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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市已成为国家经济体系不可分的一部分，政府应救，能救，亦必救。这本是市场经济的基本常识，也是市场监管者理当践行的基本准则。道理非常简单：经济决定政治，政治对经济有反作用。当股市高涨时，政府半夜调整印花税，达到了控制股市过热的目的，而当前股市一路低迷，无理由的跌跌不休，政府却坐视不管。政府既无法定职责且无认知水平来调控作为价格信号的股指，那么，当初半夜调整印花税又算是什么行为？真的是与千万投资者博弈真的是螳臂挡车吗？如果说，中国的资本市场已是成熟之市，市场基本制度建设完美无瑕，管理层何以选择市场高扬的时候及时浇灌一盆凉水？而低迷时期推出一些改革政策或者给市场一些信心却如此困难；民众正是基于对国家经济形势的乐观才积极响应国家的投资政策，在市场危急之时寄希望于政府给予正确的引导才有的政府救市之想，然错谬乎？至于救市是否是短期行为，是否是伤害制度之本，要看行为产生的效果。制度的制订是为了经济更科学的发展，当经济发展现状超过制度的发展阶段，制度本身也需要更新发展，对不适应经济发展的制度就应实时得到修正和补充。这才是发展的经济规律。　　回首中国资本市场近20年的发展道路，政府在资本市场走过的弯路，与之相伴的一连串败绩，沉痛的教训早已证明，中国“国情”背离市场基本规则时就应运用适当的手段进行调控。监管者的责任在于信守“三公”原则，维护市场秩序，当然不可能保证投资者只赚不赔，但是今天的格局我们都很清楚，操纵在少数人手中的资本市场本身就是最大的投机市场。政府主张“创造条件，让人民增加财产性收入”，结果股市里人民的“财产性收入”除了被机构、基金掳掠一空，还要承担不小的印花税与交易费用，这就是当今理性市场参与者的共识。当前，股指下滑，救市之声四起，监管层却在躲躲闪闪，讳言“救不救市”，只能给公众投资者更绝望的心理，只能使股市向“只有更低，没有最低”的方向走去。说最高决策者会有无端压力，是一种不负责任之举。毕竟，有中国特色的经济与政治模式，分管经济的国家领导不可能因为股市的萎缩而下台。就算是到最后承认了这样的错误政策，也是在五十年以后才会宣布和反省。　　救市之呼声与日俱增，充分显示了利益冲突和思想混乱。特别是近期美联储针对次贷危机的一系列举措及其后市产生的效果，证明了美国在经济、政治等绪多方面确优于咱们，但有些人看在眼里，记在心中，就是不肯承认。　　应当看到，美联储和西方各大央行的确针对信贷紧缩采取了一系列不同寻常的举措，其中，拍卖2000亿美元国债、不断拓宽贴现窗口之举，就是要从内向外缓解资本市场。这些举措表面上是为了缓解系统性的流动性风险，而非针对股指涨跌；这些行动虽有其利率、期限等约束条件，并非“免费的午餐”；然这些行动表明，美国经济学家以高明的手段对资本市场进行了成功的解救。对这类行动，有些媒体冠之以“救市”已是轻率，还有人说政府救市不会有效果，那是因为她不懂经济，只能是纯粹的指鹿为马了。　　监管者若能感知承受救市之压，就应彻底履行“人民政府”的角色职责。随着近年来股市“非理性繁荣”加剧，监管层表现出对指数特别的关照，对市场存“慢牛”之想，一度有意以政策人为“调控”供求节奏。今天“慢牛不成反变熊”，凸显“政策市”的尴尬结果。现在，知道错在哪了，却不去改正。然知错能改，善莫大焉！　　3月最后一周，市场上关于管理层可能出台“利好”政策的传言满天飞。纷乱的说法中，较多指向“开展信用交易试点”、严控“再融资”和“国有上市公司限售股份流通”。3月28日（周五）股指大幅回升与此直接相关。有人希望，这种显示处于低潮的民众的呼唤不会成为事实。还认为，严控“再融资”，是以行政手法限制股票供给，有悖市场原则；控制国有上市公司限售股份流通，也是明显破坏市场契约，损害市场公平，后果将难以补救——回想当初以数千亿元国有资产之“对价”，使得原定“暂不流通”之非流通股获得流通权。难道这不是政府行为吗？倘当初政府没有这样做,胡舒立也不敢说当初是对的呀？既然，承认那时政府的放开是对的，现在政府再一次的点燃希望之光，怎就错了呢？难怪这几天看到网上有贴说，政府救不救市是胡舒立说了算。我看，她权当胡说。　　当前，“救市说”呼声四起，相当一部分引领者其实都是较早踏入中国股市的先行者，对于救市的初衷是挽救“人民的财产性收入”，对于救市的意义是挽救中国的资本市场！其不是用“亿万股民利益”和“影响宏观经济运行”要挟救市，而是对中国资本市场萎缩的痛惜！管理层是该清醒的时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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