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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道县大屠杀怎么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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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道县大屠杀怎么回?

1967年道县大屠杀怎么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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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05-14 15:09:05
  •   1967年夏末,湖南道县。
     
    横贯道县的潇水河面漂浮着一具具浮肿的尸体,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有的赤身裸体,有的仅剩丝丝缕缕挂在身上,有的被铁丝反绑双手,有的骨骼折裂,肢体残缺,鱼群已把它们的脸啃得糟烂。
     
    道县各地到处是“斩尽杀绝黑四类,永保江山万代红”的标语口号,到处是“贫下中农最高法院”的杀人布告。
       道县古城墙头,一群孩子竞相点数着河面的尸体,比试眼力。突然,他们看见一具女尸漂过来,怀里还紧紧抱着一个尺把长的婴儿,孩子们“轰”地一声吓散了。 各个村头、渡口,岗哨密布,荷枪实弹或扛着土制武器的民兵日夜盘查,稍有异常,便攥紧大刀或拉动枪栓,喝问:“干什么的?”“什么成分?”查路条,搜身,盘问,随便捆起来刑讯逼供。
       道县电业局工人陈某,查线路来到城郊公社,遇上民兵厉声喝问,吓得说话结结巴巴,马上被认定为逃亡的四类分子,拖进被杀的地富及子女行列,准备第二天一早处死,幸亏一名农村基层干部认出了他才免于被杀。 湖南大学机械系学生蒋晓初,时年22岁,因学校停课闹革命,从长沙回到家乡审章塘公社黄土坝大队暂避。
      其父蒋勋,毕业于湖南大学历史系,1949年后在道县当教师,曾担任过道县一中的校长,因出身不好,此时被开除回家,与几十个地富分子及子女一起被关押在大队部,其次子蒋晓中也关押在里面。蒋晓初跑到大队部宣传毛泽东思想,“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试图说服那些丧失了理智的基层干部,结果被关起来。
       半夜时分,蒋晓初和他的弟弟被大队“最高法院”的刽子手们叫出来,五花大绑押往河边。鸟铳响了,蒋晓初身上射满铁砂,但他没有倒下,仍然在高声朗诵毛语录:“‘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同志们,你们这样做要犯错误的呀!”民兵聂XX不耐烦了,冲上前,手起刀落,砍下蒋晓初的头颅,接着又砍下蒋晓中的头颅,尸首被踢进河中。
      许多在外地工作的道县人,或因出身不好,或因这样那样的问题,被一张“母病速归”之类的电报骗回乡,与蒋晓初一样遭到杀戮。 县城街道上,气氛紧张到极点,只要一阵旋风刮起,吹起几片纸屑和尘沙,或者某人不小心碰翻了一只洋铁桶,所有的人立即惊呼着抱头鼠窜。
      当地人把这种现象叫作发地皮疯。一到黄昏,县城便成一座死城,人们龟缩在家,把门拴抵牢。屋子的横梁上铺着棉絮棉衣之类,因为担心流弹从天而降。 喝惯了河水的道县人,已无人再敢饮用被尸体污染的河水,县城仅有的五口水井一时身价百倍。在五星街的戚家井旁,每日凌晨就出现排队汲水的长龙。
      水乡泽国的道县发生了水荒,因争井水而引起的纠纷时有发生。道县人爱吃豆腐,县城的豆腐店多开在河边。如今河水不敢用了,全都被迫改行做米豆腐。店家挑着米豆腐沿街叫卖:“井水米豆腐!井水米豆腐!”仍然无人问津。街上贴出“为革命吃河水”的大字报,一些革命闯将现身说法,带头饮用河水,希望化解饮水危机。
       1967年,整个中国都已疯狂。道县的街头巷尾,触目尽是“北京来电”和“特大喜讯”,人们手捧“红宝书”,高举语录牌,敲锣打鼓涌上街头,欢呼毛泽东的最高最新指示,并很快结成两个对立的派性组织:一派叫毛泽东思想红战士联合司令部,简称红联;另一派叫无产阶级革命派斗批改联合指挥部,简称革联。
      红联称革联为革匪,革联称红联为红老保。 革联主要由青年学生、市民、手工业者、下层知识分子及少数干部组成,成分比较复杂,知识层次较高,不少人过去遭遇过政治迫害,对官僚阶层和现实社会的不公正更具反抗精神。这一派在县城势力较大,以道县二中为据点,用高音喇叭日夜不停地播送中央两报一刊纪念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一周年的社论《宜将剩勇追穷寇》。
       红联与当地政权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大多数人是既得利益者或名义上统治者的依靠对象,更倾向于维护既有的政权和秩序,对那些斗胆犯上作乱、自称造反派的人极为反感。红联拥有现实当权者和几乎整个乡村政权及组织的支持,认为杀人是民主革命的补课,地富反坏右以及21种人现在都活动起来了,正在向新生的革命政权猖狂进攻,你不杀他,他就要杀你,再迟疑我们就会像40前在武汉、长沙那样被“国民党反动派”屠杀。
      两派在县城里相互攻击指责,时有小规模武力冲突。“在农村杀人,只要贫下中农讨论通过就可以了。” 8月11日晚,红联在清塘公社营乐园大队部召开各区武装部长会议,决定第二天集中各区基干民兵(持枪民兵),攻打革联总部所在地道县二中,由清塘区武装部长关有志等人组成前线指挥部,关任总指挥。
      会上强调,必须加强管制四类分子,建立巩固的“后方根据地”。 与此同时,县武装部长刘世斌、县委副书记熊炳恩召开全县各区、社“抓革命、促生产”小组组长电话会。熊布置了各区、社抓紧抢收中稻、抢栽红薯的任务之后,告诉大家,县武装部和县公安局的枪被抢了,阶级敌人要翻天了。
      他愤怒地敲着麦克风说:“各地要发动群众采取果断措施,加强对阶级敌人的专政,要把民兵组织起来,保卫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保卫好‘双抢’。” 8月13日,红联进攻道县二中革联总部的战斗失利,被打死2人,打伤多人。红联举行抬尸游行,高呼“血债要用血来还!”当天,熊炳恩对四马桥的王甫昌、一区的武装部长刘善厚、七区副区长宛礼甫,以及由县里派去大坪铺的张望耻和其他各区的“贫下中农最高法院”的负责人说:“告诉下边,一队可以先杀一两个。
      ” 8月13日上午,寿雁公社召开各大队干部会议,公社文革主任兼公社红联司令徐善明,根据寿雁区“抓革命,促生产”小组组长陈智希的指示,与公社武装干事何建锡私下交换意见,决定搞掉曾经当过军统特务的历史反革命分子朱勉。会上,公社武装部长又在讲话中重点点了朱勉的名,说他与革联有联系,搞反革命组织,要杀贫下中农。
      当晚,寿雁公社下坝大队召集四类分子训话会,趁机找岔子将朱勉拖到山上打死,成为道县大屠杀的第一个被害人。 四马桥区杨家公社闻风而动,公社秘书、现已变成区红联副司令和公社红联司令的蒋文明,召开会议发布命令:第一,从现在起,各大队要组织人站岗放哨;第二,要采取得力措施防止革联下乡串联;第三,要发动贫下中农管好四类分子;第四,四类分子如果乱说乱动,要搞暴动,各大队要联合起来,采取断然措施。
       蒋要大家讨论,郑家大队党支部委员、联络员郑逢格第一个发言:“我们大队地富活动很猖狂,噎组织起来开了几次秘密会了。历史反革命郑元赞的老婆钟佩英,串联一些地富子女,去宁远参加了‘湘江风雷’,噎领了两个月工资了,还准备领枪回来,跟贫下中农作对。
      地主崽子郑生尧噎在支书郑逢蛟门口睡了好几晚了,郑支书害怕被杀,噎躲起来了。阶级敌人这样猖狂,我们贫下中农不知哪一天会死在他们手里。”周塘管大队支部书记接着说:“吃亏了,我们噎落到敌人后面了!”前进大队支书感叹道:“阶级敌人这么猖狂,毛主席他老人家怎么不开口呢?” 蒋文明叫大家翻开随身携带的“红宝书”,学习了一段最高指示:“蒋介石对人民是寸土必夺,寸利必得。
      我们呢?我们的方针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 他左手拿着刀,右手也拿着刀。我们就按他的办法,也拿起刀来。……现在蒋介石噎磨刀了,因此,我们也要磨刀。”学完语录,蒋说:“革命的同志们,其实毛主席早已开口了,只是你们不理解呀!现在的问题是如何组织群众干!” 郑家大队民兵营长郑会久问:“像钟佩英这号人,怎么搞?”蒋文明毫不含糊地回答:“她什么时候起来暴动,就什么时候搞掉她!”接着,他们确定了公社的总联络员,议定了各大队的联络暗号,同时策划了杀害钟佩英的具体方案。
      有人提出派人将钟佩英偷偷搞掉,或趁她出工时骗到山上搞掉,被否决。 14日晚,蒋司令带着两名随从到富足湾,主持召开富足湾、老屋地两个大队党团员会。会上,除了介绍他的备战方案外,蒋又增加一项新内容:讨论钟佩英组织反革命暴动的罪行。15日晚,郑会久、郑逢格按照蒋文明的布置,召开四类分子和四类分子子女训话会。
      郑会久喝问钟佩英:“你到宁远去,为什么不请假?”钟佩英答道:“我又不是分子,我是子女,为什么要请假?党的政策规定,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 他们捆钟佩英时,钟的两个儿子,一个18岁,一个20岁,喊“要文斗,不要武斗”。钟佩英被用锄头棍棒打死后,他们想,她的两个孩子还在,将来肯定要给母亲报仇,于是有人提议:“干脆一起搞掉算了。
      ”于是一呼百应涌到钟佩英家,把她噎上床睡了的两个儿子拖起来,分别拉到后面和对面的山上,一顿锄头扁担,活活将两条年轻的生命打死。 事毕之后,他们又集中到钟佩英家,既紧张又亢奋,无意回家安息,便将钟家喂的几只鸡鸭全部杀掉,一锅炖了,又打来烧酒宵夜。
      待到锅里只剩下一点汤汁的时候,蓦地听到一声鸡鸣,众人心里一惊,赶紧推门而出…… 天一亮,郑会久早饭没吃就急匆匆赶到公社,将搞掉钟佩英母子的情况报告给蒋文明。蒋文明说:“好!行动快,有魄力!”郑会久心底那一点慌乱终于镇定下来,以后也就不再在乎什么了。
       8月17日上午,蒋文明主持召开各大队五巨头会议,再一次高度赞扬了郑家大队贫下中农的革命行动。散会后,各大队急起直追,很快在合作、塘坪、早禾田、陈家、三角河等大队杀了31人。 现任郑家大队支书郑逢桥回忆钟佩英时说:那是一个很体面的女人家,四十来岁,念过书,粗活细活都拿得起,还会做衣裳,听说是蓝山县那边一家大户人家的女儿。
      那阵子,钟佩英社会关系不好,老老实实呆在家里也难保不出事,她又去参加什么‘湘江风雷’。我那时是支委,那天开会,他们讲起钟佩英的事,我大吃一惊:钟佩英搞了那么多活动,我怎么一点都不知道?死也死得惨,就在路边那口山塘边,好几天没收尸。还有她两个儿子,就更惨了。
      ”文革中,大队在四类分子及其子女中秘密安排了几个耳机(卧底)刺探敌情,定期汇报。郑家大队杀第四批的7个人时,是命令一些没有被杀的地富分子和子女用绳子把这7个人勒死的。 杨家公社杀掉钟佩英母子三人的消息很快传开,全县流传起“四类分子要造反,先杀党,后杀干,贫下中农一扫光,中农杀一半,地富作骨干”的谣言,加之在此期间有4个区搞出7个反革命组织,逼供出一个纲领,即“八月大组织,九月大暴动,十月大屠杀”,气氛十分紧张。
      从8月17日开始,清塘、清溪、梅花等区先后召开社队干部会议,动员部署杀人。 8月13日,祥霖铺区的袁礼甫在上渡公社召开杀人大会,杀掉了7人。紧接着,他又成立了一个百人杀人团,分赴各个公社和大队,组织更大规模的屠杀。被杀的人,有的是从床上拖起来的,有的是从田里叫上来的。
      从8月13日到8月底,半个多月里,根据宛礼甫上报的杀人名单,共杀掉了1千多人。屠杀的方式骇人听闻,土枪崩、沉河、断头、截肢、开膛、腰斩、投窑火烧、集体爆炸,年轻的妇女则集体轮奸后杀害。 8月14日,桥头公社公安特派员杨逊卿,到大江洲大队召开大队干部会,督促杀人。
      第二天,该大队杀二人:75岁的秦秀容和她5岁的孙子何国新。那么多四类分子及其子女不杀,何以就杀这一老一少两个阶级敌人?杨特派员召集开会时,有人提到,过去秦秀容家里光洋用斗量,餐餐煎鱼炖肉,还说秦秀容藏有几本存折,杨逊卿心里一动。秦秀容家如今只剩一老一小,某天老的腿一伸走了,那些光洋天晓得会落在谁手里,说不定就留给蒋介石反攻大陆用了,于是决定把这一老一少抓起来。
      秦老太太一囗咬得钉子断:光洋一块没有,土改时都交出来了,如今祖孙两个相依为命,一个劳动力没有,吃饭都成问题,哪里还有钱存?杨特派员不高兴了。 老的死顽固,就威吓小的:不交出光洋就要上绳(捆起来),再不坦白交代就要判死刑!说着拔出腰间的手枪,吓唬小孩。
      5岁的何国新没见过这样恐怖的场面,跪在奶奶脚下,哭得凄惶:“奶奶,你把光洋交出来吧,交出来……”秦秀容如泥塑木雕。何国新又转向持梭镖、马刀的人们:“叔叔伯伯,你们莫杀我,莫杀我。我会做事,我给你们放牛。”“交出光洋和存折就不杀你了。”杨公安仍然抱有希望。
      何国新又转身抱住奶奶的腿,拼命哀求:“奶奶,你把光洋交出来。光洋是什么啊,藏起有什么用?”老人伸出干枯的手掌,抚摸着孙子的头说:“好细崽,不要以为活在人世上有好大的味道。我走了,谁来照顾你?不如跟奶奶一起走,路上也好有个伴。” 理家坪公社有个地主分子,60来岁,“解放”前做过国民政府的县粮食局长,虽然活过了土改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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