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西斯的由来
说到法西斯，人们就会想到意大利的墨索里尼和德国的希特勒的种种暴行。在社会政治生活中，法西斯一词，早已被人们看成是恐怖、独裁、暗杀、专制及一切反动暴力统治的同义语，是人们深恶痛绝的东西。
  它的来源可以追溯到2500多年前的古罗马共和国。
罗马“王政”时代最后一个王叫塔克文，是前任王的女婿。他和他的妻子都十分贪婪残暴，靠阴谋政变夺取了王位。塔克文生怕别人也仿效他重演故技，就用专制独裁的手段控制一切，动不动就处死他不喜欢的人。一次，罗马最富有的一个贵族“得罪”了他，竟然被满门抄斩。
  这个贵族有个名叫鲁齐的小儿子，当时正好不在家，才得以幸免。
鲁齐渐渐长大了，知道塔克文是杀害父兄的凶手，但一时之间还不敢轻举妄动。他伪装成一个傻子，躲过了塔克文的注意力，心中却时刻盘算着伺机复仇。
不久，塔克文的儿子仗势欺人，当众侮辱了罗马一位贵族妇女。
  这件事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公愤，点燃了人们心中的怒火。大家一起涌向王宫。鲁齐见时机已到，勇敢地站出来发表演讲，数落塔克文的残暴罪行，被大家推举为首领。鲁齐率领罗马人，打败了塔克文，把他赶出了罗马。
罗马人赶走塔克文后，废除了王政体制，建立了共和国。
  每年由百人团大会从贵族中选举两个军政长官做共和国的首脑。军政长官后来改称为执政官。两名执政官权力相等，平时协议处理国事。遇到战争等紧急事变，就以其中一人为独裁官，称狄克推多，任期一般不超过六个月。执政官在平时是罗马国家的统治者和法官，战时是罗马军队的统帅。
  执政官没有薪俸，但是全国最荣誉的官职。罗马人甚至用两位执政官的名字来做纪年。他们履行职责时，身穿镶有暗红边的紫袍，坐在象牙宝座上面，由仪仗卫队护卫着，执政官外出时，带着12名侍卫官。每位侍卫官的肩上扛着一束笞棒，中间插着一把斧头，用它作为执政官的标志，象征国家最高长官的最高权力。
  这种象征暴力和权力的标志棒，拉丁文叫做“法西斯”。这就是法西斯一词的来源。
不过，那束标志棒不是罗马共和国执政官的12名侍卫首先扛在肩上的。从小亚细亚来到意大利半岛的伊达拉里亚人，在他们聚居的地方，最初建有维爱、伏尔西等12个主要城市。这12个城市的首领出巡时，都带着12名侍从。
  每个侍从肩扛一束木棒，当中插着一把战斧。罗马执政官全套沿袭了这一作法。伊达拉里亚人的文化曾从多方面影响了早期罗马共和国，这就是其中的一例。
那个率众赶走塔克文的鲁齐曾经是罗马共和国第一任执政官中的一个。他上任之初，就遇到了一件十分棘手的事情。
  
被赶走的塔克文不甘心失败，企图东山再起，夺回失去的权力。为了加强军事实力，他暗中活动，引诱罗马一些贵族青年反对共和国。一些贵族青年经不起诱惑，上了塔克文的当，答应在他率军攻打罗马时，为他的军队打开城门，来个里应外合。警惕性极高的罗马公民及时戳穿了塔克文的所作所为，使塔克文的阴谋没能得逞。
  参加叛乱的青年都被抓了起来。其中有鲁齐的两个儿子和另一执政官的两个外甥。那些天里，罗马人都在议论着该如何处置叛国贼。
两位执政官分别审问了他们的亲人。鲁齐大义灭亲，宣布判处他的两个儿子死刑。侍卫官立即用笞棒执行了鲁齐的命令。另一个执政官碍于情面，宣布把他的两个外甥流亡到国外了事。
  鲁齐觉得不妥，撤消了那位执政官的命令，改判死刑，受到广大公民的坚决拥护。
近代以后，象征暴力和无上权威的笞棒被一些政治野心家所利用，那个最反动的政治组织“法西斯党”，就是仿效这个词的意思命名的。20世纪20年代，意大利的墨索里尼最先用“法西斯”命名他的那个反动党派，礼仪习俗几乎都沿袭古罗马的遗风。
  他们以黑衫作制服，用古罗马执政官的“束棒”图案作党徽。后来，墨索里尼在垄断资本家的支持下，组建了法西斯政府。30年代，以“纳粹党”起家的希特勒在德国建立了法西斯恐怖专政。同时，亚洲的日本也由法西斯分子组成的政府操纵着，实行恐怖独裁统治。这个时候的“法西斯”早已不是权力和权威的象征了，而沦为极端恐怖和独裁的代名词。
  
日本法西斯的由来
日本法西斯的由来
一、说不清的一衣带水
如果说中国与哪一个国家的关系最难说清的话, 恐怕就是日本。
历史上没有哪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给日本人以如此大的影响。从汉字到围棋，从[论语]到[法华经]，日本人几乎一成不变不变地从中国学去了这些文化精髓。
  
历史上也没有哪一个国家像日本这样，给中国人如此巨大的伤害。
自甲午战争始，哪一次针对中国的战争，都少不了日本，哪一个帝国主义杀人，都不像日本人那样在旅顺屠城，在南京屠城。
中日两国，说不清的恩恩怨怨，皆用这四个执阂灰麓?p>因为一衣带水，联系方便，影响也方便。
  
因为一衣带水，掠夺方便，侵略也方便。
日本原来也是被侵略者，而且对被侵略、被掠夺一直有比中国更多的担心。1837年幕府统治者德川齐昭发出语言：日本将是西方攻击的第一个目标。中国太大，朝鲜和硫球又太小，对大不列颠的炮舰来说，日本恰好不大不小。
  
他比中国的道光皇帝先预感到危机。
三年以后危机来了，却首先来到躺在床上抽鸦片的中国。即使如此，鸦片战争对日本的冲击也极大，许多人以此为题著书立说，论述西方对东方的野心，慨叹清政府的失败，并警告德川幕府如果不未雨绸缪，必重蹈中国复辙。
日本还在向中国学习，这回学到的是危机。
  
明治维新以前的日本，也是一个超凝固、超停滞的社会。1864年，东京大学前身“开成所”的教授杉亨二读到世界史法国大革命章节，也不禁惊呼：“人类社会之变动如此之剧烈耶？余为之落胆也！”
使日本人开眼看世界的，却是中国的魏源。
林则徐责成魏源写成[海国图志]、[圣武记]、[瀛环志略]，在中国没有引起多大的反响，传到日本却引起强烈震动。
  这是日本统治者和知识界首先接触到的洋学知识。魏源在日本的知名度，远远超过在中国。
日本人合上魏源的书睁开眼睛看世界之时，对岸正火焰熊熊-------大清王朝的圆明园被英法联军付之一炬。
于是魏源成为日本从一衣带水的对岸接受的最后一位思想家。
  此后它变转向了西方。
于是有了明治维新。
明治维新以后的日本，将翻译过来的思想源源输到中国。
1960年6月21日，毛泽东和周恩来在上海接见以野翠宏为团长的日本文学代表团。毛说了这样一句话：
“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日本比中国早，马克思主义的著作是从日本得到手的，是从日本的书上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
  ”
毛泽东说出一个实情。十月革命炮响之前，马克思主义已经从日本传入中国。
1906年1月，同盟会党人朱执信在东京出版的同盟会机关报[民报]上发表[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摘要翻译了[共产党宣言]。 马克思恩格斯的著名论断“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被朱译为“自草昧混沌而降，至于吾今有生，所谓史者，何非阶级争夺之陈迹呼”
这是最早介绍到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朱执信翻译的日文版[共产党宣言]取自1904年幸德秋水和界利彦合译的英文版[共产党宣言]。
这一转译意义重大，“共产党”一词在中国第一次出现。
“共产党”一词源于英文communist party。英文commune直译为公社，在法国、意大利、比利时等国家，最小行政区划的市区、村镇自治体也作此称呼。
  而“community”出公社之外还有“共有，共同，共同体”之意，如今日之欧洲共同体即用此词。无论commune还是community，都没有和汉字“共产”发生直接关系，communist party直译便是“公社分子党”或“公团分子党”。
但幸德秋水和界利彦把它译成日文的“共产党”，朱执信图方便地把日文中的汉字搬了过来，于是一个无数人为之抛头颅、洒热血的名词，通过朱执信那支不经意的笔在中国大地流传开来。
  怕他的人咒骂它“共产共妻”，爱它的人则敬之“消灭
私有制”，未翻译出来的那部分意思便无人去细想了。
日本比中国早36年知道了马克思主义。1870年，明治维新时代启蒙思想家加藤弘治就把这一学说介绍到日本。介绍的目的不是为了学习，而是为了批判。
  当时“共产主义的幽灵”已经在欧洲徘徊，由于害怕这个幽灵徘徊到日本，明治政府允许这一学说做为反面教材。
所以加藤就是这一学说的坚决反对者。他认为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主张消灭私有制，是对社会治安最为有害的制度。
马克思主义学说就在声色俱厉的批判声中传到了日本。
  
但天皇不知道，马克思主义是空前强有力的批判武器，最不害怕的就是批判。
于是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一发而难收。
1 905年8月，孙中山在日本东京成立同盟会，这些最新的理论便被同盟会会员一一介绍到中国。戴季陶主要介绍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说，他将考茨基的[马克思的经济学说]日文版一书前四章译成中文，名为[马克思资本论解说]。
  戴在自序中说：我对于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很想用一番研究的工夫”。“要免去阶级竞争，只有废除阶级的压迫，废除阶级；阶级存在一天，阶级压迫继续一天，阶级斗争就要支持一天。”胡汉民则将日文版的[神圣家族]、[哲学的贫困]、[共产党宣言]、[雇佣劳动和资本]、[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资本论]等著作中唯物论部分介绍给国内读者。
  这位后来的国民党右派断言，人类的思想史上，只是到马克思才“努力说明人类历史的进动的原因”，而唯物史观的创立，使“社会学、经济学、历史学、社会主义，同时有绝大的改革，差不多划一个新纪元”。
早期的国民党人从马克思主义学说中吸取了丰富的营养，按瞿秋白在1927年2月的说法，“戴季陶先生，胡汉民先生和朱执信先生，都是中国第一批的马克思主义者。
  ”
这些国民党元老当初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如此不遗余力，是后来那些视马克思主义为洪水猛兽的新贵们能够想象的么？
通过他们的介绍，大量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哲学术语从日本传到中国。“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共产党”、“无政府主义”、“辩证法”、“唯物主义”、“唯心主义”等等都是从日本传来。
  大革命时期响彻中国的“劳工神圣”和“团结就是力量”也是日本革命者片山潜、高野房太郎等人1897年从美国带回来的。
文化的联系意味着一个国家的反应会迅速地传递给另一个国家。鸦片战争前的中国，曾经是日本文明的发源地，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却成为东方先进思想学说的集散点。
  毛泽东说从洪秀全到孙中山，先进的中国人向西方寻找真理。西方离中国毕竟太远，于是向西方学习真理的中国人，便如周恩来所说的“大江歌罢掉头东，遂觅群科济世穷”，东渡日本学习新思想。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李大钊、陈独秀、李汉俊、李达、陈望道、施存统、邵力子等都是留日学生，后来的彭湃、王若飞、周恩来、杨埯公、董必武等也先后留日。
  
向先进的中国人提供了先进思想武器的日本，却没有走上和中国一样的革命道路。1901年，片山潜、幸德秋水、河上清等人发起组织了日本第一个社会主义政党“社会民主党”，提出“彻底废除阶级制度”，“只有社会主义才能解决劳动问题”。
在镇压之下，该党只成立了一天。
  
1908年，日本政府捏造了企图谋杀天皇的“大逆事件”，数百名社会主义者被捕，幸德秋水等24人被处死刑。
1922年7月，日本在第三国际帮助下成立了日本共产党，但始终发展艰难。日本革命始终除了理论探讨，一直没有进入实施阶段。
日本已经为另外一种主义聚集了足够的能量，那就是：法西斯主义。
  
二、清水加饭团，酿造日本法西斯
看到马克思日复一日的泡在大英图书馆，李大钊本人是图书馆主任、毛泽东也曾工作在图书馆，有人便说：革命起源于图书馆。
法西斯也起源于图书馆。
1904年日俄战争正酣之际，一个21岁的日本青年天天来到东京上野的帝国图书馆，殚精竭虑地苦读。
  两年之后，他的重要著作[国体论及纯正社会主义]写成，自费出版。
他就是日本法西斯理论鼻祖之于北一辉。
法西斯主要代表大资产阶级利益是传统教科书上的说法，也是最省事的说法。但它不能解释如下现实：为什么法西斯的兴起最初总起源于社会下层、且能将这一阶层的支持保持到最后灭亡。
  
特别是，为什么法西斯总以社会主义为标榜。
希特勒首先加入的党，是“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北一辉第一部重要著作，是[国体论及纯正社会主义]。他在书中说日本必须通过“土地和生产机构的公有及其公共经营”，来实现“共产制度”或“社会的共产制”。
  这项任务的实现者是“下层阶级”。
尽管其本意是通过天皇的“协治”来完成“社会主义大革命”，但他倾注心血之作还是吓坏了内阁。虽然自费出版，也被政府列为禁书。
此时的北一辉崇尚民权革命，还不是法西斯主义者。面对禁箍得连书也不能出的日本，他转而为中国革命而奔走。
  支持孙中山，结交宋教仁，而且一听到辛亥革命爆发的消息，便立即千万中国，甚至写了一篇[中国革命外史]，并在中国把他的名字由辉次郎改为北一辉。
五四运动冲垮了北一辉为中国革命效力的决心。他把这一运动视为排日运动，“眼前所见之排日运动前列鼓动并宣传者，皆为十年间同生共死有刎颈之交的同志”，他为此绝食。
  抗议无效，便决心离开中国，“告别十余年间参与的中国革命的生活，返回日本。我看到，这十余年间特别加速腐堕落的我国，若继续这样下去而不加过问，则无论是对世界政策，还是对华政策或国内政策，都显然要濒于毁灭。”他的结论是“让日本之魂从地层翻腾起来，担当日本自身的革命吧。
  ”
回国之前，北一辉在上海完成了法西斯主义研究。
中国青年志士去日本寻找救国真理，日本法西斯组织派人到中国来寻找其领袖人物。1919年8月，标榜为“国家社会主义”的日本右翼团体犹存社成立，派大川周明专程到中国寻找北一辉。
大川周明比北一辉小三岁，东京帝国大学的法学博士，后来与北一辉齐名为日本法西斯运动的两个精神领袖。
  大川对中国并不陌生，1918年就在中国东北“满特”任职。但当他8月23日到达上海，在一间破亭子间里第一次见到北一辉时还是吃了一惊。他没有料到后者如此清苦，仅靠米饭团加清水，在撰写八卷本的巨著[国家改造案原理大纲]。
北一辉已经从中国五四运动的苦闷中解脱出来了，决心完全效力于日本国家主义。
  他把革命和扩张合为一体，认为“在国际间处于无产者地位之日本”应成为一个“打败英国，使土耳其复活，印度独立，中国自立，其后太阳旗将带给全人类以阳关”的革命帝国。
在上海亭子间炮制革命理论的北一辉也主张限制私有资本，雇主和雇员之间利润均分，抑制藩阀财团，但他的革命依靠的不是工人，而是军人。
  他认为日本军人是“有兵卒素质之工人”，主张成立俄国十月革命工人士兵代表苏维埃相似的“工兵会”，让最有组织、最有战斗力在乡军人成为改造国家的骨干力量。这样，他在国家主义与军国主义之间搭上了一块方便跳板。
后来有人说北一辉的理论是在日本的旧米酒瓶中灌进了马克思主义的新酒，其实勿如说是在马克思主义中灌进日本的旧米酒。
  他说：“如马克思，虽生于德国，然而系无国家而只有社会之犹太人，故其主义虽首先并非筑基于国家而是社会之上，但若我日本作为社会组织而有所求时，则唯见国家；”所以“社会主义于日本即成国家主义”。
他的服务对象不是具体的哪一个阶级，而是抽象的国家。
  于是他的国家主义与西方未曾谋面的伙伴一样，很快变成不折不扣的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
1919年是世界法西斯运动收获颇丰的一年。
5月，墨索里尼在意大利组织了“战斗的法西斯”；
9月，希特勒在德国加入“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
9月，北一辉在上海完成[国家改造案原理大纲]。
  
红色革命在俄国，德国，中国蔓延的时候，法西斯主义也不约而同，在西方和东方同时呱呱坠地了。
法西斯主义若要生根，必须凭借危机。
日本正因出兵西伯利亚和“米骚动”面临空前之危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日本政府以解救各国战俘和收回协约国战争物资为借口，出兵干涉新生的苏联。
  此事大大激发了日本的野心，大正天皇和内阁已经开始讨论如何将西伯利亚并入日本了。
结果事与愿违。刚刚出兵西伯利亚，国内就发生了“米骚动”，波及32县，70万人参加，日本朝野震动，害怕日本也出现十月革命，天皇和历来反对政党组阁的重臣，都不得不同意政党组阁。
  
于是日本最早的政党内阁----政友会的原敬内阁产生。
政党内阁在日本，一开始就是个减压阀和维持会。正因为如此，从该内阁起，陆军大臣、海军大臣和外务大臣三个最重要的位置，执政党都不能安排。国家安全问题更在政党管理范围之外。
政党政治从一开始在日本就是个门面。
  
门面也难以维持。第一届内阁首相就死于非命。原敬是平民出身，想结束藩阀政治，搞西式民主。1921年11月4日在日本东京车站被19岁的中冈艮一刺杀。凶手是铁路雇员，自称为抗议寻欢作乐的松弛风气和日益蔓延的西方化潮流。凶器是车站附近五金商店买的白鞘短刀。
  
一把五金店买的白鞘短刀，结束了日本刚想冒头的民主政治。
自此，日本政治便有了“暗杀政治”之称。北一辉的国家主义派上了大用场：每一次暗杀都出自“爱国至诚”。热衷学西方的日本人忘掉了英国文学家塞缪尔的那句话：爱国心在不少场合，都是被流氓当作隐身衣来使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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