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差异是价值观教育。 最主要的不同在于，美国大学是在本科学院的通识教育(GeneralEducation)核心课程中潜移默化地全方位实现美国的价值观教育，中国大学是在独立成体系的思想政治教育课程中进行专门化的价值观教育。 美国教授在授课时并没有对学生强调哪些是价值观而哪些不是，但学生在完成本科学院的通识教育课程之后，基本上能够确立起美国价值观体系，并且终身难以改变。
中国教授把价值观编成教材，辟出专门的课堂和时间进行授课。中国大学在学生价值观教育方面投入巨大——不仅安排了专门的必修课程和学分，配备了专门的教师，甚至成立了专门的学院组织教学。 1948年，芝加哥大学在本科通识教育核心课程中开设了一门课——《西方文明史》。
学生们必须通过阅读三卷本的教科书和九卷本的原始材料(这些书直到今天还在重印)，积极主动地参与课堂讨论以及高质量地完成论文写作等方式认真学习研究，否则他们无法通过难度很高的考试。因此，当他们顺利完成这门课程的学习以后，对西方文明的发展历程以及贯穿其中的价值观在头脑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不仅懂得了这些价值观是什么，而且明白它们是从哪里来的，这些价值观在过去产生了何种影响，当然，在学生即将面对的未来中也会产生类似的影响。
另外一门于同年开设的核心课程是《美国政策的形成》。本科学院院长F·钱皮恩·沃德认为，“在这些在一起‘学习’和‘思考’的讨论过程中，最后学生们不仅要‘知道’那些他必须知道的事实，同时，他还要学会自己去分析问题和形成自己的判断。课程要引导学生去相信或是怀疑。
教师不仅要让学生懂得美国政策的过去，而且要让他们形成公开讨论的习惯，形成独立的判断，能够领导美国未来的政策。” 第二个差异是重视方式。 中国的许多大学在本科教学改革中做了大量高质量的工作。 一是强调教授给本科生尤其是一年级本科生上课。
这几乎成为各大学展示自己重视本科教学的最重要的例证之一。应当说，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多年来，教授们都太忙了，以至于没有时间去给本科生上课。 二是给上课的教师发放授课津贴。先不说这种方式在逻辑上的荒谬——教师的工资就是上课的回报，为什么还要另外发放一份上课津贴呢?那工资本身又算是什么呢?单就其效果而言，这种物质刺激的方式局限性很大。
目前高校在经费管理上的僵化，导致事实上很难给教师发放高额讲课费。因此，和校外演讲以及给各种各样的继续教育培训班上课的高收入相比，微薄的授课津贴几乎可以被忽略不计。它事实上起不到激励的作用。 三是在职称晋升时向上课教师倾斜。这一点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
难点在于和科研成果的“硬”显现度相比，上课记录几乎没有作为标准的价值。在高校教师晋升压力巨大的情况下，操作难度极大。 美国顶尖大学虽然也经历了科研和教学、研究生和本科生的关系等一系列问题的激烈争论，但一旦确立了本科生教学的核心地位，就再也没有动摇过。
比如，芝加哥大学是世界上的最顶尖的研究型大学之一，但教学是它的核心使命。教师如果不上课就没有地位，如果课上得不好也没有地位。那些最受学生欢迎的教师往往在学校重大事务中拥有更大的影响力和权力。在一所教授治校的大学里，这种影响力的价值巨大。
再比如，芝加哥哥伦比亚学院没有将学校搬迁到市政府免费提供的风景优美的郊区而宁愿待在拥挤的市中心，是因为作为艺术院校，学生必须要接触真实的艺术世界，他们要通过逛街，随时了解当下的流行趋势和时尚元素，激发出创作灵感。郊区风景虽美，环境幽静，也许适合其他大学，但不符合芝加哥哥伦比亚学院的教育教学要求。
第三个差异是对招生的重视程度和对培养质量的监控。 美国所有的顶尖大学，无不对本科招生工作高度重视，投入了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即使公立大学也不例外。一般来说，大学里纯粹从事招生的工作人员有40~50人，少的也有20多人。这并不包括那些大量对招生感兴趣而做义工的教授。
斯坦福大学本科招生办公室年度预算为400万美元，工作量巨大，但效率很高。他们根据斯坦福大学的核心价值观和人才培养需求，研究制定了非常完善的招生制度，千方百计提高生源质量。 招生办公室每年要处理来自全球的36000多份申请材料，每一份申请都经过严格审读，确保最终获得通过的学生是最适合斯坦福大学培养的学生。
当然，最为人所熟知的是美国顶尖大学在本科培养过程中的高淘汰率。著名的加州理工学院的淘汰率居然达到了30%。 中国大学对本科招生工作的重视程度远远不够。因为大一统的高考招生制度只能依赖单一的高考成绩录取，中国大学已经逐步蜕化甚至丧失了识别人才的基本能力。
各大学的本科招生部门规模很小，一般只有两三个人，有时还要同时承担就业工作。院系和教授对本科招生既没有积极性，参与程度也很低。 此外，中国大学普遍对本科培养质量没有监控。由于高考压力巨大，加之没有灵活的转学制度，学生一旦入学就必须要让他(她)尽可能顺利毕业，否则，退学的刚性成本太高，学生和家长会对学校形成巨大的压力。
在当前人们普遍畏惧出现极端情况的社会心理下，学校和教师都没有足够的动力对学生提出严格要求。因此，中国大学的本科培养事实上处于放任状态。这一点可能是当前本科毕业生不能满足社会需要的重要原因，同时也是中国大学本科教育面临的最严峻的挑战之一。
正如芝加哥大学本科学院院长John W。Boyer所说，“对于本科人才培养来说，没有一条轻松便宜的道路。”真正高质量的本科教育是极为困难的，需要巨大的资源投入。这是更为根本性的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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