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人大概是世界上最爱吃蟹的民族，近年来据说仅上海每年就要吃掉5万吨大闸蟹。吃蟹早已是中国饮食文化的象征之一，林语堂在1935年出版的《吾国吾民》中说：“但凡世上所有能吃的东西我们都吃。出于喜好，我们吃螃蟹；如若必要，我们也吃草根。” 把螃蟹列为国人最偏好的代表性食物，所谓“蟹是美味，人人喜爱，无间南北，不分雅俗”（梁实秋《雅舍谈吃·蟹》）。近二三十年来，对大闸蟹的食尚更盛，这种横行的甲壳类生物也被居为奇货，几为当代一景。
世界上很多地方的人是不吃螃蟹的，英、德等国这些年苦于河道被大中华绒螯蟹（大闸蟹的学名）这一外来物种侵占，但当地人任其横行，并无食蟹的习惯，倒是便宜了那里的华人，在大快朵颐之际也算为民除害。欧洲人历来不吃蟹，主要是因为基督教传统所形成的饮食习惯，《圣经旧约·利未记》认为所有用腹部或四足行走的爬物都是“可憎”而“污秽”的；在伊斯兰教规中，同样禁止吃蟹，中国西北的穆斯林也禁食，然而身在杭州的回族却入乡随俗，也爱吃蟹。
一种食物是否可吃、是否被视为美食，在不同的文化中千差万别。中国人推崇的燕窝、鱼翅，在西方人看来并无营养，而东南亚人喜食的虫卵虽然富含高蛋白，即便是对食物百无禁忌的中国人，只怕也难以下咽。汉语中惯于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比喻为有勇气尝试新事物，我们看来的确有必要回答一下这个问题：为什么中国人这么爱吃螃蟹？
关于食蟹，首先值得明确的一点是，它和某种时间节律密切相关。俗话说：“秋风起，蟹脚痒；菊花开，闻蟹来。”这意味着螃蟹是一种时令性很强的食物。螃蟹作为一种蛰伏洞中、潜藏于水的生物，且是秋季肥壮，正适合于那一季节的特性，因而蟹肉、蟹黄在中医理论看来一直是属于“寒性”的，需要佐以生姜、黄酒以拔除其“腥味”及“寒气”。
现在全国最爱吃蟹的无疑是江浙沪一带，即历史上的“江南”，而大闸蟹最著名的产地昆山阳澄湖和崇明岛，都地处长江三角洲。这两地的共同特征就是在历史上曾很长一段时期都是水乡泽国，地势洼下。
王建革在《水乡生态与江南水乡》中指出，宋明时期的苏松一带，“由于河水感潮，在海水与湖水交汇的地方，蟹类非常之多。宋人高似孙在《蟹略》中提到许多描述这一地区多蟹的诗。……当时的生物状态不像现在河道那样处于一种富营养化状态，而是一种富有河蟹的环境，水环境清洁有氧，鱼蟹类小动物才众多。”“大闸蟹”的“闸”字，指的是蟹簖，“簖”是古代江海一带主要的捕捉鱼蟹的渔具，原本叫“沪”，上海正是因原本水乡滨海多用这类渔具才得此别称。上世纪90年代之前，阳澄湖里是没有人养蟹的，都是捕捞野生蟹。为了捕蟹，人们利用蟹的趋光性，在港湾间设上一些用竹编的闸，晚上在竹闸上放上灯火，这样螃蟹见到火光就会爬上竹闸，人们就可以在闸上捕到螃蟹了。因此人们把这些湖蟹称作“大闸蟹”。1992年，16户当地农民开始在阳澄湖东湖尝试围网养蟹后，阳澄湖人才开始了养蟹的历史。
在食蟹史上，唐代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在汉唐时代，华北黄河下游仍有许多大大小小的湖沼，入海口的滩涂水草丰茂，南北朝时期华北气候变冷，但在唐代前期，北方的生态还很好。史载唐代沧州多蟹，且是稻田中的河蟹；沧州所产糖蟹曾是重要贡品（《元和郡县图志》卷一八河北道三沧州）。然而中唐以后，随着北方战乱和气候再度变冷，全国的经济、文化中心逐渐南移，南方（尤其江淮、江南一带）的稻作农业得以开发并逐步成熟；这里也正是后世食蟹之风最盛的地区。
现在以阳澄湖大闸蟹和崇明蟹为尊的观念，是与上海1843年开埠之后的经济兴盛分不开的。在爱吃蟹的上海人推动下，供应上海市场的阳澄湖大闸蟹和崇明清水蟹，其名声逐渐盖过了之前盛行于苏州的太湖蟹、杭州的嘉兴南湖大蟹和天津的胜芳蟹。章太炎夫人汤国梨曾有诗云：“不是阳澄蟹味好，此生何必住苏州。”可想那时的阳澄湖大闸蟹已名动一时。也是因为上海人爱吃阳澄湖蟹，因而在日本，大闸蟹便被称为“上海蟹”。
到1949年之后，这种吃蟹的习惯又随着一些上海人的移居带到了香港，以至“每到秋天吃上海蟹的季节，上海菜馆都要竞相在店门口张贴写有‘大闸蟹’的红纸，这时，香港的上海人便迫不及待地前来用餐。今天，上海蟹在香港已十分有名，有些客人是慕名从日本远道而来的。”（波多野须美《香港的饮食文化》）
很多人也许还有印象，在1978年之后，随着改革开放后粤语流行文化的兴起和广东经济的发展，海鲜一度极为盛行，而在此之前，上海菜一向是偏好河鲜更多于海鲜的。到1990年代初之后，上海为中心的长三角经济重振，而食蟹之风、尤其是阳澄湖大闸蟹的地位，也随之水涨船高了。
一种食物的价值是相对的，其何以被视为名贵，往往取决于文化——正如中国人推崇的海参、鲍鱼，在西欧市场上却是无人问津的廉价海产。在中国，决定这种文化趣味的是社会主导的文人阶层，而大闸蟹之所以被推崇，无疑与这些南方文人的口味和不断宣扬密不可分。
历代对江南食物的最早推崇，便是由于西晋时吴郡吴江人（今苏州）张季鹰以思念家乡的莼菜、鲈鱼为由，辞官归故里，这后来成为“莼鲈之思”佳话，这两种食材从此被视为江南最具代表性的名菜。
在食蟹上也是如此。海蟹因其难得，在上古或为名贵，但稻田里的螃蟹实甚常见，它之所以被称颂为一种珍贵的食材，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文人的趣味。在西欧，最早的一批烹饪著作大多是厨师所著，但中国古代的烹饪典籍，却绝大多数是文人所写，如唐韦巨源《烧尾食单》、宋陈直《养老奉亲书》、《山家清供》，以及清代袁枚的《随园食单》，他们本身的趣味必然反映在对这些菜式的选择、评价上。正如王利华所说，“他们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和声望，其行为举止、生活好尚与情趣，对社会大众具有较大的影响力，特别是文化名人的高风雅尚、异迹卓行更往往为大众所竞相效袭和模仿，从而可在新风尚的行程和新文化的传播过程中，发挥独特的或可称之为‘名人效应’的倡率作用。”
在这种文人饮食趣味的推动下，河蟹这种原本为贱物的食材越来越被视为天下美味，价格也越来越贵。按《红楼梦》第三十八、三十九回的描写，一餐讲究的螃蟹宴，三大篓七八十斤，刘姥姥估算搭上其它酒肉，“一共倒有二十多两银子。阿弥陀佛！这一顿的钱够我们庄家人过一年了”。人们吃一种食物，其实吃的从来都是那种“文化”，用现在的话说，是在附加在商品之上的“品牌价值”，那才是最值钱的。这道理自古如此。
延伸阅读：蟹为什么称为“蟹”或者“螃蟹”呢？
在先秦的典籍里，蟹为什么一概称为“蟹”呢？学着通过古籍推测，吃蟹的时候，要解，要剖，由此命名。“蟹”的字根是“解”，就是要解开，剥开，剖开，脱开。当然，凡甲壳类食物都要解剖，可是吃虾、吃螺蛳、吃河蚌、吃甲鱼之类，一次解壳就行了，比较容易。唯独螯，脚要解壳，胸甲要去脐盖解壳，而且吃到胸腹，又有一仓一仓的硬壳要解，为十足的解虫。如果此说成立，那么我国的吃蟹史是早在“蟹”字出现之前就开始了。另外也有很多人认为，因为蟹解壳才叫它“蟹”的。蟹是一生解壳不断的动物，从蚤状幼体到大眼幼体到幼蟹，到小蟹，到大蟹乃至老蟹，一生蜕皮解壳将近二十几次，最终因无力解壳而死。从这一角度而言，因此命名为“蟹”，抓住它的生长特征来命名再恰当不过。
从先秦到魏晋南北朝，蟹一直叫蟹，为什么又叫它螃蟹呢？这是源于它的旁爬横行。动物大多是前进的，唯独它旁爬横行，这种独特的走动方式，特点明显，印象深刻，因此加一个“螃”字称为“螃蟹”。春秋时期的《周礼》中，它有一个“仄行”的称呼，就是旁爬横行的意思。经过酝酿，到了隋唐，随着口语中双音词增多的趋势，“螃蟹”也就叫了起来。什么是“螃蟹”？就字面意义来讲，就是一种横行旁爬而又一生解甲不止的动物。
一些文人对蟹也有各种雅称。如北宋傅肱的《蟹谱》，其中“兵权”条说：出师下寨之际，忽见蟹，则当呼为横行介士，权以安众。横行介士这个称号把螃蟹的形态特征描绘得活灵活现，故今也有称螃蟹为横行将军的。其它如称郭索、无肠公子、蜋螘与博带、江湖之使、介秋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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