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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主席是不是可以赦免有罪的人无罪,也可以让一个无罪的人变有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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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01-17 16:24:21
  • 国家主席可以发布特赦令,但没听说过可以让无罪的人变有罪
  • 2006-01-16 20:11:34
  • 如果国家主席要赦免有罪的人的话,他也是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决定的,国家主席只是根据全国人大的决定宣布的。
    但是任何一个国家机关都不能将无罪的人宣布成有罪,有没有罪要法院根据犯罪的事实,法律的规定进行判断,只有法院判决才能确定一个人有罪还是无罪!
  • 2006-01-16 19:49:47
  • 根据宪法第八十条,国家主席可以发布特赦令,但没听说过可以让无罪的人变有罪                            
  • 2006-01-16 19:22:11
  • 根据宪法和刑法的相关规定,国家主席可以宣布大赦和特赦
    但是,不可以让无罪的人有罪
    这是与罪行法定原则想违背的!
  • 2006-01-16 19:00:19
  • 可以让一个无罪的人变有罪,相信世界上不会有这样的国家和领导人的!对于有罪赦免为无罪是可以的。
  • 2006-01-16 18:47:13
  • 国家主席有特赦令,但不能让无罪的人有罪
    要相信政府,相信党
  • 2006-01-16 18:07:31
  • 法律规定:前半句是正确的,可以的
    后半句当然是不可以的
    但现实可能会有出入
  • 2006-01-16 17:24:58
  •   据我所之,只有末代皇帝溥仪等伪满战犯被特赦过
    20世纪30年代初期,在我国东北三省出现的所谓“满洲帝国”,既是日本帝国主义蓄谋已久、企图长期侵略与霸占中国领土的产物,也是以溥仪为首的清朝封建专制残余势力不肯退出历史舞台、企图借助洋人的势力复辟封建统治的怪胎。
      在日本人的胁迫下,这些封建残余势力形成了伪满卖国集团,成为日本军国主义在中国东北的傀儡。   新中国成立后,有60名伪满卖国集团罪犯被羁押在战犯监狱接受改造,逐步走向新生。   伪满战犯集团的形成及败亡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占领了东三省,继而于1932年3月1日,通过刺刀逼挟与利诱等手段,在吉林长春市拼凑成以溥仪为首的伪满洲国政府;1934年3月1日,又将“满洲国”更名为“满洲帝国”。
      溥仪实现了由伪满“执政”而成为伪满“皇帝”的愿望。随着伪满政权的多次改组,张景惠于1935年5月19日,取代了所谓“建国老臣”郑孝胥,而当上了伪满“国务总理大臣”。   伪满其他各部如熙洽曾任财政大臣、宫内府大臣,臧式毅任过民政部总长、参议府议长,阮振铎任过交通部大臣、文教部大臣、外交部大臣等等。
         那么,伪满政权里的这批人是怎么拼凑到一起的呢?溥仪1954年7月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写的认罪状材料交代,伪满的诸多官吏之所以能走到一起,根本原因是他们都认准了一条卖国求荣的道路,但他们各自出发点又有所不同,因而既经常明争暗斗,又彼此互相利用。
      溥仪交代,伪满官吏中共分为5个派系:1。封建的清朝复辟派,他们的愿望是企国借助日本人的力量复辟前清帝制,却被日本所彻底利用;2。东北土著的军阀、官僚政客,是卖国求荣者,在日军进攻前率先投降当汉奸;3。后起的旅大地区“日本皇民派”;4。伪满协和会派;5。
      赴日本留学的“陆士”派。后3派可以统归为“日本势力派”,都是由日本人教育培养起来的“二等皇民”,深得日本人的信任和重用。其中属于日本陆军士官系的较多,代表人物有臧式毅、张焕相、邢士廉等人。   1945年8月15日日本战败,伪满战犯集团被苏联红军俘虏,押运到赤塔伯力。
      伪满国务总理张景惠的小儿子、中共地下党员张梦实等人介绍,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后,日本关东军于8月11日晚上悄悄地把溥仪及伪满大臣们转移到吉林省通化市大栗子沟,妄图负隅顽抗。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日本关东军只好让溥仪宣读“退位诏书”,策划空运溥仪等去日本京都以待机东山再起。
      可是,他们所乘的小型飞机刚抵沈阳北陵机场,即被苏军一支空降部队所俘获,随即被送往赤塔。   日本人在安排溥仪飞往京都的同时,决定让伪满总理大臣张景惠、总务厅长官武部六藏返回长春处理后事。张景惠在长春临时组织了一个“维持会”,并推举能说几句俄语的伪奉仕部大臣于镜涛担任长春市长。
      几天之后,苏军开进长春。9月初的一天,苏军逮捕了在长春的伪满大臣们,运往赤塔。原来日本关东军司令官山田乙三、参谋长秦彦三郎等以及溥仪一行,已先期收押在那里,时隔不久转押伯力。   到1949年末,被苏联红军俘获的60多万日本关东军俘虏已经陆续被遣送回日本国。
      当时伯力和海参崴的4所收容所中,关押着被判刑的约2000名日本战犯、日本关东军将官和伪满政府中的日本高官等。伪满“皇帝”溥仪及伪总理大臣张景惠等伪臣、将军们都收容在伯力“特别收容所”里。   1950年6月,苏联驻华大使罗申通知我国政府有关部门,准备移交日满战俘。
      苏中双方商定在黑龙江省绥芬河车站进行交接。7月18日、8月1日,两批战俘(即伪满战犯)分抵绥芬河车站。   这些日伪战犯,以及在“镇反”期间被逮捕的伪满战犯,一律关押在位于辽宁省抚顺“东北战犯管理所”(后改称“抚顺战犯管理所”)。   伪满战犯认罪的复杂经过   伪满战犯集团的罪行是极其严重的。
      他们背叛祖国,分裂国家,依附日本帝国主义,出卖我东北领土主权,帮助日军屠杀、奴役、统治中国人民,大肆掠夺我国宝贵资源,其犯罪事实可谓铁证如山。他们助纣为虐,为虎作怅,仅掠夺我物质资源一项就相当惊人。如,日本人从东北地区掠走煤炭21661万吨,铁1183万吨;他们还帮助日本人积极推行“粮食出荷”,数目逐年增加。
      如,1940年征粮720万吨,到1945年增加到950万吨,并大量直接运往日本。对此,伪满君臣不以为耻,反以为荣。1943年,伪满总务厅长官武部六藏原定“粮食出荷”的计划量是720万吨,伪满国务总理大臣张景惠却说:“今年年景不错,可望丰收,出荷的数量一定要增加一些。
      ”这年“出荷”量,果然增加到750万吨。   伪满总理仅为向日本主子讨好,不惜将广大东北人民推入水深火热的困苦之中。   可是,对于严重的卖国罪行,伪君臣们在关押期间竟然长时间没有悔悟。伪满“皇帝”溥仪经过长达10年时间的改造教育,才由不认罪到被迫认罪,由不思悔悟到能主动悔罪认罪。
      1964年,在全国政协召开的一次座谈会上,溥仪以《我的改造》为题发言时,坦言他的认罪过程经历了4个不同阶段,即:(1)从苏联移交回国之初,他充满了对死刑的恐怖;(2)通过学习教育有了认识,从企图蒙混到认罪;(3)从被迫认罪到主动认罪,并能自觉悔罪;(4)重新认识了自己,勇敢地积极争取新生。
      同样,其他伪臣们也大都经历了由恐怖到痛苦,由蒙混到认罪,由认罪到观望,由观望到自觉悔罪的复杂的改造转变过程。   伪满君臣之所以能够转变,缘于中央的正确政策和抚顺战犯管理所对他们的精心教育改造。   抚顺犯管理所根据中央关于“惩办少数,宽释多数”的指示精神,以及周恩来总理1952年2月提出的“对在押的战犯要进行适当的悔罪教育”的具体要求,对日本战犯及伪满战犯实行了不同侧重的教育方法。
      在伪满政权中,伪君臣们的职位皆为虚,而日本人的副职皆为实,因此首先对在押的969名日本战犯按下层、中层、上层和顽固分子4个层次分别做工作,进行分化瓦解,进而依次进行“学习反省”、“坦白检举”与“侦讯定案”,开展悔罪认罪教育,同时依照由点到面、由浅入深、以下促上等步骤,取得孤立上层、瓦解中层、争取下层的明显效果。
      随后要求伪满战犯参与检举日本战犯的种种罪行,而暂不追究他们自身的犯罪事实。因为伪满战犯与日本战犯的罪行实则为一体,彼此相互牵连,无法隐匿,只要能把日本战犯的罪行查清了,伪满战犯们的罪行也就容易查清了。   抚顺战犯管理所在逐步查清日伪战犯罪行的基础上,有计划地让伪满战犯写“我的前半生”悔罪认罪材料。
      溥仪于1957年在监所里写《我的前半生》时,最怕的是写自己曾主动与日本人勾结的丑事,所以交代这段历史总是躲躲闪闪,不是以种种借口为自己辩解,就是企图掩盖历史真相。为此,战犯管理所干部多次找溥仪谈话,启发教育,使溥仪转变了态度,几经反复,这份认罪的《我的前半生》,成为闻名于世的著作。
         与溥仪不同,原伪满参议府议长臧式毅在写悔罪认罪材料时,却一再喊冤叫屈。原来,1931年九一八事变的第二天,身为辽宁省省长的臧式毅就陷入了困境:一方面蒋介石发出不抵抗命令,省长又无军队可以指挥,他只能束手就擒;另一方面日本人逼其投降,臧式毅则声言“下野”,实际上是不降不顺,日本人遂将其监禁,臧式毅即以绝食抗争。
      后经日本人软硬兼施,他终于死心塌地归顺了日本人,任伪满民政部总长兼奉天省长、伪满参议府议长。臧式毅起初认为将自己定为伪满汉奸冤屈,经管理所干部帮助教育与伪臣们的揭发批判,臧式毅心服口服地承认了自己的罪行。   伪满战犯走出高墙参观   1956年初,抚顺战犯管理所对1000多名日伪战犯进行的改造教育取得了明显效果,日伪战犯主动认罪也较好,为了巩固这一成果,公安部于11月10日根据毛泽东、周恩来的批示精神,下达了《关于组织在押战犯到社会参观的具体安排》的通知。
      为此,抚顺战犯管理所组织60名伪满战犯,先后到东北5大城市和北京参观了3次。组织战犯到各地及曾经犯罪的地方去参观,是一次大胆的尝识,收到了意料不到的效果。   伪满战犯参观的第一站是抚顺西露天煤矿。   当他们看到十里煤海繁忙生产景象时,无不感叹共产党人管理工业大生产的能力。
      当随同人员介绍在抚顺沦陷时期,日本人为了镇压东北人民的反抗,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平顶山惨案、3000多无辜平民惨遭杀害时,伪君臣们无不低头认罪,有的还惭愧地流下了眼泪。第二天,他们参观抚顺郊区台山堡农业生产合作社,分头访问了社员家庭。当溥仪等7人到刘大娘家时,刘大娘谈起了伪满时期的苦,说道:“那个时候,在家里查出有大米就是经济犯。
      现在家家不愁吃不愁穿。你们不信,看看瓮里的大米,这在康德年间能有吗?”   刘大娘的话触动了伪满战犯们的心。溥仪从炕沿上站立起来,低下头说:“我就是您老说的康德,伪满皇帝溥仪就是我。我向您老请罪。”接着,他便跪在老人面前。跟着,伪臣黄富俊等也都纷纷跪下认罪。
      刘大娘却说:“事情都过去了,只要你们肯听毛主席的话,今后能做个正经人就行。”刘大娘这纯朴的话从此成为溥仪的“座右铭”。   他们到达哈尔滨,参观“东北抗日烈士纪念馆”,看到杨靖宇将军弹尽粮绝不幸牺牲的照片,听到日本侵略者为了弄清杨将军在人类不能忍受的艰苦环境里仍能坚持战斗的秘密,竟用刺刀挑开了杨将军的肚皮,从这位坚强不屈的人的胃里找到只有草根和树皮时,溥仪以及其他伪满战犯都低下头来表示忏悔。
      有人看到杨靖宇将军遗留下来的地图、血衣等遗物还哭泣起来。原任哈尔滨市伪警察署长、曾严刑审讯赵一曼烈士的于镜涛,还跪在赵一曼烈士的遗像前,一面痛哭,一面磕头,请求人民政府给他最严厉惩处。   战犯到各地参观,促进了伪满战犯自觉地悔罪认罪,他们亲眼看到新中国的巨大变化,提高了他们的民族自尊感、自豪感与自信心。
         让伪满战犯自食其力   伪满战犯寄生于人民,没有劳动技能,与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格格不入,因此进行劳动观念教育也是改造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一方面。   对伪满战犯进行劳动改造,是1952年由于抗美援朝战争爆发管理所北迁到哈尔滨之后开始的。
      志愿军在朝鲜前线取得的伟大胜利,在伪满战犯的心中产生巨大的震撼。随着坦白认罪活动的逐步展开,更进一步触动了他们的灵魂。管理所及时地组织伪满战犯参加力所能及的体力劳动,培养战犯自食其力的能力。   开始时,仅仅组织伪满战犯为哈尔滨一家铅笔厂糊铅笔盒。
      就是这种既简单又平凡的手工劳动他们都不会,不是糊错了商标,就是把盒盖和盒底糊在一起打不开。溥仪说:“自慈禧太后选我入宫,使我养尊处优,变成了人间废物,什么也不会做。现在人民政府教育我怎样做人,怎样劳动和生活,我一定要努力学习,绝不能辜负政府对我教育的一番苦心。
      ”其他伪大臣和将军们也深有感受,过去劳动在他们心目中是“下边人”的事,现在他们参加劳动不但都很高兴,还认为这是将来获得新生所不可缺少的,因此在劳动中较为认真负责,积极主动。如在蘑菇组劳动的人,精心配料,注意掌握室内的温度和湿度。在饲养组劳动的,不怕脏不怕累,每天起早贪黑,按时添草料,并及时喂水,便牲畜长得膘肥体壮。
      在卫生所劳动的,包括溥仪在内,每天都提前上岗,打扫环境卫生,无论是给病犯量血压,还是协助医务人员配制外用药品等,样样都干得一丝不苟。在杂务组劳动的,更是环境卫生打扫得勤,室内和走廊的门窗玻璃都擦得干干净净。    当时让战犯进行体力劳动,一律按照力所能及的原则,不强迫,不定指标,不追求经济效益,以配合政治思想教育和增强体力为目的。
      伪满战犯一般年龄较大,体弱多病,在安排劳动项目时严格因人而异,劳动时间也适可而止。战犯们的劳动收人,一般都用来改善伙食。这样他们在享用自己劳动果实时,感到特别高兴,而且即使在冬天也能吃上自己栽种的黄瓜、西红柿等细菜。   为了帮助伪满战犯们转变世界观,战犯管理所的所长和干部也都参加农场和所内的劳动,并且每次都干在前头,做出表率。
      战犯们深为感动地说:“共产党的干部不分上下一样劳动,由古至今从来没有过。”特别是在1960年困难时期,战犯们外出劳动仍然吃着大米白面,可管教干部随身带的都是代食品窝窝头。午餐时,为了避免尴尬,管教干部总是躲到僻静地方吃饭。有一次下雨了,有个战犯在为干部盖饭盒时意外发现了其中的秘密。
      消息传开后,在押的战犯们都大受教育与触动。   与亲人通信会见促新生   伪满战犯大部分年老体弱,有的还长期患病,并因罪行严重对争取新生不抱希望。为此,战犯管理所从1955年开始,遵照最高人民检察院批示精神,允许在押的日伪战犯同亲属通信、会面。
      这样做既巩固了改造成果,也密切了他们与亲属们的感情。扩大了与社会的联系,增强了走争取新生之路的决心。最典型的就是伪满参议府参议张焕相的转变。   张焕相不属于被苏军移交的伪满战犯,他是1951年初在“镇反”运动中被人检举出来的战犯。   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前,他在东北军中任张学良的参谋长及秘书长,并任国民政府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
      九一八事变后,他主动投靠日军,任伪满司法部大臣,后任参议府参议。   张焕相在战犯管理所初期表现最差。他自认为过去自己有资历有名望,即使成为战犯也与其他伪满战犯不同,因此他不但处处显示自己,还经常违犯监规,顶撞管教干部。在审讯时,他只被迫交代了一些职务上的犯罪事实,却对主动投敌叛国的罪行避而不谈。
      当伪满总务厅次长古海忠之等主要日本战犯都已低头认罪、其他伪满战犯也主动交代时,张焕相却仍然一言不发。张的表现激怒了其他伪满战犯,他成为众矢之的,受到战犯们的一致谴责。张焕相被迫低头认罪,交代了叛国投敌的动机,表示要把罪行全部交代清楚。   但是,张焕相自认罪以后,却又走到另一个极端。
      他破罐破摔,处处与同犯们闹事。1955年,战犯管理所允许战犯与家属通信会见后,张焕相的妻妾二人都先后来访。其妻妾原是亲姐妹,管教干部嘱咐其妻黄富菊、其妾黄贵菊要对张进行帮助教育。当张焕相从他妻妾那里了解到家里生活一切均好,尤其是两个女儿都已考取了大学,思想颇受触动,他流下泪水,说道:“人民政府对我家属的照顾,对我子女的培养,我永世都不会忘记。
      ”   1961年,张焕相已是耄耄之年,牙齿不好,吃饭困难,经申报最高人民检察院批准,所里给他办理了保外就医。时正是春节,出监时,战犯管理所还发给他一份鱼、肉、蛋等年货。张焕相妻子黄富菊接过这些物品,十分感动,流着热泪连连说道:“像我丈夫这样犯有严重罪行的人,真没想到政府还允许保外就医。
      这已经够宽大的了,现在又发给这些东西,我真不知道该怎感激政府才好……”   张焕相于1962年6月2日病亡。其妻黄富菊来战犯管理所报告消息时,还带来了张焕相的临终遗嘱:“我虽然没有改造好,现在就要离开人间了。我恨自己悔悟得太晚,但人民政府对我的恩情,就是顽石也能熔化的。
      我到九泉之后,也是忘不了的……”   毛泽东提出“一个都不杀”   伪满战犯集团从1950年8月1日接收入监,到1975年3月18日全部释放完毕,前后共经历了25年时间。   为了妥善处理这批伪满战犯,我公检法部门做了长期的准备工作。早在1951年2月,周恩来总理就在公安部的一份报告上批示,要求组织专人研究对日伪战犯的处理问题,提出处理方案。
      年底,在东北人民政府设立了日籍战犯罪行审查委员会。1954年1月,最高人民检察院根据中央关于“查清这批战犯的罪行,做好处理的准备”的指示,抽调400多名干部进驻抚顺战犯管理所,连同当地的300多名干部,共同组成“最高人民检察院东北工作团”。经过一年多时间的侦讯,伪满战犯自己主动坦白交代,并揭发日本战犯的罪行材料329份,其中有价值的材料210份。
      侦讯人员进行实地调查,对战犯的罪行基本清楚,重大战犯更是罪行确凿铁证如山。为慎重起见,各侦讯组将罪证原件或复制本、照片等交给罪犯本人亲自阅览,署名签字。1956年1月,伪满战犯的侦讯工作结束。   根据中央“惩办少数,宽释多数”的总方针,最高人民检察院对于伪满战犯的处理,曾经历了一个由“从严”到“从宽”的过程。
      据档案资料记载,1954年8月13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在向中央的报告中提到,伪满战犯集团除少数下层分子外,多数均属于伪满政权的首要分子,“应予以从严处理”。9月23日,检察院党组在关于侦讯日籍战犯与伪满战犯工作的报告中提出:“对于在押的63名伪满战犯的处理,原则上建议应该从严。
      即根据其罪行大小,拟处死刑的21名,处无期徒刑的9名,宣布罪状而宽赦的11名。”   1955年9月15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在给中央的请求报告中提到:“关于对伪满主要战犯的处理,何时审判适当,听候中央指示。”报告特别提到:“但其中初铭溥等9名,因系伪政府的雇员及溥仪的亲属和医生等,无大罪行,拟免予起诉审判,宽赦释放。
      其余均待以适当时机再行处理。”这是检察机关最先提出宽赦的一部分人。   1956年1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对伪满战犯的处理又作了重新研究,在给中央的报告中说:“本着中央对处理战犯批示精神,对于这批战犯的处理,建议应根据其罪行,与年老体弱、多病,以及年龄在60岁以上等情况,拟分别作以下处理:第一,拟予起诉审判的,计有伪满皇帝、总理、大臣、省长、市长、将军,以及虽然职位较次但罪行严重的汉奸,共42名,作为一案处理,由最高人民检察院起诉,由审判日本战犯的特别军事法庭进行审判。
      第二,拟予从宽释放的共有17名,包括伪满皇帝内廷侍从、医生、事务员与使领馆的秘书、领事、翻译、雇员,以及其他事务与技术人员等。”   这次报告还对伪满战犯的判刑问题作了从轻处理,首次没有提到“判死刑和无期徒刑”,只提到:“拟判处20年有期徒刑的有16名,拟处18年期徒刑的有10名,拟处15年有期徒刑的有11名,拟处12年有期徒刑的有5名。
      ”还提到:“在审判结束后,对那些已判12年、15年有期徒刑、悔罪较好,以及60岁以上年老体弱的罪犯和重病犯,即可斟酌时机,予以假释。”   3月14日,全国政协第二届常委会第19次扩大会议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提议,专题讨论和研究了在押的外籍战犯与国内战犯的处理问题。
      经过两天的认真研究,一致同意对在押的国民党战犯“一个不杀,分批释放,来去自由,言论自由”与“不审不判”的处理方针。中央采纳了这一建议后由罗瑞卿、孔原,徐冰和徐子荣等人组成“处理战犯专案小组”,负责此项工作。   4月25日,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论十大关系》的重要讲话,提出对战犯“一个不杀”的主张,毛泽东说:“连被俘的战犯宣统皇帝、康泽这样的人也不杀。
      不杀他们不是没有可杀之罪,而是杀了不利。”   伪满战犯的释放安置   1956年11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在向中央的报告中,提出“对在押的60名伪满战犯,拟待适当时机提起公诉,拟交审判的17名;从宽处理、免予起诉的26名;拟不予起诉,即行释放的17名”的处理意见。
         1957年年初,首批伪满战犯被释放。1月24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决定,溥仪的随侍李国雄等13名罪犯即行释放;2月25日溥仪的“御医”黄子正被释放;4月27日,溥仪的三妹夫郭布罗·润麒、五妹夫万家熙等4人被释放。在此之后两年多时间里,待审的42名伪满战犯既没有审判也没有释放。
         1959年8月,毛泽东写信给刘少奇,提到:“我想到今年国庆10周年纪念,是否可赦免一批(不是‘大赦’,而是古时所谓‘曲赦’,即局部的赦免)确实改恶从善的战犯及一般正在服刑的刑事罪犯。   如办此事,离国庆只有三十几天时间,是否来得及审查清楚,或者不赶国庆,在秋天办理亦可,但仍用国庆的名义。
      此事是否可行,亦请召集有关同志商议一下。”9月14日,毛泽东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了特赦战犯的问题。   9月17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9次会议作出了《关于特赦确实改恶从善的罪犯的决定》。同日,刘少奇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特赦令》。   对全部在押的战犯,中央原定每年要特赦一批,但由于1966年“文革”,特赦工作被中止,直到1975年3月才将全部在押的国内战犯特赦完毕。
      前后共特赦了7批,其中伪满战犯:第一批,1959年12月4日释放2名:爱新觉罗·溥仪(伪满皇帝)、郭文林(伪满第十军管区中将司令官);第二批,1960年11月28日,释放4名:爱新觉罗·溥杰(溥仪之弟)、金名世(伪满后生部大臣)、王子衡(伪满滨江省省长)、正珠尔扎布(伪满第十军管区少将参谋长);第三批,1961年12月25日,释放7名:阮振铎(伪满外交部大臣)、王之佑(伪满第一军管区上将司令官)、周大鲁(伪满第八军管区中将司令官)、赵玮(伪满第八军管区少将参谋长)、刘显良(伪满步兵第十七旅少将旅长)、任广福(伪满第三军管区少将参谋长)、满丰昌(伪满第三军管区上校副官长);第四批,1963年4月9日,释放4名:谷次亨(伪满交通部大臣)、赵秋航(伪满第三军管区中将司令官)、王光寅(伪满第二军管区少将军法处长)、王贤玮(伪满国务院总务厅次长);第五批,1964年12月28日,释放7名:吉兴(伪满尚书府大臣)、肖玉琛(伪满第二军管区少将参谋长)、曲秉善(伪满四平省省长)、李文龙(伪满第四军管区中将司令官)、赵竞昌(伪满江上军江防艇队少将司令官)、佟衡(伪满军事部少将参谋长)、宪均(伪满恩赐病院少将院长);第六批,1966年4月16日,释放4名:甘珠尔扎布(伪满第十军管区中将司令官)、曹秉森(伪满江上军中将司令官)、于静远(伪满经济部大臣)、于镜涛(伪满勤劳部大臣);第七批,1975年3月19日,释放2名:郭若霖(伪满第十一军管区中将司令官)、齐知政(伪满首都长春警察总监)。
         至此,在抚顺关押的60名伪满战犯,免予起诉即行释放的有18名,特赦释放的有30名,其余12名则在监所或保外就医期间病故。   对于释放的伪满战犯的安置原则是:凡是有工作能力和劳动的,就安置他们就业,做普通公民和能劳动者,如将伪满外交部大臣阮振铎,安置在长春市卫生学校资料室做资料员工作;将伪满交通部大臣谷次亨和伪满勤劳奉仕部大臣于镜涛,安置在长春市图书馆做资料员工作等;对老年体弱没有就业条件的,有子女赡养的,就送他们回家(或投奔亲属),没有生活出路的,则由民政部门救济妥善解决。
      当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公安部联合发出《关于加强对特赦、刑满释放战犯安置和管理工作的联合通知》,对获释人员的安置和管理工作作出了明确规定。此《通知》,当年称之为“劳动、生活、居住三落实”。   溥仪与溥杰,分于1959年、1960年先后获释后,都被任为全国政协文史专员、全国政协委员和全国政协常委。
      之所以要这样安排,正如周恩来总理1960年12月在西花厅接待溥仪和溥杰时所说:“政府现在对溥仪先生是按照清朝后裔来处理的,而不是按照‘满洲国皇帝’来处理的。你们知道,这两者的利害是很不相同的。”   傅杰先生生前在为笔者主编的《震撼世界的奇迹——伪满皇帝傅仪暨日本战犯改造纪实》一书作《序》时,曾写道:“纵观古今中外的末代帝王,几乎都没有得到好的下场。
      他们不是被满门抄斩,被驱逐流放,就是被送上了断头台。但我的大哥爱新觉罗·溥仪是一个例外……如果不是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周总理的人道主义原则给了他一次从来未曾有的机会,又在抚顺战犯管理所经历了十年的教育改造,不但他不可能由皇帝变成公民,我们也不可能走上新生之路,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名成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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