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张?颉读⒋号汲伞?
    【律回】黄帝命伶伦断竹为筒（后人也用金属管），以定音和候十二月之气。阳六为律，即黄钟、太簇、姑洗、蕤宾、夷则、无射；阴六为吕，即大吕、夹钟、仲吕、林钟、南吕、应钟。农历十二月属吕，正月属律，立春往往在十二月与一月之交，所以曰“律回”。
  
　　【岁晚】指立春在年前
　　【参差】不整齐，形容波纹起伏荡漾
张?颍?133—1180），字敬夫，又作钦夫，另字乐斋，号南轩，四川绵竹人。系南宋抗金名将张浚之子。思想家，教育家，与朱熹、吕祖谦齐名，学者时称“东南三贤”。绍兴三十一年（1161），遵父命去南岳碧泉书院求学于胡宏，“遂得湖湘之传”（《宋元学案·元城学案》）。
  而胡宏则深感欣慰，云“圣门有人，吾道幸矣”（《岳麓书院史略》）。学成之后，主教岳麓书院。乾道三年（1167），朱熹自武夷山“如长沙，访张南轩，讲学城南、岳麓”（《岳麓志》卷三），讨论《中庸》之义三日三夜不能决，吸引大批学者前来听讲，以至“一时舆马之众，饮池水立涸”（《岳麓志》卷三），开书院不同学派自由会讲之先河。
  淳熙七年（1180），病逝于江陵，时年48岁。
张?蚴悄纤问逼谥睦硌Ъ液徒逃遥嫜傻闹饕砣宋镏弧?165年（乾道元年），他主教岳麓书院8年之久。岳麓书院在张?蛑鹘讨拢瞬叛偶耙皇贝佑沃浚胍滴誓阎燎в嗳耍宜兄笠缬诤夥逑嫠薄?
　　张?蛩涫呛嫜傻拇恚词撬拇嘀袢恕Ｕ?蚴悄纤沃行嗣嗾趴５某ぷ樱志捶颍挥罾终拍闲?133年，卒于1180年，终年48岁。
  张?蛩渖谖魇瘢党び谀铣?岁便随父离开放里，来到长沙。后定居长沙城南妙高峰处，张浚将其私家花园命名为“城南书院”。张浚曾在宋高宗、孝宗两朝供职。1135年（绍兴五年）任宰相，同年至潭州，与岳飞等共破杨么义军。后因力主抗金，遭到秦桧等排斥，长期被贬湖南永州等地。
  1161年（绍兴三十一年）春，朝廷旨召张浚在湖南路任便居住，张亦随父从永州贬所回到长沙。不久，他奉父之命，前往衡山文定书院拜胡宏为师，请教二程（程颢、程颐）之学。胡宏具有强烈的匡世扶艰精神。秦桧当政时，不愿与秦桧同流合污，在潭州经营碧泉、文定两书院达20余年，潜心问学，一身傲骨，堪称“凛风大雪中昂然挺立的雪松”。
  张从师胡宏不久即作《希颜录》。这是他的立志之作，文中以颜子自期，立志要作颜子那样的圣人。胡宏对学生之作详加批改，一方面称赞张“稽考之勤”，另一方面指出“先贤之语，取舍大是难事”，勉其“于未精当中求精当”。张经名师指点，学业大进，后来成为与朱熹、吕祖谦齐名的大理学家。
  他对宇宙的构成、宇宙间万事万物的发生变化，特别是人和自然的关系以及如何组织一个和谐而理想的社会，都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在南宋理学阵营中最具特色的湖湘学派，开创者是胡宏，确定湖湘学派地位并称之为“湖湘学最盛”的则是张?颉?
　　南宋重建岳麓书院的湖南安抚使知潭州刘珙对张十分器重，曾多次举荐张，直到病危时还上奏推荐，认为“张学问醇正，可以拾遗补阙，愿亟召用之”，因而委张以岳麓书院主教的重任。
  而学成后归潭，正在城南居家授徒的张也对刘珙重修岳麓书院极为称赞，并率士子前往观看，因“爱其山川之秀，栋宇之安，徘徊不忍去，以为会友讲习，诚莫此地宜也”。故欣然接受了主教岳麓的任务。从此教育便成为张一生中最主要的活动。张?蛞簧兴溆薪?0年的官宦生涯，但他总是把教育作为他政事活动的重要内容之一。
  在办学过程中，他撰写了大量的文稿，对教育的目的、原则和方法以及学习态度等都提出了自己的一套完整主张，成为他学术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如同他的理学思想一样，张的教育思想也有自己的特色和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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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在办学指导思想方面，主张以“成就人材，以传道济民”为方针。
  他在《岳麓书院记》中指出：“岂特使子群居佚谈，但决科利禄计乎？亦岂使子习为言语文辞之工而已乎？盖欲成就人材，以传道而济斯民也”。这既是张为岳麓书院制定的办学方针，又是他最根本的教育思想。自隋唐立科举取士制度以后，学校便成了科举的附庸，办学也就是为了科举取士。
  两宋官学的弊端正表现在士子们“争驰功利之末”，以“异端空虚之说”为是，而以“事天保民之心”为非。张的上述主张便是针对这种弊端而提出来的。其一，他明确提出办学不是为了科举，不能“为决科利禄计”；其二，提出“亦岂使子习为言语之辞之工”，意即反对学校以缀辑文辞为教，而应注重学生的操行培养；其三，提出办学的根本目的是“传道济民”，学校要为社会培养经国济世的人才。
  
　　第二，在教学程序方面，主张由浅入深，由低到高。张在《邵州复旧学记》中精炼地对教学程序进行了概括。即：对学生首先灌输“小学”、“六艺”的教育，通过“洒扫应对”之类的日常锻炼，履行弟子职责，“习乎六艺之节”，参与各种儒家祭祀和实践活动；再加以“弦歌诵读”，使学生学习达到高级阶段；然后再研修深造，进入《大学》所指的格物致知阶段。
  这套教学程序实际上已大大超出了知识教育的范围，而把道德教育和道德修养也囊括进去了。重视学生的品德培养是张教育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
　　第三，在教学内容方面，强调以儒家经典为教学的基本教材。张为岳麓书院亲自编写了教材《孟子说》，他在其序中说：“学者潜心孔孟，必求门而入，愚以为莫先于明义利之辨”。
  在中国封建社会，培养人才有赖于儒学，儒学的振兴则依赖于人才的培养，二者互为依托，缺一不可。张把官场腐败归咎于儒术不兴，所以他一方面批评“今日大患，不悦儒学”，另一方面大倡孔孟之道，训导诸生“先于明义利之辨”。
　　第四，在教学具体方法上，主张循序渐进、学思并进和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
  张认为学习必须循序渐进，即所谓“学者之于道，其为有渐，其进有序。”他又说《中庸》论诚之道，其目的有五：学、问、思、辨、行，而五者皆贵于弗措。“弗措”就是要循序渐进，要有坚持不懈的精神。在学与思的关系上，张主张“学恩并进”，而不能偏废任何一方。
  他说：“然徒学而不能思，则无所发明，罔然而已。思者，研究其理之所以然也；然思而不务学，则无可据之地，危殆不安也，二者不可两进也。学而思则德益崇，思而学则业益广。盖其所学，乃其思之所形，而其所思，即其学之所存也。用功若此，内外进矣。”这种“学思并进”的思想显然与陆九渊的“只思不学”是绝然相反的。
  张还特别重视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张虽极力推崇儒术，但不主张囫囵吞枣、盲目追从。他说：“所谓观书，虚心平气以徐观义理之在。如其可取，虽庸人之言有所不废；如其可疑，虽或传以圣贤之言，亦须更加审择。”
　　第五，在知与行的关系方面，主张“知行并发”。
  张认为知和行二者的结合是教学必须贯彻的重要原则和方法。他在《论语解·序》中指出：“始则据其所知而行之，行之力则知愈进，知之深则行愈达，行有始终，必自始以及终。”“盖致知以达其行，而行精其知”，知行属于同一个认识过程，二者相即不离，行必须以知 为指导，而知有损行而深化，知可促进行，行亦可促进知。
  张的这种知行观显然要比朱熹的“知先后行”论和王守仁的“知行合一”论高明得多，同时也成为明清之际王夫之进一步提出“行先知后”的唯物主义知行观的理论先导。张的知行观反映在教学上是主张学为了实用，他最反对“循名亡实之病”，批评那种“汲汲求所谓知，而于躬行则忽焉”的学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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