更有与道为一，与天地万物为一的神秘体验。
  《大宗师》中有女禹教南伯子葵闻道的寓言：
女禹曰“以圣人之道告圣人之才，亦易也。吾犹守而告之，参日而后能外天下，已外天下也，吾又守之，七日而后能外物，以外物也，吾又守之，九日而后能外生，以外生也，而后能朝砌，朝砌而后能见独，见独而后能无古今，无古今而后能入于不死不生。
  ”
外天下即忘却现实世界，外物即忘一切存在，外身即忘却自身，外天下、外物、外生即逐步忘却一切。在头脑中荡尽一切客观事物的映象，就达到了剔透清澈的新境界。在想象中与道融为一体，超乎时间的流逝，成为不朽的永存。至此境界，即与绝对之道合一，与绝对合一，亦即与天地万物融为一体。
  《大宗师》还讲到“坐忘”，坐忘也是要达到与世界万物合而为一。什么是坐忘？“堕肢体，默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道，此谓坐忘。”堕肢体与离形即忘身，默聪明与去知即忘神。简言之，坐忘即形神兼忘，与道合一，或曰与宇宙万物合一。⑥
见独，坐忘都是主观的体验，都是在想象中与世界之绝对合而为一，这种感觉也是一种思想的净化，心灵的飞升，通过这种体验，可以得到精神的享受，情感的慰籍，也是一种超然物化的精神体验，成就了“庄生晓梦迷蝴蝶”的千古佳话。
  这种与道合一，与宇宙万物合一的精神体验，到魏晋名士那里则变成了“嗜酒如命”，从而实现心灵的飞升与慰籍，也达到了“全身避祸”的政治目的。
酒之为物即是物质的又是精神的，它是沟通物质与精神的桥梁。物质的酒给人以生理的刺激，给人以肉体的快感，而精神的酒或使人形神相亲，返璞归真，引人入胜地，或使人之生命力洋溢高涨，给人以向上的力量，进入昂扬奋发的精神境界。
  就士人、诗人的个体生命历程来观察，在社会黑暗的时代，在士人身心受到压抑，创伤，挫折的情况下，士人诗人们易于出现超世的倾向或行动。超世情调即精神超越于污浊的世俗之外，进入到一个逍遥自在，自我陶醉的世界。这个世界往往需要借助某种力量来实现，借酒实现这种超世之情在魏晋达到了高妙的境界，这在阮籍的身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阮籍，字嗣宗，建安七子之一阮瑀之子，也是竹林七贤之一。《晋书·阮籍传》说他“本有济世之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随酣饮为常。”这充分说明了酒在当时的地位。在阮籍的时代，酒几乎成了他们生命的全部，生活中最主要的特征。
  王瑶先生归结为两条，一、“照老庄哲学的说法，形神相亲则神全，因而可求的一物我两冥的自然境界，酒正是追求的一种手段。竹林诸人皆好老庄，饮酒正是他们求得一种超越境界的实践。”二、“但更重要的理由，还是实际的社会情势逼的他门不得不饮酒，为了逃避现实，为了保全性命，他们不得不韬晦，不得不沉溺。
  ”⑦也有人说，饮酒有时是为了逃避，有时反而是为了反抗；饮酒有时可以保全性命，有时反而会招致杀身之祸。在名士少有全者的时代里，阮籍与嵇康都不愿与恶势力同流合污，都不愿屈从于命运的摆布，同样在抗拒、再挣扎。他们是以自然对抗名教，而司马氏则以名教立国。
  阮籍与嵇康的嗜酒亦是对抗名教的手段之一。⑧
不管是庄子的超然物化，与天地万物融为一体的精神体验，还是嵇康、阮籍醉生梦死的生活方式，都是想通过精神世界的飞升以达到自身生命理想的实现，即精神自由的优游于世间万事万物之中。
三、无心无情与放荡不羁
    精神的遨游，精神与天地万物为一，精神的虚静都是就精神世界本身来说的，如果就精神与现实的关系来说，庄子的精神自由就主要表现为无心无情。
  无心既无思无虑，无情即无好无恶，无心于万化之无常，无情与万物之盛衰，无心无情就是超然于世外，也就是绝对不动心，《德充符》记载：
惠子谓庄子曰“人故无情乎？”
庄子曰“然”
惠子曰“即谓之人，恶得无情”
庄子曰“是非无所谓情也。吾所谓无情者，言人之人不以好恶内伤其身，常因自然而不宜生也。
  ”
无情就是超脱于喜怒哀乐，一切因其自然发展，这样就不会因感情波动而损耗精神。无心无情的要旨即“是非不得于身”，“不以好恶内伤其身”，这说明无情的目的是明哲保身，颐养精神。达到无心无情的境界就可超然于是非之外，超然于现实之外，无心与尘俗，无情与人世。
  ⑨
庄子极力追求超脱现实的精神自由，包括超名利，超好恶，超是非，超死生，超于一切现实问题，逍遥于尘垢之外。这与魏晋时代门阀士族知识分子所崇尚、追求的人生理想和生活态度不谋而合。不过他们唱的是追求个人自由、高扬精神自由意志，行的是吃药、喝酒、清谈等精神深度的怪异。
  “是时竹林诸贤之风虽高，而礼教尚竣”，这是当时的社会环境。另一方面，旧的宗法秩序业已瓦解，新的秩序尚未形成，人们的精神状态为之一新，于是各种各样惊世骇俗的“表演”就得以上场。其中最为著名的便是嵇康和阮籍。
嵇康为人为文可以称之为“?薄⒖⑶小！?保诵愿裰鞭郑晃怂Ｋ挥训脑蚴恰耙愿咂跄哑冢克价省保ā督椤と罴罚允乔吆凸眩训弥海缴露腊列校挥肴罴⑸教挝啤Ｋ允鲎约菏切男叵琳目袷浚簧晾献郧樯⒙缎次氖椤⒉幌不妒乩瘛⒈凰资虏恚缴盅嵛伲底约骸氨夭豢罢咂撸醪豢烧叨保ā队肷骄拊淳皇椤罚Ｓ捎诓豢八孜瘢闳缓途偌鲎约旱纳教尉弧Ｕ飧觥胺翘牢浔≈芸住保粘捕瘢鍪露ⅲ⑵芑档目袷浚运陌潦蓝懒⒌娜烁瘛⒊芽∫莸那槿ぃ羁逃跋炝艘淮糠纭Ｋ庵?钡男愿瘢敛谎谑蔚牧⒊∫约霸裼训奶龋撬钪毡簧钡脑颉ｏ凳遣缓献鞯模质墙宋取⒏贡呈艿小！胺翘牢涠≈芸住保ā队肷骄拊淳皇椤罚谝磺豆懔晟ⅰ返陌樽嘞拢盟韭硎峡橙チ舜蠛猛仿链斯懔晟⑶删臁?
与嵇康相比，阮籍似乎更能得到司马氏的宽容和庇护。
  阮籍为人“至慎”“口不臧否人物”而著名当时，他把自己的语言表达降低到伤害自身最低的限度，用身体和行为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情感和人生信仰，喝酒与佯狂是他为人至慎的表达方式。他狂，可以目无刘项，“时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晋书·阮籍传》），他驾车穷途而哭，“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恸哭而反”（《晋书·阮籍传》）。
  与嵇康相同，他对礼法和礼法之士极尽攻击，“礼岂为我辈所设哉”，不为虚伪的道德伦理所束缚，实践了王戎所言的“情之所钟，正在我辈”（《世说新语·伤逝》）的人生诉求。⑩
从庄子的无心无情到嵇康、阮籍的放荡不羁，都是为摆脱现实的苦闷而表现出的无奈之举，这也反映了人类自觉意识的觉醒。
  
总而言之，庄子以它深刻的哲学思想为基础，开辟出了一片新的精神天地，滋养了一类新人，一种一心一意的追求生命的精神价值的人，一种皈依自然，在山水之间独善其身的人，一种把人生意义与人生价值建立在自己内在精神的超越之上的人。这以竹林七贤中嵇康、阮籍为代表的魏晋名士所表现出的魏晋风度是最好的代表。
  
注释：
①《庄子思想对后世文人有什么影响摘自 
②③《魏晋风流和嬉皮运动》        摘自 
④⑥⑨《庄子哲学及其演变》刘笑敢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1988年版 153-159页
⑤《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罗宗强著 中华书局1996年版   53-54页
⑦《中古文学史论》 王瑶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6年版 158页
⑧《汉魏文学与政治》孙明君著 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190页
⑩《魏晋风度及作秀与七贤及后来者之影响》摘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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