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字经》作者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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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稿:上官贤  来源:东方网  作者:郭志坤      2007年3月28日 09:58 
  
　　“人之初，性本善……。” 妇孺皆知的《三字经》，作者谁，哪方人氏？近期争论甚烈。
  
　　广东顺德要拿《三字经》申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因为广东学者认为《三字经》的作者应该是南宋末年的佛山人区适子；而浙江宁波市做出回应，认为《三字经》的作者是鄞州籍的南宋大学者王应麟，更觉得有理由为《三字经》申遗。
　　
　　广东学者李健明认为，二十世纪９０年代初，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发现用广东话读起《三字经》来朗朗上口更押韵，就怀疑《三字经》系广东人写就，才会有粤调，于是开始了对此书作者的考证。
  经历１３年之久的研究，从明代《广东通志》到顺德历代县志，从咸丰年间顺德籍探花李文田作注的《三字经句释》实物印记以及传说、音韵等可信论据获取证明，《三字经》作者确为佛山人区适子。
　　
　　浙江宁波地方文史研究专家桂心仪认为，浙江鄞州籍的南宋大学者王应麟才是《三字经》的作者。
  虽然王应麟的文集里未载有《三字经》，但王氏的《碑记》尾部就有《三字经》句式，这无疑为王应麟就是《三字经》的作者提供了一个佐证。
　　
　　双方各执一词，互不相让。网上的文章、帖子也不少。面对热闹的争论，有的撰文叫“不”：“别争了，这是毫无意义的?吵！”有的帖子说：“拿起古尸装脸皮，实在无聊！” 
　　说“无聊”、“无意义”的理由主要是两条：一曰：这是抢注商标，这和其不肖子孙们的野蛮的分家产有何区别？二曰：为了争钱争利，充满铜臭，实在是让观者替他们感到害臊。
  
　　所言差矣。这场争论绝非“毫无意义”的无聊之事，也用不着“替他们感到害臊”，这是出于自然的正当事。
　　
　　“《三字经》作者究竟是谁”，长期以来，一直是桩历史公案，据笔者检索，至少有四种版本：宋末区适子；明代黎贞；区适子撰，黎贞增广；宋儒王应麟。
  《三字经》盛于明清，多数明清学者力推王应麟，并且多种文献署“王应麟”之名。《辞海》对《三字经》对作者的说明是这样写道：“相传为宋代王应麟（一说为区适子）著”，加了“相传”两字，又以括号“一说为区适子”，这是很严谨的说法，就是这样也无法平息学界对此的争论。
  所以说，这场争论不可避免的，也是很自然的。
　　
　　翻检近代历史，人们会发现这样的现象：大凡历史上的名人，其“户籍”都会发生激烈的争论，而且争得面红耳赤、你死我活。就以西方传说中“圣诞老人”的户籍为例，据说，英国路透社分别在芬兰等８个国家发出写有“圣诞老人收”的信件，主题就是：“您住哪儿啊？”结果只有驻冰岛首都雷克雅未克的记者收到了回信，这封信用冰岛语写成，信中说：“让我们彼此相亲相爱。
  ”路透社记者调侃说，从冰岛邮政部门的高效率来看，或许冰岛才是这场竞争的胜出者。这个故事很有意思，至少说明：即便对“圣诞老人”之类的“名人户籍”也有争议。中国的更不用说了。
　　
　　应该说，争一争有好处，至少有三条：
　　其一，这是文化寻根。
  《三字经》是中国古代幼儿启蒙教育——蒙学中影响最大、最有代表性的教材，不仅盛行于明清两代，在当代仍具有传承中华文化精粹、弘扬中华民族美德的作用，在海外也颇受推崇，曾被联合国科教文组织选入《儿童道德丛书》予以推广。一提起《三字经》，几乎每个中国人都知道，还能念上几句，有的能背全文。
  但是，它的作者是谁，却一直都没有定论，也不为众人所知。尽管如此，但它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启蒙教材，《三字经》的价值不言自明，这部读物包含了教育、历史、天文、地理、伦理和道德，广泛生动而又言简意赅。经历千年的风雨，《三字经》已经浸润到中国传统文化的血脉之中，成为全民族共同拥有的文化遗产。
  从这个意义来看，从?论中提高国人对《三字经》的了解有好处，那就是明了其意义和传承，并认识《三字经》“申遗”本身所赋含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不是吗，不少地区兴起了“考据热”，寻找历史文化资源，包括对本地略有瓜葛的历史人物以及史有定论的历史事件进行论说，诸如孙悟空的籍贯、花木兰的姓氏、金瓶梅的原址……一项项学术成果映射出一种学术氛围，应该说，它有利于传统文化的发扬光大，没有必要多加指责。
  
　　
　　 其二，它可激发乡情。争一争《三字经》的作者，王应麟不是声名重振了吗，区适子也不是为众人所知了吗。中国谚语云：“美不美，泉中水；亲不亲，故乡人。”宋人欧阳修也说：“人情重怀土，飞鸟思故乡。” 在此绝非鼓吹依傍名人祖籍的“地缘优势”说，故乡伟人、名人确能引人自豪、发人乡情。
  戴高乐有句名言：“对伟人的忘恩负义，是一个民族成熟的标志。”换言之，一个民族，应该爱护珍惜本民族本地区的英雄豪杰，以其精神激励乡亲市民。广东学者说，区适子是广东人，写出来的作品带有粤调，所以，广东话读起《三字经》来更上口更押韵；宁波学者说，王应麟是鄞州籍人，他的作品也带有鄞州籍人的腔调，如今用宁波话读起来同样也抑扬顿挫，朗朗上口，说“如囊萤，如映雪，家虽贫，学不辍”中的“雪”和“辍”，用宁波话读来才押韵。
  争一争，诱惑许多人用粤语、甬腔好奇地读一读《三字经》，让传统文化由此得以一热，首先就是件好事，好在乡音乡情。激发乡情是显然的。 “文化遗产”的这种争论实属不少，远有韩国与中国的“端午习俗”之争，近有安徽涡阳和河南洛邑抢老子，河南南阳和湖北襄阳抢诸葛亮，浙江的萧山、诸暨和绍兴抢西施，等等。
  这种“文化遗产”的争夺，从炎帝到老子、孙子，从司马迁、董仲舒到王安石……如果把有归属争议的历史人物一一排列，加以梳理，进行研讨，不是没有好处的。有一篇文章这样写道： “一部启蒙小书一争，多少改变了淡漠优秀文化传统和习俗的局面。不论输赢，都为中华民族增添光彩，多一分荣誉，少一些遗憾，它可大大激发乡情。
  ”所言甚是。
　　
　　其三，带来合作共赢。顺德与宁波之间，争一争，除了文化寻根、激发乡情的好处外，还可带来合作共赢。申遗的是一种文化项目，自然会演化出的一种经济活动。争一争，论一论，媒体的大宣传，会刺激广告业的发展；要举办研讨会、论证会，会推动会展业的发展；要修复故居，开辟游览线路，会促进旅游业的发展。
  最终，增加了知名度，提高了文化品位，改善了经济发展的软环境，得益的更是经济民生。文化搭了台，经济唱了戏，应该说这是好事。合作，能够创造共赢。如梁祝文化申报“国遗”就凝聚了全国４省６地的智慧；昆曲成功申报“世遗”是在全国６个昆剧院团的共同努力下完成的；“世遗”蒙古长调是中国和蒙古国联合申报的成果。
  
　　
　　有鉴于此，浙江和广东准备联手为《三字经》“申遗”，让更多的人珍视这部被誉为中国“蒙学之冠”的著作，共同打造《三字经》的民族文化品牌。浙江准备与广东“牵手”，共同为《三字经》申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化纠缠不清的“故里之争”为合作共赢的“联合申遗”。
  据称，目前，浙江省已投入６０余万元对《三字经》进行抢救性调查、追寻、访问和发掘，并对其历史作品、代表人物和文化遗脉等资料进行了拍摄保存。这是近日获悉的好消息。
　　如此好事，怎说是 “毫无意义”的无聊之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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