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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01-26 20:52:20

•   关于《巴山夜雨》
  　　在这里，我想着重介绍一下《巴山夜雨》。这是一部被读者和研究者忽略了的重要著作，也是父亲病前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此书完成后，他就突患脑溢血，一病三年，恢复写作后，其身体状况及记忆力都大不如前，因而能表示他创作水平的最后一部书，就是《巴山夜雨》。
    说它重要，还不仅如此，因为它还是父亲有意在内容上和形式上进行一次新的探索和尝试的作品，是他刻意对自己进行的一次挑战，是他对自己的一次超越。此书从内容到形式，以及文风，都和父亲所有的作品完全不同，可以说，“章回小说”在这部书里，完全是以新的姿态出现在读者面前了。
    
  　　早在1945年5月16日，重庆《新民报》在庆祝父亲五十寿辰的专刊中，于第三版就有一则小消息：
  　　张氏宏愿
  　　恨水先生谈，彼将集中精力，在此五年中，写一分量较重之长篇巨著。其题材已选定，闻背景即为张氏所居之南温泉，将以其自身之生活为经，而以此一小社会之种种动态为纬。
    
  　　不用说，读者看了这则消息，就知道父亲所指的“宏愿”，就是创作酝酿已久的《巴山夜雨》了。
  　　八年抗战的炮火，对中华民族及全体人民都是一次战斗的洗礼。人们在这次民族存亡的搏斗中，付出了惨重巨大的代价，同时也在这场搏斗中，赢来了自尊、自信和自省。
    越是战争接近胜利，人们越是清醒地认识到，这场战争的引发，决不是偶然的，它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和现实原因，在迎接胜利的同时，有必要进行一场认真的历史反思与民族自省，对我们自己来一番彻底的检讨，这样才能避免历史的重演，也才能避免再一次的“外侮”，所谓“亡羊补牢，犹未晚也”。
    父亲敏感地把创作的笔触伸到这一民族心理的层面中去探索，在挖掘我们辉煌灿烂的历史文明同时，也尝试着对我们的某些“劣根”进行铲除，他已经不只是停留在对战争表层的谴责上了。正是基于这些想法，怀着历史的使命感和对社会的责任感，他立下了“宏愿”，把一腔“爱之愈深，责之愈切”的炽热感情，融入冷峻的笔端，在《巴山夜雨》中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奉献给读者。
    
  　　《巴山夜雨》写于1946年，同年4月4日载于创刊的北平《新民报》副刊《北海》，1948年12月6日载完。同时在重庆《新民报》、南京《新民报》转载。这部小说以主人公李南泉为轴心，向我们徐徐展现了一幅蜀中山村众生图，读起来亲切感人，自然隽永，毫无矫揉造作之感。
    小说人物刻画得栩栩如生、传神阿堵、声态各异、入木三分，使人如睹旧友，呼之欲出。小说的语言幽默犀利，让人在晒笑之中又会噙着涩涩的泪水，所以连载时就受到读者的热烈欢迎。我也非常喜欢它，在连载时就每日必读，可能因其描述的是我们童年生活过的山村，故而觉得那么自然亲切，又那么真实动人。
    而其行文的冲淡，更饱含着父亲沸热的血和火样的情，因之，许多人都说书中的李南泉就是父亲的夫子自道。这话自然不确，它毕竟还是小说，不是自传。可是这话又并非完全空穴来风，因为书中的一切，正是他亲身经历的生活，处处有着他依稀可辨的身影。
  　　那么，父亲用浓墨重笔精心刻画的李南泉，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呢？这是一个很复杂的知识分子形象。
    他穷困潦倒，却蔑视权贵，安贫若素，不为五斗米折腰，横门拒绝富商送来的“车马费”，可同时，又为了150元钱给一个素不相识的寿星写“寿序”。他厌恶为虎作伥的刘副官之流，但又为黄副官的自尽而感喟人生之短暂。他自视是一个抗战文人，同时又自叹“百无一用是书生”。
    他坚主抗战，坚信胜利必将到来，却又无可奈何地冷眼旁观着“村民”们的“桃色新闻”。用书中奚太太的话说：“说你名士派很重，可又头巾气很重；说你头巾气很重，可是你好像又有几分革命性。”是的，他承认自己就是这样“矛盾地生活着”。正是这样一个有血有肉的真实可信的人，在战争的铸炼中，他的思想也得到一次难得的锻造，随着战争的深入，他也逐步清醒，在沉思中反省，预感到社会要有一次大的变革。
    
  　　《巴山夜雨》还用了大量的篇幅来描述侵华日寇的惨绝人寰。他们有时采取“疲劳轰炸战术”，连续八日七夜地轮番肆虐，那灭绝人性的狂轰滥炸，就连山民聊避风雨的草房都不放过。飞机多则几百架，少则几架，不断地空袭、投弹、射击，企图以发疯的轰炸给中国民众造成强大的心理压力。
    就在那无数个惶惶不可终日的警报声中，有多少家庭毁于战火，又有多少人无辜惨死，《巴山夜雨》这样描述当时的“人间惨境”：
  　　这些现象，更刺激着甄子明不得不提快了脚步走。走近了两路口看时，那冒白烟的所在，正是被炸猛烈的所在，一望整条马路，两旁的房屋全已倒塌。
    这带地点，十之八九，是川东式的木架房子，很少砖墙。屋子倒下来，屋瓦和屋架子，堆叠着压在地面，像是秽土堆。两路口的地势，正好是一道山梁，马路是山梁背脊。两旁的店房，前临马路，后面是木柱在山坡上支架着的吊楼。现在两旁的房屋被轰炸平了，山梁两边，全是倾斜的秽土堆，又像是炮火轰击过的战场。
    电线柱子炸断了，还挨着地牵扯了电线，正像是战地上布着电网。尤其是遍地在砖瓦木料堆里冒着的白烟，在空气里散布着硫磺火药味，绝对是个战场光景。这里原是个山梁，原有市房挡住视线。这时市房没有了，眼前一片空洞，左看扬子江，右看嘉陵江，市区现出了半岛的原形，这一切是给甄子明第一个印象。
    随着来的，是两旁倒的房子，砖瓦木架堆里，有家具分裂着，有衣被散乱着，而且就在面前四、五丈路外，电线上挂了几串紫色的人肠子，砖堆里露出半截人，只有两条腿在外。这大概就是过去最近一次轰炸的现象，还没有人来收拾。他不敢看了，赶忙就向砖堆里找出还半露的一条下山石坡，向扬子江边跑，在石坡半截所在，有二、三十个市民和防护团丁，带了锹锄铁铲，在挖掘半悬崖上一个防空洞门。
    同时有人弯腰由洞里拖着死人的两条腿，就向洞口砖瓦堆上放。他看到这个惨相，已是不免打了一个冷战。而这位拖死尸的活人，将死人拖着放在砖瓦堆上时，甄子明向那地方看去，却是沙丁鱼似的，排了七八具死尸。离尸首不远，还有那黄木薄板子钉的小棺材，像大抽屉似的，横七竖八，放了好几具。
    
  　　灯火是没有了，在那瓦堆旁边，间三间四地有豆大的火光，在地面上放了一盏瓦檠菜油灯。那灯旁边，各放着小长盒子似的白木板棺材。有的棺材旁边，也留着一堆略带火星的纸钱灰。可是这些棺材旁边，全没有人。甄子明误打误撞地走到这小废墟上，简直不是人境。
    
  　　走到快近江边的所在，有一幢半倒的黑木棚子，剩了个无瓦的空架子了。在木架子下，地面上斜摆着一具长条的白木棺材。那旁边有一只破碗，斜放在地上，里面盛了小半碗油。烧着三根灯草。也是豆子大的一点黄光。还有个破罐子，盛了半钵子纸灰。这景致原不怎样特别，可是地面上坐着一位穿破衣服的老太婆，蓬着一把苍白头发，伏在棺材上，（xixisusu）地哭着。
    甄子明看到这样子，真要哭了，看到瓦砾堆中间，有一条石板路，赶快顺着石板坡子向下直跑，口里连连喊着“人间惨境！人间惨境……”
  　　多么沉痛的描述！多么愤怒的控诉！我之所以在这里引用了较多的原文，正如书中李南泉所说：“将来抗战结束了，我们这些生活片断，都可以写出来去留给后人。
    一来让后人知道我们受日本的欺侮是太深了，二来也让后人明白，战争总不是什么好事。”
  　　《巴山夜雨》在控诉、揭露日寇令人发指的暴行同时，也把笔锋触向了人物内心的精神世界，让读者看到，战争不仅毁灭了人的肉体，而且是怎样撕裂着人的精神，扭曲着人性。
    小说通过三对性变态男女的“桃色新闻”，深刻而犀利地暴露了战争对人性的摧残以及所引起的心理变态。诚如书中所说：“要说生活艰苦，这些新闻不宜产生。若说不艰苦，很少人家是不吃平价米的。”为什么呢？当事人一语道破：“在这抗战时期中，男女都有些心理变态。
    ”就连一些自认为“还能保持着一股天地正气”的李南泉、吴春圃、甄子明等，也是夫妻吵嘴、烦恼、闹别扭。李南泉有一段很精辟的议论：“在空袭的时候，个个都发生心理变态，除了恐怖，就是牢骚，这牢骚向谁发泄呢？向敌人发泄，不能够。向政府发泄，无此理。向社会发泄，谁又不在躲警报？向自己家里任何一人发泄，也不可能。
    只有夫妻两口子，你也牢骚，我也牢骚，脸色先有三分不正常。反正谁得罪了谁也没关系。”战争就是这样戕害着人的心理，腐蚀着人的灵魂。
  　　对历史留给我们的一些国民劣根性，《巴山夜雨》更是描述得烛照入微。小说对刘副官、黄副官、奚太太、林茂然等人物的内心世界与丑恶嘴脸都刻画得淋漓尽致。
    那鱼肉乡里、为霸一方的黄副官，听到主子方院长叫他，“就觉得两条腿弹琵琶似的抖颤，只走到院长的休息室门口，情不自禁，他就跪下了”。林茂然，是个趋炎附势的绅粮，在田副官叫他去见方院长时，便战战兢兢、唯唯诺诺、手足无措地丑态百出，出得院长公馆，则又大肆吹嘘：“那不是吹。
    在社会上我总有个面子，无论到啥地方去，人家也得看我三分金面嘛。”还说，“别个院长，那样大的人物和我握手。”得意之极，不想被茶馆桌上的佛香烫了手，幺师（茶房）要给他擦万金油，他说：“你拿啥子家私我擦？我告诉你，我这只手，同院长都握过手的，你怕是种田做工的人，做粗活路的手，可以乱整一气？”奚太太是一个自吹是“家庭校长”而又极其世俗的女人，听到方二小姐要召见，居然半夜三更对着椅子鞠躬，独自背念见方二小姐的“台词”。
    这些形象鲜明而又着墨不多的描写，把这些人物刻画得活灵活现。
  　　小说在揭露控诉战争对人的肉体、精神及人格残酷摧残的同时，也刻画了李南泉等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形象，描述了他们在战争烈火中如何逐步熔铸成熠熠生辉的“精钢”的生活历程。李南泉敢于揭露重庆政府的贪污腐化，以及商贾的囤积居奇、大发国难财；敢于面对面地触犯方二小姐的雌威，痛斥方公馆“是人骨头堆起来的”、方夫人的轿子是人骨头做的、汽车是人血变的，说他们是“没有灵魂”、“吃人肉”的“猛虎”。
    他痛恨战争，渴望和平，憧憬幸福而安宁的生活，他无限感慨地说：“好山，好水，好月亮，好的一切天籁，人为什么不享受，而要用大炮飞机来毁灭？”“何必为了少数人的血去涂染它？”并且指出：“若站在人类的立场上，不但战争是残酷的，就是战争这个念头都是残酷的，好战的英雄们，此念一起，就不知多少人要受害。
    ”
  　　但是李南泉并不是不分是非的非战者，他清醒地认识到，中国人民是为了保卫自己的家园而被迫还击，是正义的自卫。他说：“中国人若不能对日本人予以报复，这委屈实在太大了。”他还进一步指出：发动侵略的国家，也只是为了少数人的利益，人民同样是被害者。
    他发人深省地说：“若是日本失败了，这辈发动战争的人，他牺牲是活该。后一辈子的人，还得跟着牺牲，来还这笔侵略的债，岂不是冤上加冤？”正是这种强烈的爱国心和对战争的深刻思考，使他把镜头从“外侮”再推移到“内患”的深层次中。他对麻木、愚昧的中国人痛心疾首，既哀其不幸，又怒其不争。
    对那些在国难期间自负为知识分子的胡闹和自私行为，更是感到“天作孽，犹可恕，自作孽，不可绾”。在书的结尾前，李南泉在一个雷雨交加的夜晚大声疾呼：“天怒了。也许恼怒着日本人的侵略与屠杀。也许恼怒囤积居奇、发国难财的人。往小地方说，也许恼怒着我们这村子里先生太太们的嚣张之气。
    要不然，这雷怎么老是在这附近响着呢？爆炸吧，把……”这锵铿有力、掷地作金石声的语言，是当头棒喝，而一连串的删节号，又向人们掷出了一个大大的令人深思的问号。
  　　《巴山夜雨》在艺术上也很有特色。父亲有意一改往日的文风，不以故事情节取胜，也不以他擅长的波澜起伏的结构引人，而是围绕着书中人物的性格发展来展开描述，侧重于人物的思想冲突和心理活动，把情节推向高潮。
    他以冷静深沉的笔触行文，使人觉得亲切而又感情真挚。他还以诗人特有的气质，运用优美冲淡的语言，展示了非凡的描摹能力，把这个川东小村写得极富诗情画意，多层次、多侧面地描写了秋晨、秋夜、秋雨、秋林、秋月等景物，并使之交替更迭，读来有如身临其境。且看父亲笔下的秋月：
  　　天色已完全昏黑，那月亮虽是半弯，倒显得格外发亮。
    她的浅薄的光辉，洒在地面的深草上，洒在树上，洒在山上，都像淡抹了一层粉痕，较远的地方，就模糊着带点似烟非烟、似雾非雾的情景。那草里的虫，在这种光辉下，更是兴奋，大家在暗草丛里，都振动了它的翅膀。有的作唧唧声，有的作喳喳声，有的作叮叮声。
  　　这美如画卷的描写，并不是离开情节而孤立地写景，因为紧接着小说就描写了日机对这大好天籁进行的破坏性空袭，自然就增加了感染力和说服力。
    
  　　有时为了渲染人物的情绪，父亲也增加一些景物描写。例如李南泉搜索枯肠，在闷热的茅屋伏案构思时，他的文思被触发了：
  　　李先生把茶杯端在手上，看到山头上鱼鳞片的云朵，层层推进，缓缓移动，对面那丛小凤尾竹子，每片竹叶子，飘动不止，将全个竹枝，牵连着一颠一颠。
    竹丛根下有几棵不知名的野花，大概是菊科植物，开着铜钱大的紫色小花，让绿油油的叶子衬托，非常的娇媚。一只大白色的公鸡，昂起头来，歪着脖子，甩了大红冠子，用一只眼睛，注视那颤动的竹枝。竹枝上，正有一只蝉，在那里拉着“吱吱”的长声。
  　　多么细腻的观察，多么出色的描写，寥寥数笔，就是一篇妙不可言的白话“晚明小品”。
    
  　　由于对这部书的偏爱，我曾经把它称之为“散文体小说”，并把这一想法说与父亲。父亲却笑而不答，未置可否。
  　　父亲写完了这部小说，就患了大病，一病三年，病愈后，虽也恢复了写作，但记忆及能力都大大降低，远不能和病前相比了。根据《巴山夜雨》的创作，我有一个预感，如果他不得病，可能其思想和文风都会有一个大的转变。
    
  　　《巴山夜雨》在报上连载后，还没有来得及出单行本父亲就得病了。他去世后，我出于尊重、缅怀之情，用了数年的时间，亲自或请人帮助，把这部长达60万言的小说，一个字一个字地从报上抄了下来，1986年交由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单行本，把这部父亲病前“痛定思痛”的“压轴”之作奉献给当今读者，以使之多结识一些文字之交，我也算是为父亲了结了一个心愿，感到异常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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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
  

  j***

  2007-01-26 20:5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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