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文官制度概述 
英国的文职官员被普遍认为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官员队伍之一，廉洁与高效为其赢得了巨大声誉，也成为世界各国文官制度建设的样板与楷模。然而这一切的都源自于其构架良好而又合理的文官制度。在英国，文官（Civil Servance复，Civil Servant单）并不包括组成内阁的大臣，即与内阁共进退的“政务官”，而仅指“事务官”，其职责是执行当时政府的政策，而非对政党活动的参与。
  他们构成了政府中所谓的“非政治”的分子，即不参与党派之争的人。在内阁发生经常更迭的情况下，他们的存在保证了政策的稳定性与连续性。高级文官还时时准备为大臣提供咨询，向其提供必要的情报、知识以及实践的经验。显然，服务的年限越长，他们的影响也就越大。
  这样，他们不但执行既定的方针、政策和命令，而且对于这些方针、政策和命令的制定还有一定的，有时甚至是决定性的发言权。正是这后一项职能的行使，使文官成为国家机器重要的一部分，成为了“永不更迭的幕后政府”。前台是两党轮流秉政，后台则永不更换，这是英国文官制度的重要特征。
   
　　 
19世纪中叶，工业资产阶级开始进入议会，并逐步取得统治地位。此前，由于两党轮流执政，使官员也经常的发生变动。官员的任用不仅以党派为基础，而且存在着许多暗箱*作的手法，以致卖官鬻爵之事也时有发生，使政府的行政即无效率，又不经济。
  1853年，英国在克里米亚战争中的惨败，引发了国内对于政府的腐败和无能的猛烈抨击，当政的帕累斯顿内阁被迫允诺改革。1854年，由当时的国会议员诺斯科特（Stanfford Northcote）和杜维廉（Charles Trevelan）根据广泛的调查，提出了一项改革文官制度的方案，即著名的“诺斯科特－杜维廉报告”。
  提出了以下四项建议：㈠将政府中的行政工作分为智力工作和机械工作两大类，前者由大学生来担当，后者由低级人员来充任；㈡初任人员均应在年轻时通过选拔考试；㈢各部人员实行统一管理，并可在各部之间互相转调、提升；㈣官员的提升以上级的考核报告为依据。这些建议后来均以法令的形式逐一采纳并加以实施，这样英国的近现代文官制度开始逐步建立起来。
  一个相对独立于各个党派的职官团体开始逐步形成，成为了英国政治力量中最为稳定的一部分。 
　　 
战后，由于文官队伍的急剧膨胀，人浮于事、效率低下、福利待遇畸高等问题凸现出来，甚至出现有些文官不听从大臣的命令的情形，遂令政府萌发改革之心。受政府的委托，1960年以富尔顿（Lord Fulton）教授为首的“富尔顿委员会”在经过大范围的调查之后，提出了旨在建立新型文官制度的改革方案－“富尔顿报告”，其要点有：①建立文官部，统一文官管理；②各部建立统一的职级结构并向所有人员“开放”，打破原有的部门垄断；③成立文官学院；④限制高级文官的权力；⑤建立对外开放交流的机制。
  可以说，报告提出的改革方向的确切中了英国文官制度中的种种弊端，但由于文官队伍业经成为了一个强大的利益集团，所以改革面临着既得利益者，特别是权势深厚的高级文官的强烈反对，使得报告的实施遇到了巨大阻力。后来历经多方面的调和、让步，还是有很大一部分得到了贯彻执行，从而使英国的文官制度的发展进入到了一个新的时代。
   
　　 
英国文官制度作为一个完整的体系，复杂而又庞大。下面仅就几个相对重要的部分做一简明的介绍： 
　　 
首先，关于文官的选拔制度。在英国，常任文官实行公开竞考，择优录取的原则，这同时也是西方国家文官制度中最具代表性的原则之一。
  文官选拔考试的一般形式包括笔试、口试以及实际*作考试等等。考试分两轮，首轮考试一般多采用笔试，复试则按所招文官的职位、类别的不同，采取相对灵活的录取方式。文官一经录用，非经法定事由或辞职，即可任职终身。 
　　 
其次，关于文官的纪律制度。
  一切文职官员（即公务人员）须自觉遵守《荣誉法典》中规定的职业道德，像司法人员一样，给任何人以公正严明的形象，以免引起公民对公务人员的怀疑，使国家、政府的威信受损。因此，公务人员一律不准经商，或是从事与其公职部门业务有关的任何营利性事业。凡利用国家职权泄露国家机密的，将根据《国家保密法》予以严惩。
  同时，公务人员也不可积极参加政治活动，不得公开发表政见或对政府施政任意批评或使政府为难。 
　　 
再次，关于文官的监管制度。在英国的文官监管制度中，司法监督的机制比较突出。1921年起，英政府于各部门设立行政裁判所，受理行政人事纠纷，以监督文官制度的运作。
  与此同时，普通法院也有权受理关于行政机关或文官人员违法失职、越权侵权等案件。普通法院对于行政裁判所也实行一定程度的管辖。管辖手段一般采取颁布调查令、诉讼终结令与执行令等手段。例如，法院颁发诉讼终结令，以停止行政裁判所的审判活动。 
　　 
英国文官制度自1855年成立文官事务委员会以来，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了。
  作为它的特征的基本原则，诸如竞争考试的原则、常任的原则、服务的原则、中立的原则等等，早已牢固地建立起来了，而且至今也看不出有什么变革会使这些原则动摇。正是这些原则，使得这支近百万人的队伍促进和实现了国家权力顺利的在两党之间有秩序的易手，巩固和不断加强着国家民主政治的建设。
   
美国官场与军队文官制度
美国是个人员流动非常频繁的社会，这不仅表现在外来移民源源不断的涌入和国内人口乐此不疲的迁徙，而且还表现在社会结构中跨部门的流动和升迁，这在政府部门中尤为突出。昨天还是商界巨子，今天就成为了政府高官，如20世纪60年代福特汽车公司的总裁麦克拉马拉摇身一变就成了肯尼迪政府的国防部长；昔日还是学界名流，今朝就成了政界幕僚，如20世纪70年代哈佛大学的教授基辛格转眼之间就当上了尼克松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
  当然，政府高官下台之后，也同样可以利用自己原来的影响，为自己谋得一份商界和学界的好差事。现任副总统切尼，从老布什政府国防部长的位置退下来后，立马被美国著名的跨国公司哈利伯顿公司聘为总裁，切尼当时的副手沃尔福威茨则执掌霍普金斯大学设在华盛顿的高级国际问题研究院。
  而在此之前，切尼并无多少商界经验，而沃尔福威茨除了博士毕业后，在哈佛大学短时间从教外，亦无学术和大学管理经验。显然，这些商界和学界机构之所以看重这些“万金油干部”，主要是利用他们广泛的社会关系和出色的领导与协调能力。
　　布什上台后，再次起用父亲当年的老臣。
  沃尔福威茨重新担任了国防部副部长。这是在这一位置上，他帮助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策划了两次反恐战争(阿富汗和伊拉克)，倡导我行我素的单边主义政策，成为美国新保守主义的中流砥柱。谁也没有想到，这位颇遭自由派和欧洲人反感的单边主义者，竟然被布什推荐为世界最大的多边主义金融机构——世界银行的行长。
  欧洲人就是一百个不愿意，也不得不同意，谁让他们与美国人就国际金融机构领导人的人选达成过基本的默契：美国人当世界银行的行长，欧洲人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主席。布什不仅把沃尔福威茨送上世界银行的位置，而且，还把另一个右翼强硬势力的代表人物、助理国务卿博尔顿，外派联合国当大使。
  博尔顿获得这个职位，恰恰是因为他一向是联合国的严厉批评者。专门挑怀疑甚至反对多边主义国际组织的人来出任美国驻这些机构的使节，凸现了布什强硬的牛仔外交作风，以及继续推行单边主义的决心。
　　沃尔福威茨在国防部的空缺，则由海军部长戈登·英格兰填补。
  此人与沃尔福威茨一样，没有任何军队经历。从政前，一直在工商界工作。2001年出任海军部长前，是美国著名动力机械制造巨头通用动力的副总裁。而通用动力正是美国国防部军工项目的最大承包商之一，它与国防部的密切关系是英格兰转入军界的重要因素。当年军人出身的总统艾森豪威尔在离任时，曾经不无忧虑地告诫美国人，要担心产业——军事利益复合体对政治与外交的侵蚀。
  现在，产业——军事利益复合体在美国社会中，已经成为一个既成的事实，有着强大的影响力。好在美国的国会和舆论对这个利益体的监管，也同样在日益加强。
　　虽然美国的军事力量强大无比，职业军人也受到广泛的尊重。但是，军人的政治地位并不高。海陆空三军的最高军事指挥官都是三军文职部长的下属，而著名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不过是文职国防部长的军事顾问。
  因此，在制度上，文官牢牢地控制着美国的军事力量。而且，由于1979年以后美国开始实行志愿兵役制，现在的这些执掌国防大权的文官，比如拉姆斯菲尔德、沃尔福威茨和英格兰，都没有任何军事经验。一个在对外交往中，如此迷信武力的国家，在其国内政治中，却牢牢地限制军人干政。
  这一反差现象就像西方民主国家在对内实行民主的同时，对外却谋求霸权一样，实在值得我们思考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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