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裕和自由流动的资本
创新的商业化及新市场的开放都需要资金。创新越多，所需要的资本也越多。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前的世界在很多方面都是一个资本自由流动的世界——而且是太过于自由。资本价格低廉，风险似乎也比较小。这就使得投资者在逐利过程中对于新理念、新工具毫无抗拒心理（参见《当经济浪潮回落时会发生什么》）。
  
衡量资本跨国境自由和充分流动的指标之一是传统基金会发布的经济自由度指数——具体而言，它通过对产权、贸易关税、非关税障碍以及劳动力流动性等10个因素的分析来评估投资自由水平。香港和新加坡在2010年排名最高，而一直被视为自由企业和自由资本流动象征的美国仅排名第八，位居加拿大和爱尔兰之后。
  
委内瑞拉和玻利维亚在资本自由流动方面的得分最低，这主要是因为这两个国家被沉重的官僚机构所束缚，加之贪污现象非常普遍、社会动荡而且国有化的未来不甚明朗。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是阻碍资本流动的主导力量。
在高度重视外国直接投资（FDI）数据、特别是资本流入新兴国家方面的数据的同时，另外两个因素也不容忽视：国家依靠自我发展积累投资资本的能力，和经常账户盈余对拉动国内需求的作用。
  
对于第一个因素，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且财政上有能力对这些资源进行管理的国家，一般能在基础设施、教育、医疗等领域保证投资的自给自足。这样不仅可以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还能营造一个鼓励增长的环境。对于后一个因素，与那些一直通过贸易赤字来支持进口的国家相比，像中国这样拥有巨额贸易顺差的国家支持各项国内发展计划的优势就很明显。
  
四种增长设想
那么，商业领导人和政策制定者在做出有关新兴市场投资的决策前，如何才能最全面地评估创新的普及性、选择性以及资本自由、充分流动所带来的影响呢？
当我们把这两个因素联在一起时，就能清楚地看到它们在不同的外部环境下如何发挥作用。
  我们为全球经济发展趋势构想了四种可能的方案，其中任何一种都可能在未来的10年内实现（参见77页的图表）。因此，最成功的新兴市场投资将是那些能够有效适应下述这四种环境的投资。
1、繁荣之上的繁荣。在这种可能性下，创新和创业在全球范围内不断涌现；不过，许多国家会通过制定贸易保护措施来阻止资本的自由流动。
  
如果由技术转化、移动技术以及信息媒体领域带动的创新能够稳步向前推进，而政府针对最近这轮经济危机的应对措施是设置贸易障碍、鼓励公民和企业购买本土产品、或者制定过度僵化的财政政策限制财政部门为有胆识的想法提供资金支持，就会出现这种情形。
在这种情况下，有两种国家将繁荣起来：那些已经很成熟、很富裕的国家，和那些拥有丰富的石油天然气、矿产等自然资源的国家。
  发达国家将保持繁荣，因为它们可以利用已有的资本基础来支持下一阶段的发展，而且这些国家的创新人才也拥有多元化的资金支持渠道—包括股票和信贷。
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的新兴国家也会在这种环境下发展得很好，尤其是那些利用自然资源优势堆积起来的财富来推动经济多样化发展、投资基础设施建设、营造有利于创新和创业环境的国家。
  阿联酋的首都阿布扎比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个大都市利用其巨大的能源储备，为大学、教育机构、医院和医疗设备、以及基础设施的改善提供资金支持。
此种环境下，成功投资者的共同点在于：他们成功地发现了自然资源丰富、中产阶级发展迅速的国家，并在那里倾注大量投资。
  
2、繁荣主导。在这种情况下，稳定上升的经济浪潮会水涨船高地将各个方面都推向积极面。政策制定者、商业领导人以及社会公民对经济形势很有信心：预测都很乐观，投资都不小。创新以较快的步伐持续进行，有价值的新产品和新服务层出不穷地诱惑着消费者。
在这种情况下，一旦有好想法出现，就很容易成为投资目标。
  创新——而不仅是廉价劳动力——刺激着新兴市场的增长，创造出了新的跨国公司和全球品牌。韩国就是最有说服力的国家：它的三星和LG电子在上一个增长期成为全世界家喻户晓的品牌；现在，它正通过有选择性地实施跨国并购来实现经济发展的多元化。
然而，欣欣向荣并不一定意味着一国境内的所有地方都能享受到同样的繁华。
  因此，要想避免因财富分配的不平衡导致的社会动荡，新兴经济体就必须努力推进经济平衡发展，刺激国内需求。
中国已经充分地意识到这一点。它即将开始实施的第12个五年规划将重点缩小贫富差距、尤其是农村地区与富裕的东部沿海地区之间的差距。
在这种环境下，积极进入新兴市场、实施大规模地域扩张的投资者将获得成功。
  一旦对这些地区的经济形势有了足够的了解，就要及早做出投资决定。
3、不均衡繁荣。在这种情况下，虽然经济发展很不均衡，但依然存在可用的资本，并能在世界范围内自由流通。不过总体看来，这种情形缺少高质量的创新理念、新产品和新服务，并且它们的分布也不平衡。
  潜在的创业者都倾向于保持低调，而企业领导人也更倾向于紧缩研究预算。
由于创新在这种环境下不具有普遍性，资本大多流向基础设施建设领域、以及支持汽车和技术产业的投资。并且，由于缺乏产品和服务方面的创新来推动高速增长，公司将更专注于改善盈利能力。
  
这种情形的潜在危机在于：由于投资很少被用于创新，所以过度的财政支持很可能会催生经济泡沫，就像十年前那次一样。
在这种情况下，营造鼓励创新的氛围尤为重要。新加坡就是一个积极支持创新的国家。它拥有亚洲最严密的知识产权保护法律，允许外国和本土实体设立、经营和管理自己的企业。
  同时，其清洁的街道、安全的社区、优秀的学校、高质量的生活水平和运输业的高效率，都令人津津乐道——这些因素也使新加坡成为对世界顶级人才最具吸引力的地方，招唤他们带着家庭在这里定居下来。
对创新的微小信号都能有所察觉的商业领导人和政策制定者，在这种不均衡繁荣中将占有更大的优势。
  
4、停滞不前。在最坏的情形下——例如经济加倍萎缩或者一场大规模的区域性自然灾害或瘟疫——GDP的增长和中产阶级规模的扩张都停止了。此时，由于资本数量有限，选择性会比普及性创新会更受青睐。
如果将重点放在完善现有商业模式、强化产能和效率的话，选择性创新会十分有效。
  最大的危险来自于发达国家保护主义情绪的高涨，这会迫使所有可用资本转向基础设施项目。
保护主义还可以通过其它形式阻碍普及创新：促使政府加强边境控制力度、监控非本土居民的流动、限制人才流动等等——这样一来，受限制的就不仅仅是创意的流动，还包括实施创意的方式。
  
在这种环境下，审慎和保守成为人们的口头禅。商业领导人和政策制定者如果大规模投资新兴市场，将很难收到成效。（如果对你有帮助，请设置“好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