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工荒”并非刘易斯拐点的征兆？

近年来，由于长三角、珠三角以及闽东南等经济发达地区频频发生用工紧缺现象，同时农民工工资增长迅速，于是有专家认为中国的刘易斯拐点即将到来，民工荒就是拐点到来的一个警示，但本质上，近年出现的“民工荒”问题并不是刘易斯拐点到来的先兆，它不过是中国制度、政策和历史等原因造成的结构性劳动力短缺。

首先，根据中国众多专家的实地调研和数据分析，中国的农民工供给短期并未出现紧缺，中国许多地方还存在大量应该转移也可以转移的农村劳动力。只是由于劳动力年龄结构矛盾、地区性结构矛盾、文化程度结构矛盾引起某些地区出现“用工荒”。据专家对长三角区域的调查样本显示：中国进城务工的农民工大都集中在在16～45 岁之间,而45 岁以上的农民工只占总数的6. 3 %。这说明我国农村有大量冗余的45岁以上剩余劳动力，目前劳动力短缺严重的发达地区对劳动力的需求主要集中在35 岁以下的人口。同时，我国农民工跨区域流动的障碍和文化水平过低不符合用工要求也是造成我国“用工荒”的原因。

其次，我国的农民工并没有完全脱离农业劳作，他们在农村仍然拥有一定的土地使用权，只在部分时间选择外出从事第二和第三产业，可以说是“亦农亦工”的。我们可以发现“民工荒”一般发生在春节前后和农耕季节，说明我国的“民工荒”只是一种季节性的劳动力短缺。

再者，中国依然存在众多的劳动力密集的中小型企业，这些企业往往是吸收农民工的主力军，但是由于企业规模小，缺乏技术创新，得以支撑企业发展的基础就是廉价的劳动力成本，这种生产模式也使得农民工的收入只能处在较低的水平上，一旦由于政策原因（比如政府规定最低工资提高等政策）导致工资成本提高，势必会提高企业的生产成本，短期内企业又无法通过资本和其他生产资料来替代劳动，缓解成本压力，所以某些地区暂时出现劳动力短缺也是在所难免。

最后，中国的立法不完善和对农民工社会保障的缺失也是造成“民工荒”的原因。一方面，中国城市对农民工需求一般集中在16—45这个年龄段，而大量中年以上农村劳动力被排斥在外，而中国也没有相关法律来保障农民工在城市长期合法工作的权利。另一方面，农民工和城里人在用工待遇和福利保障上存在明显差异，农民工从事的一般都是建筑、餐饮等低技术含量或危险、肮脏的工作，职业不稳定并且收入较少、社会福利更是无从谈起，他们几乎成了城市中最缺乏保障的弱势群体。所以当国家出台“三农”等扶持农民政策或者转移成本过大时，部分农民就会选择回家务农，从而农民工供给就会相对变少，出现暂时的“民工荒”。

综上所述,中国农民工供给总量上还有很大过剩，但供求的结构性矛盾已经显现，这是由于制度、政策、历史等多方面原因共同的作用下形成的,而并非是刘易斯“拐点”的警示。在国际资本向更低劳动成本地区转移,以及国际资源日益紧张的形式下，在经济发展模式逐渐转变、环境治理进一步严格、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不断加强的背景下,我国劳动力市场将面临更大的挑战，中国人实际上要解决的就是“民工荒”和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并存的矛盾。中国政府应该充分估计中国这一人口大国、农业大国实现工业化的困难，慎重对待中国的人口问题、就业问题和社会保障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