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读书笔记
《资治通鉴》所取的形式称为编年体,按照年、时、月、日的顺序记载史事,即以时间为中心,叙述有关史实的发生和发展,可以追述往事,也可以附叙来事,文中有言有行,有分析有评论,而不是像流水帐目那样机械地排年记事。这个体裁创始于《左氏春秋》(即《左传》),是我国最早建立的一种史书体裁。西汉以后,由于司马迁编写了《史记》,纪传体成为古代史书的主要体裁,编年体反落到无足轻重的地位。自从司马光编成了《资治通鉴》,编年体史书才重新为世人重视,其后多用这个体裁编著史书,并由此发展出来纲目体和纪事本末体。《资治通鉴》的成书,不仅复兴了编年体,并导致了几种新的史书体裁的产生,这在史书编纂学上是有重大意义的。
《资治通鉴》本身的编纂,具有很多特点或优点。首先是它取材广博和编写精审,所记叙的历史是幅员超过万里,人口超过千万,时间长达一千多年,而全书不到三百卷,组织精密,条理清楚,详略得宜,言简事明,有深入浅出之妙,这是一般史书不能与之相比的。其次,司马光的治学态度非常严谨,所用史料都经过仔细选择,并将选用的过程和选定的理由,一一记载下来,编成“考异”,成为《通鉴》一书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后世流传中,人们才把它分开了,这项治学方法,因此称为“考异法”。这都是在组织形式方面比较突出的优点。
曾巩是宋代一位著名的文史学家,与司马光同时而年稍长,曾校定南北朝各史书,在校定《南齐书》后写的进书表中说:“古之所谓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周万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适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难知之意,其文必足以发难显之情,然后其任可得而称也。”这四项条件是当时人对于史书作者的共同要求。前面我们已经提到,《通鉴》的内容不仅着重在历代的政治军事活动,对于礼乐制度和政策理论等,不论正面的或反面的,都兼收并蓄,作了适当的编置安排,对照曾巩所提的四项条件,司马光编写的这部大书是大致符合的。所以从内容方面说,这部书也得到了很高的评价。
发挥维护封建统治的“道”,即求所以“适天下之用”,是司马光的主要目的所在,可是实际上以这方面的评价为最低,不仅从现代观点看多是些糟粕,就是古人也指出了其中的偏失。原来司马光在政治上是个保守分子,当时主政的宋神宗和王安石都主张变法自强,司马光反对无效,于是退出政府,住在西京洛阳,以在野的身分编著史书,所以常常有不满的情绪流露在书中。如宋神宗时对西夏用兵,原有巩固边防的作用,不是宋统治者无故生事。司马光在写到唐朝和吐蕃争夺维州的事件时,便批评了当时的主战派李德裕等,以暗斥宋朝的主战派。又如写到智伯灭亡之事,乘机发表了一篇有名的“才德论”,认为有才无德者必致败事,暗示宋代主张变法者都是有才无德的人。这些主张已失于偏激,胡三省在《通鉴音注序》中便说:“其忠愤感慨不能自已于言者,则智伯才德之论,樊英名实之说,唐太宗君臣之议乐,李德裕、牛僧孺争夺维州之类是也。”这在《通鉴》中所占的篇幅虽不多,而为司马光着意重视之处,故不能不特予指出。同时也应注意到,在糟粕的成分之外,有时也有可取的部分。如关于封建时代学者反复争论的正统问题,他说:“正闰之际,非所敢知。但据其功业之实,而言其善恶得失。”(《魏纪》一黄初二年)这个态度就是实事求是的。
在史实叙述方面,司马光自然是站在统治阶级的立场上说话,起义军照例被称为“贼”,但说到农民发动起义时,常常详细列举其被迫发动的原因,这就接触到实际的社会政治问题。如叙述唐末王仙芝、黄巢发动起义时,先历述僖宗即位前后的天灾人祸,而后用概括的写法:“上(僖宗)年少,政在臣下,南牙北司,互相矛盾。自懿宗以来,奢侈日甚,用兵不息,赋敛愈急。关东连年水旱,州县不以实闻,上下相蒙,百姓流殍,无所控诉,相聚为盗,所在蜂起。州县兵少,加以承平日久,人不习战,每与盗遇,官军多败。”下面才说:“是岁,濮州人王仙芝始聚众数千,起于长垣。”(《唐纪》六八乾符元年)唐末农民起义似为一时突然暴发,伏因则可以追溯到多年以前,《通鉴》既历举其事,在叙述到起义发动时,又作概括的说明,使读者可以得到完整的概念。又如蜀中韩秀昇参加了起义,后为高仁厚所擒,仁厚亲自审讯,问:“何故反?”秀昇曰:“自大中皇帝(唐宣宗)晏驾,天下无复公道,纽解纲绝,今日反者,岂惟秀昇?成是败非,机上之肉,惟所烹醢耳!”仁厚愀然(《唐纪》七一中和三年)。虽然用了一些美化统治者的话,而当时阶级斗争的高涨,已经跃然纸上。
迷信思想,在统治者可谓根深蒂固,司马光常常依据事实揭破其底细。如记武则天之事:“太后好祥瑞。有献白石赤文者,执政诘其异,对曰:‘以其赤心’。(李)昭德怒曰:‘此石赤心,它石尽反耶!’左右皆笑。”又:“太后习猫,使与鹦鹉共处,出示百官。传观未遍,猫饥,搏鹦鹉食之。太后甚惭。”(并见《唐纪》二一长寿元年)事虽细微,意义则甚为重大。又如镇压黄巢起义的高骈,据有扬州,为霸一方,而听信玩弄神仙之术的吕用之,终至于城破身死。《通鉴》详记其事,不掩饰,亦不夸大,读者自然留下深刻的印象(《唐纪》七○至七三)。此类记载不仅表明司马光的见解正确,同时也表明其文学手法高妙。关于几次大战役的描写,如昆阳之战,赤壁之战,淝水之战,淮西之战等,都极简练而生动,称为古代叙述战争的典型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