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业史柳青的长篇小说《创业史》，最早是以连载的形式发表在《延河》杂志上，每期两章。这是1959年春天的事。《创业史》小说以梁生宝互助组的发展为线索，表现了我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进程中的历史风貌和农民思想情感的转变。这部巨著蕴藏着作者柳青14年农村生活的丰厚积累。
柳青同志生前计划写四部，仅完成了两部。第一部写互助组阶段；第二部写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成立和巩固。它们既是互相联系的，又是各自独立的。小说梁生宝买稻种情节曾入选中学语文课本。创业史（第一部故事梗概）1929年，亦即民国18年，陕北大旱，颗粒无收。
冬天，哀鸿遍野，灾民黑压压地涌向渭河滩。下堡村蛤蟆滩的二茬光棍梁三，收拾得齐整干净，大步流星地在女性灾民群中穿行。梁三年过四十，妻子新丧，大家当然明白他的企图。果不其然，梁三将宝娃子母子二人领进了他的草房院。他抚摸着宝娃子的头，发出了再创家业的豪壮誓言。
宝娃至此改姓梁，大号叫梁生宝。梁三是蛤蟆滩上的勤劳农民，其父艰难创业，给他留下了三间正房，为他娶了妻子。然而，他命运不济，牛死妻亡，天灾人祸，接踵而来，连祖上传给的三间房也变卖了，只剩下个空荡荡的草房院。如今，饥荒又给他送来了贤惠的妻子和可爱的男娃，潜藏在心中那不屈不挠的创业希望又升腾了!然而，创业艰难。
梁三苦苦劳动十年，光景依然如旧，得到的只是失败和屈辱，以及脖梗上的死肉疙瘩、喉咙里永远咳不完的痰。创业的担子，历史地落到了生宝的肩上。生宝，从小即非同凡俗，七八岁见人就打招呼，使一些人瞠目结舌。十三岁当长工，就将工钱换的小牛犊牵回家，听着他雄心勃勃的计划，养父梁三都惊呆了。
十八岁他又独自租种了十八亩稻地，创业的劲头，超过父辈几等。但是，他辛苦一年的收获，全被地租、高利贷敲榨干净。到了解放前夕，为了躲避国民党溃兵抓壮丁，梁生宝被迫进了终南山，成了不敢见天日的“黑人”。梁家三代的创业史，最终画上了一个辛酸的句号。梁三老汉终日像土拨鼠一样生活着。
解放了，蛤蟆滩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大地主吕二细鬼、富农姚士杰都被斗倒了，贫雇农土地还家，梁家分到了十来亩稻地。他简直不相信这是真的，对着毛主席像两泪双流。此时，仿佛有一种莫名其妙的精力，注入梁三老汉早已干瘪的身体，已经熄灭的个人发家愿望，又重新燃烧起来。
他在睡梦中笑出声，梦见自己竟成了“三合头瓦房院的长者”。而此时当了民兵队长、入了党的梁生宝，则完全沉浸到建立互助组的事务里去。父子之间在创业上的激烈冲突，就要爆发了。1953年春天的一个早晨，鞭炮声响彻了哈蟆滩，富裕中农郭世富的新瓦房上梁了。
村民们都来看热闹，梁三老汉更是艳羡十分。他哪里知道，世富老大要和生宝的互助组对着干呢!此时，春荒笼罩着蛤蟆滩。这是互助组和整个蛤蟆滩最困难的时刻。他们一方面要筹划新的一年生产，一方面要度春荒。但他们手中既无钱又无粮，这是多么大的困难啊。村主任郭振山寄希望于富农和中农，希望通过活跃借贷以解燃眉之急。
然而，余粮户响应者寥寥无几。富农姚士杰偷放高利货，郭世富要和贫雇农“和平竞赛”。郭振山已经对局面失去控制，加之自己要走自发道路，故对贫雇农的困难、对自发势力均作壁上观。在这种形势下，梁生宝自然成了互助组和贫雇农的主心骨和带头人。为了推行一年稻麦两熟的丰产计划，他顶着霏霏的春雨，到郭县为互助组去买百日黄稻种。
为了筹集生产资金和度过春荒，他组织互助组组员开进终南山割竹子。这些举措，打击了自发势力的气焰，解决了贫苦农民的困难，稳住了互助组的阵脚。这些行动，也在蛤蟆滩庄稼人的心底掀起了重重波澜，他们从中看到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然而，生宝的行动有时却不为梁三老汉所理解。
继父时常对他冷嘲热讽，称其为“梁伟人”。对此，生宝毫无怨言，他相信继父会觉悟过来。这时的生宝已近而立之年，继父在解放前为他买的童养媳已经病死。由于一心扑在事业上，婚恋大事还没解决。团员徐改霞倾心于他，他也暗恋着这个美丽的姑娘，然而，为了不影响工作和党的荣誉，他抑制自己的感情，故意疏远改霞。
失望至极的改霞在郭振山不怀好心的鼓励下，终于离开了哈蟆滩，到北京当工人去了。生宝率众入终南山后，互助组育秧的事由记工员任观喜和农技员韩培生负责。富农姚士杰的活动更加猖狂，处心积虑要搞垮互助组。他占有了互助组成员栓栓的妻子素芬，并指使素芬去诬陷梁生宝，达到分裂互助组的目的。
在他的阴谋策划下，梁生禄、栓栓两家与互助组疏远了。后来，由于栓栓在割竹子时被扎伤，两家竟一起退组。对此，生宝毫不畏惧。割竹队如期完成了任务，挣了一大笔钱，解决了互助组的暂时困难。关心着生宝事业的梁三老汉，思想感情也在发生变化。秋天，梁生宝的互助组获得了大丰收，蛤蟆滩的统购统销工作也提前完成。
生宝的威望不断提高，互助组更加壮大，退组的又回来了。郭振山的所作所为使他威信扫地。为了恢复威信，他积极整顿他所在的官渠岸互助组。经过县里的培训，梁生宝他们又成立了全区第一个农业社——灯塔社。梁生宝的创业成功了!在铁的事实面前，梁三老汉服气了。
他穿上了新棉衣到黄堡镇去打油，受到人们格外的尊重。他流泪了。这是幸福的泪，欢悦的泪!它饱含着蛤蟆滩人创业的自豪与艰辛。作品评价：柳青在皇甫村踏踏实实地生活了14年，对农村中各种人物了如指掌，这给他塑造人物形象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在《创业史》中，作者成功地塑造了梁生宝、梁三老汉、郭世富、郭士杰、郭振山等一批十分成功的形象。
特别是梁生宝和梁三老汉两个人物，已排进中国现代文学中最富有特色的典型形象的行列。梁生宝是全书的中心人物，是社会主义农村中的英雄典型。在披荆斩棘带头创社会主义大业中，他有胆有识，既有宏伟的气魄，又有实干精神。他身上既有勤劳、朴实、善良的中国传统美德的闪光，又有公而忘私、勇于牺牲个人利益的时代精神的张扬。
这是一个讲原则、重情感，使读者倍感亲切可爱的真正的社会主义新人形象。梁三老汉是书中写得最凝重最精彩的人物，是极有感染力的艺术典型。作者不是单线条地勾勒这一人物，而是深挖精凿，浓墨重彩地描绘他丰富复杂的内心世界，刻画他鲜明感人的多重性格。这是一个最有深度、最能显示作者艺术潜能的不可多得的中国老农的形象。
《创业史》结构宏伟，气势磅礴，充分昭示了柳青雄浑而劲健的艺术风格。它的语言质朴而凝重；恰到好处的抒情段落，好似警句格言一般留在读者的记忆中，实为现代文学中的精品。
柳青(1916-1978)，陕西吴堡县人，1938年到延安后开始小说创作。在写作《创业史》之前，出版有长篇《种谷记》(1947)和《铜墙铁壁》(1951)。50年代，柳青较长时间生活在陕西长安县的皇甫村，参与了当地农业合作化的过程。这期间，除了不多的散文特写(收入《皇甫村三年》)和中篇《狠透铁》等以外，都在为拟议中的宏篇巨构《创业史》作准备。
《创业史》原计划写四部。1960年第一部在刊物上连载，次年出版单行本。“文革”发生，使写作计划中断。“文革”结束后，改定了第二部上卷和下卷的前四章，但整个计划终于未能完成。《创业史》的故事发生在陕西渭河平原的下堡乡的蛤蟆滩。第一部写互助合作“带头人”梁生宝领导的互助组的巩固和发展，第二部则写到试办农业合作社。
对于这部小说的主旨，作者作过这样的说明：“这部小说要向读者回答的是：中国农村为什么会发生社会主义革命和这次革命是怎样进行的。回答要通过一个村庄的各个阶级人物在合作化运动中的行动、思想和心理的变化过程表现出来。这个主题思想和这个题材范围的统一，构成了这部小说的具体内容。
”(注：柳青《提出几个问题来讨论》，《延河》(西安)1963年第8期。)作家对农民的历史境遇和心理情感的熟悉，弥补了这种观念“论证式”的构思和展开方式可能出现的弊端，但反过来，这种写作方式还是极大地限制了作者生活体验敞开的程度。小说第一部出版后，在文学界获得极高的评价。
一年多的时间里，报刊赞扬的评介文章有五十余篇。肯定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反映农村广阔生活的深刻程度”。若干评论文章指出，作家的杰出之处，是敏锐地揭示还不为许多人所注意的“生活潜流”，揭示潜在的、还未充分暴露的农村各阶层的心理动向和阶级冲突，并向历史深处延伸，挖掘了矛盾的、现实的、历史的根源。
小说通过活跃借贷、买稻种和分稻种、进山割竹子、新法栽稻等事件，组织起了错综的各条矛盾线索。这些矛盾着的力量最终构成两个“阵线”：一边是坚决走“共同富裕”道路的梁生宝、高增福等贫雇农，另一边则是土改时弯下了腰，现在又想重振威势的富农姚士杰，从土改时惊惶状态中恢复过来的富裕中农郭世富，和开始走个人“发家”道路的村长郭振山。
而处于这两条“阵线”之间的，是像梁三老汉这样的徘徊、摇摆的农民。作家表现了不同心理动向的各阶层农民之间的复杂关系。“广阔”和“深刻”，这是当时对“史诗性”的“现实主义小说”的最高尺度。当然，柳青在小说中有关农村阶级关系的这种“深刻”阐析，根据的是50年代人们已耳熟能详的政策文件；作家的创造是把对农民生活和心理的体验和艺术想像，纳入这一框架之中。
《创业史》高度评价的另一依据，是创造了一组达到“相当艺术水平”的人物。而特别受到注意的，则是梁生宝这一“新人”的“光辉形象”。把这一人物的创造，看作是《创业史》成就的最主要的标志，是当时批评界的相当一致的认识。有的批评家把梁生宝与阿Q放在一起比较，来谈论中国现代历史和文学的变化和发展。
这种讨论方式，包含了“艺术典型”等级的价值估断。(注：姚文元《从阿Q到梁生宝——从文学作品中的人物看中国农民的历史道路》，《上海文学》1961年第1期。)《创业史》运用了夹叙夹议的叙述方式。在人物语言方面，采用经过提炼的口语，而叙述语言则是充分书面化的。
这构成了一种对比。叙述语调与人物语言的距离，有助于实现叙述者对故事的介入，显示叙述者“全知”的“权威姿态”：直接揭示人物的情感、心理、动机，“观察”、“监视”人物的思想、心理、行为与“历史规律”的切合、悖逆的程度，对人物、事件作出解说和评论；虽然这种评论常用诙谐和幽默的方式进行。
在小说的艺术形态上，柳青似乎并不追求像赵树理那样的“大众化”和“民族形式”，也不追求故事性和行动性。但这并没有妨碍它获得批评界的赏识。从这个侧面，也可以发现五六十年代文学与延安文学之间的复杂关系。对于《创业史》(第一部)，在60年代曾发生争论。
1960年，邵荃麟在《文艺报》编辑部的一次会议说：“《创业史》中梁三老汉比梁生宝写得好，概括了中国几千年来个体农民的精神负担。但很少人去分析梁三老汉这个人物，因此，对这部作品分析不够深”；“我觉得梁生宝不是最成功的，作为典型人物，在很多作品中都可以找到。
梁三老汉是不是典型人物呢?我看是很高的典型人物。”(注：《关于“写中间人物”的材料》，《文艺报》1964年第8、9期合刊。)在此前后，严家炎撰写的评论《创业史》的文章，(注：《〈创业史〉第一部的突出成就》(《北京大学学报》1961年第3期)，《谈〈创业史〉中梁三老汉的形象》(《文学评论》1961年第6期)，《关于梁生宝形象》(《文学评论》1963年第3期)、《梁生宝形象和新英雄人物创造问题》(《文学评论》1964年第4期)。
)也表达了相近的观点。他不同意《创业史》的最大成就在于塑造了梁生宝这个“崭新的青年农民英雄形象”的“流行的说法”，认为在反映“农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这个“伟大事件的深度和完整性上”，《创业史》的成就，“最突出地表现在梁三老汉形象的塑造上”。他的根据是两个不同的方面：一是形象的“丰满”、“厚实”，即美学的标准；另一则是在“两条道路斗争”中处于观望、动摇的“中间状态”农民的表现，在揭示社会生活面貌的“深度和广度”上的意义，即题材的价值问题。
与此相关，严家炎指出，梁生宝在当代农村小说“新英雄人物”塑造中，虽然是“水平线以上”的，但其成功程度，并不像大家所推崇的那样。他提出这一形象在塑造上的“三多三不足”的缺陷(他后来补充说，“三多三不足”有的并不是缺点)：写理念活动多，性格刻画不足；外围烘托多，放在冲突中表现不足；抒情议论多，客观描绘不足。
在争论中，严家炎又进一步指出梁生宝形象的过分理想化的问题。这些观点，受到包括作家在内的大多数批评家的反对(注：批评邵荃麟、严家炎观点的文章，除柳青的外，主要有艾克恩《英雄人物的力量》(《上海文学》1963年第1期)、冯健男《再谈梁生宝》(《上海文学》1963年第9期)、蔡葵、卜林扉《这样的批评符合实际吗?——与〈关于梁生宝形象〉一文商榷》(《延河》1963年第10期)、吴中杰、高云《关于新人物形象的典型化》(《上海文学》1963年第10期)、朱寨《从对梁三老汉的评价看‘写中间人物’主张的实质》(《文学评论》1964年第2期)、姚文元《使社会主义蜕化变质的理论——提倡写“中间人物”的反动实质》(1964年12月14日《解放日报》(上海)。
)。在《提出几个问题来讨论》一文中，柳青激动地说，报刊上的评论文章，对于他所不能同意的看法，他根本不打算说话，但对严家炎的观点，“却无论如何不能沉默”，因为其中“提出了一些重大的原则问题”；“我如果对这些重大的问题也保持沉默，那就是对革命文学事业不严肃的表现。
”(注：《延河》(西安)1963年第8期。)论争双方在文学创作要揭示社会生活的“本质”，要“深刻”表现农村的斗争等要求上，并无分歧。分歧的是对艺术形象所作的美学评价，以及题材价值的不同认识。就后者而言，邵荃麟、严家炎等事实上是强调有着“几千年来个体农民的精神负担”的人物形象与表现“历史真实”的联系。
在这点上，邵荃麟等在某种程度上回到原先的论敌胡风的立场。在美学评价上，严家炎等以“传统”的现实主义小说的艺术“成规”(客观描绘，性格刻画，形象的丰满、完整)来质疑柳青的创作，而柳青在反驳中，却提出一种更具“直接性”的美学标准。他对《创业史》为什么要安排这样的矛盾冲突，冲突为什么要采取这样的形式，人物为什么具有这样的思想性格，有这样的“气质”、心理、行动等等，都根据现实政治理论和政策规定，给予确定的、条分缕析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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