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反映劳动人民生活的疾苦，反映沉重的徭役、兵役给劳动人民带来的沉重的负担，反映爱情以及讽刺统治阶级荒淫无耻的诗歌对唐代诗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诗经》在艺术上的成就很高，它的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赋比兴的表现手法、情景交融的景物描写以及在语言上的运用都对唐诗产生了很大影响。
《诗经》在春秋之后，在儒家的努力下，成为中国文化的神圣经典，对二千多年的中国士人的政治品格、人伦修养、生活情志有着深远的影响。因此，它在中国文化史上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就文学而言，《诗经》有着积极深广的现实精神，它促成、培养了中国文学关怀人生、关心社会这一伟大的特点，是中国文学的现实主义的开山之祖。
《诗经》无论是在美学风格、创作手法和艺术技巧方面，都取得了丰厚而精湛的成就，成为世世代代诗人学习诗艺的源头活水。《诗经》是上古文化和民族精神相结合的产物，是上古人民的丰富智慧和真情实感相辉映的结晶，是中国文学史上伟大的典范。《诗经》对后世文学的影响是深远而多方面的。
大而论之，有如下数端：
首先，《诗经》所创立了中国文学史的“风雅”传统。所谓“风雅”，既指执著于人生、立足现实的诗歌内容，也指委婉迂曲、温柔敦厚的诗歌风格。司马迁说：“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就说明了《诗经》即事抒情、诗以言志的内容，以及既执著不懈又不过分耽溺情感的精神状态。
它鼓励了诗人积极用世，“感于哀乐，缘事而发”，而反对沉湎于绝对个人的世界里。这与儒家所提倡的伦理风范相吻合，因此被儒家奉为经典，从而深深地感染了后世士大夫的诗歌观念和诗歌情怀。在《诗经》的影响下，诗歌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中国传统文人表达自己的政治态度、抒泄社会情感的一种主要途径。
这就是孔子所谓“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论语•阳货》）的主旨。这使得中国传统文人在本质上人人都成为诗人，使得诗歌成为文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从而极大地促进了诗歌的发展，也引导了诗歌对现实人生的深刻关注。在《诗经》的现实精神影响下，后世文人常在理论和实际中自觉抵制个人趣味，抵制诗歌中的形式主义倾向。
自唐以后，历朝历代都有以“风雅”为旨归的诗歌革新运动，并产生较大的社会影响。“风雅”在传统文化里成为评价诗歌的最高标准。如中国古代文学史上两位最伟大的诗人李白和杜甫，都曾表达过对“风雅”的向往。李白说：“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古风》其一）杜甫说：“别裁伪体亲风雅”（《戏为六绝句》其六）。
而且，杜甫之所以被称为最伟大的诗人，在古人看来，就是因为他的诗歌最为典型地体现了“风雅”的诗歌理想。
其次，“比兴”作为《诗经》最为突出的艺术手段，对中国诗歌技巧有着很大的影响。诗人们追求“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的比兴境界，从而从多方面发展了诗歌的比兴手法。
除此之外，“比兴”还和寄托联为一体，称为“兴寄”，被赋予特别的含义。“兴寄”在修辞或艺术手法之外，还指这些艺术手法中所包含的讽喻现实政治的内涵。一味追求诗歌技巧，而忽视了诗歌思想内容的诗歌，就会受到指责。如唐陈子昂说“齐梁间诗，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
“比兴”要求并鼓励诗人要有自觉的政治批评意识，并通过委婉敦厚的手法将自己的政治态度表露出来。同样，在理解诗歌时，也要求读者能通过对意象的类推，进而理解诗歌中所包含的政治讽喻意味。这种比兴寄托的方法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中国传统诗学思维，尤其是对政治抒情诗和诗学理论的影响尤为显著。
再次，《诗经》的体制和修辞手法也为后世诗人所继承、发展。《诗经》在形成过程中的采诗制度在后世也多次被重新采用。如汉代就设置了乐府机构，采集制作配乐协律的“歌诗”，用于宫廷礼乐，也用于观知民风。汉乐府诗就是在这一制度下被保存的，当然，被同时保存的还有民间歌谣中的直面现实的精神。
唐代诗人的新乐府运动至少也表达了对这一理想制度的信任和期待。《诗经》四言体的形式在后世诗歌中不再占有主导地位，但在汉初的郊庙歌辞以及曹操、嵇康、东晋的很多诗人的诗歌中，四言体制得到了一定的发展。尤其是曹操以质朴而不失典雅的语言和慷慨悲凉的真实情感，赋予四言诗以新的生命。
曹操在诗中还经常引用《诗经》成句，显示了他对《诗经》的有意学习和继承。其他如押韵形式、修辞技巧等，我们从后世诗歌中也往往能看到《诗经》的痕迹。
答：《诗经》共收集了三百一十一篇诗歌，其中六篇为笙诗，只有标题，而没有 内容，既有标题又有文辞的现存三百零五篇。战国时期，礼崩乐坏，大量乐谱都 失传了，仅存的歌词则...详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