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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承恩是哪个朝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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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承恩是哪个朝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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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05-02-14 13:59:50
      明代小说家。字汝忠,号射阳山人。先世江苏涟水人,后徙淮安山阳(今江苏淮安)。出身于一个世代书香而败落为小商人的家庭。曾祖吴铭曾任浙江余姚县学训导,祖父吴贞曾任浙江仁和县学教谕,官都不显。其父吴锐,因家境穷困,仅在社学学习,后以经营绸布为生。虽身为商人,却喜欢研读群籍,六经诸子百家,莫不观览。
      他为人正派,富于正义感,读史籍,至屈原、伍子胥、诸葛亮、檀道济、岳飞等人事迹,每每感慨流泪。又“好谈时政,意有所不平,辄抚几愤惋,意气郁郁”(吴承恩《先府君墓志铭》)。这样的家庭和父教,对吴承恩有着明显的影响。 生平及创作概况 吴承恩自幼敏慧,又好学习,博极群书,年轻时即受到督学使者的赞扬,以文名著于乡里。
      许多人造门请教,荐绅台阁诸公也常请他代为捉刀。他好奇闻,阅读大量的野言稗史,受到民间文学的积极影响;又喜读“善模写物情”的唐人《传奇》,从中吸取营养。这对他《西游记》的创作有着重要意义。江苏淮安吴承恩墓 吴承恩早年曾希望以科举进身,然而屡试不中,以致“泥途困穷”,“迂疏漫浪”(吴承恩《祭卮山先生文》)。
      他在《斋居》诗中曾有“中岁志丘壑,茅斋寄城郭”之句,说明他受挫以后的心情。中年以后才补为岁贡生。以后在同乡名宦李春芳的“敦谕”下,入京候选,结果是“悠悠负夙心,作吏向风尘”(《春晓邑斋作》)。迫于家贫母老,他很不情愿地当了长兴县丞。不久,因“耻折腰”遂拂袖而归(天启《淮安府志》),后来又一度担任过品级与县丞相近而为闲职的荆府纪善。
      晚年归居乡里,放浪诗酒,贫老以终。《西游记》创作的时期不可确考,一般认为是晚年所作。 吴承恩平生与沈坤、朱日藩、李春芳为莫逆之交。三人都通过科举考试而飞黄腾达。官至首辅的李春芳,曾在仕进上积极鼓励和帮助吴承恩。吴承恩还曾与吴中名士、先辈书法家兼诗人的文徵明和王宠交往,诗酒唱和,他们疏狂自傲,不合时流的精神风貌彼此相通。
      在长兴当官时,与后七子之一,当时正家居的徐中行有较密切的交往。晚年乡居,与在淮做官的陈耀文、陈文烛和邵元哲等结为翰墨交。陈耀文编选的词集《花草粹编》,与吴承恩所编的《花草新编》内容性质相近。陈文烛曾跟吴承恩一起商订《花草新编》,并为之作序。 吴承恩一生诗、文、词创作数量不少,但因无子嗣,去世后大部分亡佚。
      后由“亲犹表孙,义近高弟”的丘度,从亲友中遍索遗稿,但亦仅“存十一于千百”,编订成《射阳先生存稿》4卷,包括诗1卷,散文3卷,卷四末附小词38首。 吴承恩生活于明代复古主义风靡一时的时期,又与后七子中的徐中行相友善,但他的诗文都发自胸臆,“师心匠意,不傍人门户篱落”(李维桢《吴射阳先生集选叙》)。
      其诗“缘情而绮丽,体物而浏亮。其词微而显,其旨博而深”(陈文烛《〈吴射阳先生存稿〉序》)。长篇歌行,激越豪放,风格近于李白。词则出入《花间》、《草堂》,“清雅流丽,有秦少游之风”(天启《淮安府志》)。散文学欧、曾,与唐宋派古文家风格较接近。 吴承恩有仿唐人牛僧孺《玄怪录》和段成式《酉阳杂俎》而创作的传奇小说集《禹鼎志》,体制不大,仅“十数事”。
      原书已佚,今仅存《自序》一篇(收入《射阳先生存稿》卷二)。 《花草新编》是吴承恩编选的一部词集。合唐《花间集》及宋《草堂诗馀》二集为名,所选上自唐代开元,下迄元代至正。由作者生前手定并作序,辞世后由丘度刊刻行世。刊本已佚,今存残抄本4册约4卷,藏上海图书馆。
       长篇小说《西游记》 吴承恩在中国文学史上产生巨大影响的是他的长篇小说《西游记》。《西游记》100回,是吴承恩对传统题材加以改造,注入他对现实生活的感受认识,再创作而成的一部具有现实意义的神话小说。 《西游记》虽然采用了传统题材,却是时代的产物。
      吴承恩生活的弘治到万历时期,正是明代统治阶级荒淫腐朽,社会矛盾日趋尖锐,政治上十分黑暗的时期;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也开始出现,市民阶层壮大,市民思想意识开始活跃起来。吴承恩对当时政治的腐败和世风的堕落十分愤慨,他曾经尖锐地揭露“行伍日凋,科役日增,机械日繁,□诈之风日竞”(《赠卫侯章君履任序》)的社会现象,发出“近世之风,余不忍详言之也”(《送郡伯古愚邵公擢山东宪副序》)的沉痛感叹。
      在《二郎搜山图歌》中,他对残害人民的“五鬼”、“四凶”,表现了强烈的愤恨,对追捕妖魔的二郎神表示了热情的赞美,呼唤斩邪除妖的英雄人物出现。吴承恩敏锐地感受到与封建专制制度相矛盾的新的时代气息。这些就形成了吴承恩创作《西游记》的思想基础。他在《〈禹鼎志〉序》中说:“虽然吾书名为志怪,盖不专明鬼,时纪人间变异,亦微有鉴戒寓焉。
      ”表明了他借神话故事以批判现实的自觉的创作思想。《西游记》是他这一创作思想的成功的实践。清代顺治刻本《西游证道书》插图 《西游记》故事的来源 《西游记》的故事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演变过程。吴承恩是在历代民间传说和无名作者创作的基础上,经过整理、加工、改造,最后写出这部绚丽多彩的神话小说的。
       作为《西游记》主体部分的唐僧取经故事,由历史上的真人真事发展演化而来。唐太宗贞观元年(627),青年和尚玄奘(602~664)只身一人赴天竺(今印度)取经,跋山涉水,历尽艰难险阻,至贞观十九年(645),取回梵文佛经657部,并在长安设立译场,进行翻译。
      玄奘在取经过程中所表现出的坚定的信念,顽强的意志和克服困难的精神,令人敬仰;他所身历目睹的种种奇遇和异域风光,对人们具有很大的魅力。他的行为和见闻本身就具有不同寻常的传奇色彩。玄奘口述西行见闻,由弟子辩机写成《大唐西域记》。他的弟子慧立、彦□又写成《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记述玄奘西行取经事迹。
      这是一部带有文学色彩的大型传记。作者为了宣传佛教并颂扬师父的宏伟业绩,不免作种种夸张,并插入一些带神话色彩的故事。此后取经故事即在社会上广泛流传,不断得到加工、润色,愈传愈奇,愈传离真人真事的本来面目愈远。在《独异志》、《大唐新语》等唐人笔记中,取经故事已带有浓厚的神异色彩。
      据欧阳修《于役志》载,扬州寿宁寺藏经院有玄奘取经壁画,可知取经故事在五代时已流布丹青。到宋代,取经故事成为“说话”艺术的重要题材。刊印于南宋时期的说经话本《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是取经故事发展的重要阶段。此书篇幅不大(约16000多字),情节离奇而比较简单,描写也较粗糙。
      但值得重视的是它已初步具备了《西游记》故事的轮廓,猴行者已取代唐僧而成为取经故事的主角。它吸取了更多的神话传说,书中的猴行者化作白衣秀士,已是神通广大、降服精怪的能手,是《西游记》中孙悟空形象的雏型。书中的深沙神则是《西游记》中沙僧的前身。但还没有猪八戒。
      “说话”的形式有唱有说,近似唐五代时“讲唱经文”的“俗讲”,内容则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到元代(至迟到明初),又出现了更加完整生动的《西游记平话》。原书已佚。但明《永乐大典》第 13139卷“送”韵“梦”字条下引《梦斩泾河龙》故事,即采自《西游记平话》,约1200字,内容与吴承恩《西游记》第 9回前半部分基本相同。
      成书比《永乐大典》为早的朝鲜汉语教科书《朴通事谚解》中也概括地引述了《西游记平话》中关于“车迟国斗圣”故事的片断,与吴著《西游记》相关故事的内容大体一致。书中还有八条注文,介绍了《西游记平话》的主要情节,与吴著《西游记》已非常接近。书中已有孙悟空的出身和“大闹天宫”的故事,且由“魏征斩龙”过渡,与取经故事连接,在情节结构上也与吴著《西游记》相近。
      在人物方面,深沙神已演变成沙和尚,出现了黑猪精朱八戒。《西游记平话》的形式和风格,比较接近于宋元时期的讲史平话,文字古拙,描写亦欠精细。但无论从内容、情节、结构、人物方面看,《西游记平话》都很可能是吴承恩直接据以加工创作的底本,在《西游记》的成书过程中具有重要意义。
       广东出土的宋元时代磁州窑唐僧取经瓷枕(藏广东省博物馆),证明了取经故事在当时已在群众中广泛流传,并为人们喜闻乐见。画面上的人物是取经故事中的师徒四众,处于中心地位的是勇往直前、英姿勃勃的孙悟空。这说明取经故事和有关人物的思想性格,至迟到元代已大致定型。
      民间创作已经给吴承恩写《西游记》打下了坚实基础。 由宋至明,取经故事在戏剧舞台上也得到搬演。宋元南戏有《陈光蕊江流和尚》,金院本有《唐三藏》,皆佚。元代吴昌龄《唐三藏西天取经》杂剧,亦仅存少量曲文。元末明初则有无名氏的《二郎神锁齐天大圣》杂剧和杨景贤的《西游记》杂剧,剧中某些情节与吴承恩《西游记》相似,但孙悟空的形象并不突出,且未脱掉妖气。
      不论这些剧作跟吴承恩《西游记》有无直接联系,它们至少可以证明吴承恩创作《西游记》以前,取经故事已经众手加工而以各种形式长期在社会上广泛流传。 孙悟空的形象,也经历了一个同样漫长的演变过程。吴承恩的家乡,自古淮水为患,很早就产生了与治水有关的神话传说。
      无支祁就是大禹治水时收伏的一个淮涡水神,他原是一个神通广大的猴精,后来被镇锁在淮阴龟山脚下。唐代李公佐所作传奇《古岳渎经》里记载了这一传说。从宋元话本《陈巡检梅岭失妻记》和元明杂剧《锁齐天大圣》、《西游记》以及明人宋濂的《删古岳渎经》中,可以看出无支祁传说演化的痕迹。
      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明吴承恩演《西游记》,又移其神变奋迅之状于孙悟空,于是禹伏无支祁故事遂以堙昧也”(第九篇),指出了无支祁的传说跟孙悟空形象创造的关系。 吴承恩就是在前代传说和平话、戏曲的基础上,将无支祁传说跟取经故事结合到一起,并熔铸进现实生活的内容,创作出这部规模宏大的杰出神话小说《西游记》的。
      《西游记》改变了原取经故事浓厚的宗教色彩,完成了新的深刻的社会主题;塑造了性格鲜明、血肉丰满、理想化的神话人物形象;创造了生动丰富的故事情节,完成了完整宏伟的艺术结构。《西游记》是吴承恩创造性艺术劳动的结晶。 《西游记》的思想内容 《西游记》全书的内容由三部分组成。
      第一部分,包括第1回至第7回。写孙悟空的出身和大闹天宫故事。第二部分,包括第 8回至第12回,写唐僧身世、魏征斩龙、唐太宗入冥故事,交代取经缘由。第三部分,包括第13回至第100回,写孙悟空皈依佛门,和猪八戒、沙和尚一起保护唐僧到西天取经,一路上跟妖魔和险恶的自然环境作斗争,经历九九八十一难,终于取到真经,自己也成了“正果”。
       大闹天宫的故事,生动地塑造了一个蔑视皇权、神通广大、敢于造反的孙悟空的英雄形象,表现了作者对反抗传统、反抗权威、蔑视等级制度等反封建的叛逆思想和斗争精神的热情歌颂。第二部分在结构上起一个过渡和联结的作用,在思想上表现了较明显的宗教迷信的观念。
      第三部分取经故事,由相对独立又相互关联的41个小故事组成,着重表现孙悟空斩妖除怪、不畏艰险、勇往直前、积极乐观的斗争精神和美好品德。 大闹天宫故事和取经故事,在题材内容和主题思想上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和矛盾。但由于主人公前后性格的一贯性,斗争对象和情势的变异并未影响到小说思想内容的大致统一。
      孙悟空因法力不及如来佛,造反失败,被镇压在五行山下,后来皈依佛门,遵奉神佛的意旨保护唐僧到西天去取经。他出于“强者为尊”的思想而反抗神权,终因较量之后变成相对的“弱者”而不得不屈服于神权。但孙悟空在思想上并没有真正成为一个谨守教义的虔诚佛教徒,最后成为“正果”也还是“斗战胜佛”,斗争精神始终是孙悟空的宝贵性格。
      当然由于题材本身的宗教性质和作者的历史局限,不能不受到封建正统思想的影响,取经故事未能褪尽因袭的宗教色彩,孙悟空的反抗精神也不能与大闹天宫时相提并论,作者还不可能完全克服前后两部分之间的思想矛盾。唐三藏取经 选自明代万历三十六年刻本《临凡宝卷》插图 《西游记》通过神话的形式,表现了丰富的社会内容,曲折地反映出现实的社会矛盾,表达了人民的愿望和要求。
      在孙悟空身上,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反抗专制压迫、战胜邪恶和征服自然力的强烈愿望;孙悟空积极乐观、勇敢无畏、不怕困难、敢于斗争的精神,深深地植根于富有斗争传统的中国人民历史生活的土壤之中,是中国广大人民群众长期斗争生活的艺术概括。它是理想和现实相结合的产物。
      斩妖除怪成为书中的突出内容,取经的目的在整个艺术描写中退居到次要地位,甚至仅仅具有象征的意义。“济困扶危,恤孤愈寡”,嫉恶如仇,为民除害,孙悟空身上具有和《水浒传》人物相通的品格,这是现实社会阶级对立的产物。在前后两部分中,作为孙悟空对立面的神佛世界和妖魔,都具有非正义的性质。
      小说揭露了天宫神权统治的腐朽,玉皇的昏庸无能、凶残暴戾,是人间封建统治阶级的投影。取经路上妖魔鬼怪的凶狠、阴险、淫恶,反映了现实社会中黑暗势力的共同特征。正是由于有了这样的对立面,孙悟空才成为受到人民喜爱的跟邪恶势力作斗争的大无畏的英雄。小说所反映的社会意义,以及与此相关的小说主人公的性格塑造,表明了作者吴承恩对传统的宗教题材进行了成功的改造,熔铸进了丰富的现实生活内容。
       孙悟空在跟妖魔作斗争中显示了坚强的斗争决心和高超的斗争艺术,例如他善于透过迷人的假相认清妖怪的本来面目;他总是除恶务尽,从不心慈手软;斗争中注重了解敌情,知己知彼,克敌制胜,根据不同的斗争对象,变换不同的策略和战术,等等。凡此,都是现实生活中人民群众长期社会斗争经验的艺术概括。
       《西游记》中写了祭赛国、朱紫国、灭法国等九个人间国度,所用多为明代官制,国王又多是昏君,荒淫庸懦,宠信道士,这些也具有一定的现实批判意义。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指出:《西游记》“讽刺揶揄则取当时世态,加以铺张描写”,“述变幻恍忽之事,亦每杂解颐之言,使神魔皆有人情,精魅亦通世故”,正确地概括了这部神话小说的社会意义和思想特色。
       《西游记》在人物描写上比较集中,不像《三国志演义》和《水浒传》那样以塑造群象为特色。主要人物除孙悟空外,比较突出的是猪八戒和唐僧。猪八戒是一个有缺点而又令人喜爱的人物形象。他憨厚纯朴,能吃苦耐劳,对敌斗争从不屈服,是孙悟空斩妖除怪不可缺少的助手。
      但他贪馋好色,自私偷懒;对取经事业缺乏坚定性,一遇困难就要散伙回家;嫉妒心强,好拨弄是非。他的小聪明具有一种憨厚本色的特点,作者对他弄巧成拙的嘲笑,表现了对现实生活中小生产者落后意识的善意批评。唐僧是一个带有浓厚封建士人气质的人物,作者对他是批评多于肯定。
      他恪守宗教信条和封建礼教,乃至迂腐顽固,而又胆小懦弱,而且常常误信谗言,颠倒是非,无理责骂和残忍地处罚为取经事业建立了巨大功勋的孙悟空。唐僧由一个被歌颂的人物,变成一个被讽刺嘲笑的对象,这一点是《西游记》和传统的取经故事一个很大的不同之处。 《西游记》在思想内容上还存在一些糟粕,这主要是:佛法无边的思想;宿命论观念和因果报应思想;儒释道三教合一的思想;以忠孝为主要内容的封建伦理道德观念等等。
      明代万历二十年世德堂刻本《新刻出象宫板大字西游记》   《西游记》的艺术成就 《西游记》在艺术上有鲜明的特色,取得了杰出的成就。它塑造了孙悟空这样一个理想化的神话英雄形象,这在中国小说史上是独特的创造。书中的许多人物,既是神奇的,又有强烈的现实感,这在古代神魔小说中也是极为罕见的。
       神性(幻想性)、人性(社会性)、物性(自然性)三者的有机结合,是《西游记》人物塑造的一个突出特点。 《西游记》创造了神奇绚丽的神话世界,具有强烈的艺术魅力。天上地下,龙宫冥府,人物的活动有广阔的天地,可以无拘无束地充分施展其超人的本领。
      情节生动、奇幻、曲折,表现了丰富大胆的艺术想象力。 《西游记》的语言生动流利,尤其是人物对话,富有鲜明的个性特征,富有浓烈的生活气息,表现了一种幽默诙谐的艺术情趣。吴承恩善于提炼人民生活中的口语,吸收它的新鲜有力的词汇,利用它的富有变化的句法,加工成为一种优美的文学语言。
       影响和版本 《西游记》在中国小说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它是明代神魔小说的杰出代表,和《三国志演义》、《水浒传》一样,成为中国人民家喻户晓的古典小说名著。它问世以后即产生广泛的影响。 明代余象斗《四游记》中编入的杨志和41回《西游记传》和万历间朱鼎臣的《鼎锲全像唐三藏西游释厄传》10卷,实际都是吴承恩《西游记》的删节本。
      明清两代,续作、补作《西游记》的小说有多部出现,如明末董说撰的《西游补》16回,明末无名氏撰的《续西游记》100回,清初无名氏撰的《后西游记》40回等。《西游记》故事在清代还被改编为戏曲搬上舞台,甚至还出现了《升平宝筏》那样大型的连台本戏。一直到现代,《西游记》故事仍然活跃在戏曲舞台上,《三打白骨精》、《闹天宫》、《芭蕉扇》等都是经常上演而受到观众喜爱的剧目。
       《射阳先生存稿》4卷,在吴承恩逝世后不到10年的万历十八年(1590)即刊印行世,但流传极少。1929年于故宫博物院图书馆发现的明刻本,可能是万历四十年以后经过丘度增补的复刊本。1930年曾据原刻本铅排出版,原刻本已运往台湾。刘修业据1930年铅印本重加辑校,易名为《吴承恩诗文集》,中华书局1959年出版。
      书中收入陈文烛序、吴国荣跋和李维桢叙。另有刘氏所辑的《吴承恩诗文事迹辑录》等附录4种。 现存《西游记》最早的刊本是明万历二十年(1592)金陵唐氏世德堂《新刻出象宫板大字西游记》,20卷100回(北京图书馆藏有摄影胶卷)。随后有万历三十一年(1603)书林扬闽斋刊本(藏日本内阁文库)。
      又有明崇祯刊本《李卓吾先生批评西游记》100回,国内今存两部,分别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和河南省图书馆,日本也有藏本,存内阁文库。河南省中州书画社有校补影印本。清代又出现多种版本,主要有:清初刊本《西游证道书》;康熙丙子(1696)刊本《西游真诠》;乾隆戊辰(1748)晋省书业公记刊本《新说西游记》,乾隆己巳(1749)其有堂刊本《新说西游记》;嘉庆己卯(1819)护国庵刊本《西游原旨》;道光己亥(1839)德馨堂刊本《通易西游正旨》等。
      1954年作家出版社排印本,即以明刊世德堂本为底本,参校清代各种刻本整理而成。198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又刊行二版,在初版基础上,复以明崇祯间刊《李卓吾批评西游记》本参校,并将初版据“书业公记”本增补的唐僧出身故事的第9回改作附录,恢复世德堂本第9至第12回的原貌。
       。

    蛋蛋伯爵

    2005-02-14 13:5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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