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2月，国务院印发了《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以下简称《方案》）。《方案》开宗明义，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是两种不同教育类型，具有同等重要地位。与以往相比，本次《方案》改革力度颇大，直面问题要害，并针对职业教育内外部改革的关键问题提出战略性解决方案。《方案》仍然延续了对产教融合、校企合作问题的关注，并且在几个关键领域提出实质性的改革策略。

1.坚持知行合一、工学结合，加快人才培养模式改革

一般认为，现代意义上的职业教育诞生于工业革命时期，其主要标志是学校职业教育的出现。同时，随着工业革命的到来，传统学徒制逐渐趋于瓦解。但需要注意的是，学校职业教育与学徒制并非简单的替代关系。现代职业教育实际上是沿着两条主线发展的：一条是学校职业教育，另一条则是职业培训。关于现代职业教育究竟应该以学校职业教育为主，还是应该以职业培训为主，在二战后引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论战。前者以巴洛夫为代表，他认为，现代职业教育应该以学校职业教育为主，学校可以根据政府的经济发展计划和长期性的人力资源预测，通过职业化的学校课程培养一定数量训练有素的后备人力资源。相反，福斯特提出著名的“职业学校谬误说”，强调现代职业教育应该以职业培训为主，以劳动力就业市场的需求为基本出发点，职业化的.学校课程不能决定学生的职业志愿，也不能解决失业问题，简单的人力资源规划不能成为职业教育发展的依据。

实际上，两种理念孰优孰劣，很难做出绝对判断，世界各国根据本国需要，逐渐形成学校本位人才培养模式、企业本位人才培养模式、“学校—企业”综合人才培养模式。就此而言，我国是典型的学校本位人才培养模式，即职业学校是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主要承担者，企业在职业教育人才培养中发挥的作用相对有限。新世纪以来，从世界各国职业教育发展趋势来看，“学校—企业”综合人才培养模式日益受到青睐，尤其强调发挥企业在职业教育办学中的重要主体作用。

对此《方案》提出，要坚持知行合一、工学结合，探索创新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发挥校企双元在职业教育人才培养中的重要作用。具体要求是，借鉴德国“双元制”等模式，总结现代学徒制和企业新型学徒制试点经验，校企共同研究制订人才培养方案，及时将新技术、新工艺、新规范纳入教学标准和教学内容，强化学生实习实训。

在传统的校企合作中，企业在职业教育人才培养中发挥的作用并不明显。对此，《方案》强调，要引导企业深度参与职业教育人才培养工作，将企业的人力资源需求融入我国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各个环节。

其一，根据劳动力市场需求调整专业设置。健全专业设置定期评估机制，强化地方引导本区域职业院校优化专业设置的职责，原则上每5年修订1次职业院校专业目录，学校依据目录灵活自主设置专业，每年调整1次专业。其二，校企联合开发，并定期更新教材与信息化资源。遴选认定一大批职业教育在线精品课程，建设一大批校企“双元”合作开发的国家规划教材，倡导使用新型活页式、工作手册式教材并配套开发信息化资源。每3年修订1次教材，其中，专业教材随信息技术发展和产业升级情况及时动态更新。其三，将企业最新技术融入教育教学。适应“互联网+职业教育”发展需求，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改进教学方式方法，推进虚拟工厂等网络学习空间建设和普遍应用。

2.推动校企全面加强深度合作，构建校企命运共同体

职业教育校企合作不仅是一个教育问题，而且是一个经济问题。实际上，真正意义上的校企合作问题是伴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而出现的。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中专学校多由行业部门举办，技工学校多由国有企业举办。通常，职业教育校企合作在组织内部就可以解决。而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阶段，为了激发企业的市场活力，我国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一方面是教育管理体制改革，即将原来隶属行业部门管理的学校划归教育部门管理，另一方面加快国有企业改革，减轻国有企业负担，去除包括教育在内的企业非生产性功能。

上述一系列改革，使得职业教育校企合作失去稳固的组织基础。自此以后，企业变成完全的经济实体，不再承担教育责任，因此，校企合作的意愿并不强烈。而职业学校由于人才培养需要，只能依靠私人关系、政府牵线等方式，去市场中寻求校企合作企业。因此，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校企合作的关键问题是，我们如何重构学校与企业之间的关系。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校企合作体系的构建，不仅极为复杂，而且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应该明确认识到，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是一种完全的市场行为，这是我们必须尊重的事实。在职业教育办学实践中，要改变传统的“拉郎配”方式，尝试构建一种校企合作的长效机制。

对此，《方案》提出以下几点改革举措。一是拓宽合作领域，寻找利益结合点，明确校企双方的责任义务。职业院校应当根据自身特点和人才培养需要，主动与具备条件的企业在人才培养、技术创新、就业创业、社会服务、文化传承等方面开展合作。学校积极为企业提供所需的课程、师资等资源，企业应当依法履行实施职业教育的义务，利用资本、技术、知识、设施、设备和管理等要素参与校企合作，促进人力资源开发。

二是通过改革绩效工资制度，调动学校内部人员参与校企合作的积极性。《方案》提出，校企合作中，学校可从中获得智力、专利、教育、劳务等报酬，具体分配由学校按规定自行处理。

三是通过经济手段调动企业参与职业教育校企合作的积极性。在开展国家产教融合建设试点基础上，建立产教融合型企业认证制度，对进入目录的产教融合型企业给予“金融+财政+土地+信用”的组合式激励，并按规定落实相关税收政策。试点企业兴办职业教育的投资符合条件的，可按投资额一定比例抵免该企业当年应缴教育费附加和地方教育附加。

四是厚植企业承担职业教育责任的社会环境，推动职业院校和行业企业形成命运共同体。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现代意义上的企业发展历史很短，其参与职业教育的社会意识与文化也需要较长的培育过程。

3.打造一批高水平实训基地，深化区域产教融合力度

产教融合是提高我国职业教育体系现代化水平的关键所在，也是确保技术技能人才培养质量的根本所在。由于我国幅员辽阔，不同地区之间差异巨大，国家层面统一推进产教融合难以有效落实到行动层面。而从学校层面力量又相当有限与薄弱。因此，从区域层面着手推进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则一种更具操作性与可行性的方式。从我国现有产业发展来看，省域产业发展特征较为明显，地市或县域产业发展更为单一、集中，对于产教融合的深度展开更为有利。

目前来看，区域层面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需求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对学校而言，产教融合的需求在于加强区域统筹，促进省域或地市域职业院校（包括应用型本科）的专业结构与产业结构相匹配，建立区域产业需求清单与院校专业供给清单，推进区域中职、高职、应用型本科以及研究生层次的专业水平与产业水平对接。对企业而言，产教融合的需求主要体现在技术研发和人力资源培训两个方面。对社会大众而言，产教融合的需求主要体现在终身教育、社区教育服务等方面。也就是说，在综合推进职业教育产教融合项目时，必须考虑到不同群体对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需求差异，探索功能更为多元的职业教育产教融合项目。

为了深化区域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力度，《方案》提出打造功能更为多元的高水平实训基地。即加大政策引导力度，充分调动各方面深化职业教育改革创新的积极性，带动各级政府、企业和职业院校建设一批资源共享，集实践教学、社会培训、企业真实生产和社会技术服务于一体的高水平职业教育实训基地。

当然，实训基地在功能发挥上也有侧重点，其最主要的功能仍旧是服务学校教学与企业生产。面向先进制造业等技术技能人才紧缺领域，统筹多种资源，建设若干具有辐射引领作用的高水平专业化产教融合实训基地，推动开放共享，辐射区域内学校和企业；鼓励职业院校建设或校企共建一批校内实训基地，提升重点专业建设和校企合作育人水平。

在完成本职工作的基础上，《方案》也提出要发挥其社会服务功能。积极吸引企业和社会力量参与，指导各地各校借鉴德国、日本、瑞士等国家经验，探索创新实训基地运营模式。提高实训基地规划、管理水平，为社会公众、职业院校在校生取得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和企业提升人力资源水平提供有力支撑。

4.多措并举打造“双师型”教师队伍，完善职教师资培养制度

职业教育要想高质量发展，就必须有一支高质量的教师队伍。与普通教育教师相比，职业教育教师最大的特点就是“双师型”。“双师型”主要体现在对其能力结构的复杂要求，即不仅需要职业教育教师具备丰富的专业理论知识，而且需要职业教育教师具备扎实的实践操作能力。然而，目前来看，我国“双师型”教师的短缺问题仍然是一个大问题。

长期以来，“双师型”教师无论是引进，还是培养，都存在一系列问题。在引进环节，主要的障碍是招聘制度与薪酬待遇等。由于学历限制，不少企业的高技能人才无法进入职业院校任教。由于薪酬待遇的差距，不少高技能人才即便进入了职业院校也很难留住。在培养环节，我国主要有以下两种方式。一种是职教教师通过普通师范以及其他理工和综合类高校培养，即在相关院校接受师范类或专业类的课程培养，到岗后再进行一定的培训。优点在于，有一批研究生学历的相关专业毕业生进入职校教师队伍，提高了职教师资队伍的层次；缺点在于，专业课教师教学能力不足，文化课教师职校教学不适应，实践课教师职场经验缺乏。另一种是通过独立的职业技术师范院校培养。优点是学生的职业教育理念、教育教学能力等方面较有优势；缺点是学历层次以本科为主，学生就业前景堪忧，学生专业实践能力优势不明显。

为了加强职业教育“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完善职业教育师资培养制度，《方案》提出一系列强有力的改革举措。一方面是职业教育教师招聘制度的改革，重点在于打破学历限制，提高教师待遇。《方案》提出，从2019年起，职业院校、应用型本科高校相关专业教师原则上从具有3年以上企业工作经历并具有高职以上学历的人员中公开招聘，特殊高技能人才（含具有高级工以上职业资格人员）可适当放宽学历要求，2020年起基本不再从应届毕业生中招聘。在职业院校实行高层次、高技能人才以直接考察的方式公开招聘；建立健全职业院校自主聘任兼职教师的办法，推动企业工程技术人员、高技能人才和职业院校教师双向流动。另一方面是职业教育教师培养方式的改革，重点在于提高职业教育教师的专业实践能力。具体举措如下：加强职业技术师范院校建设，优化结构布局，引导一批高水平工科学校举办职业技术师范教育；实施职业院校教师素质提高计划，建立100个“双师型”教师培养培训基地，职业院校、应用型本科高校教师每年至少1个月在企业或实训基地实训，落实教师5年一周期的全员轮训制度；探索组建高水平、结构化教师教学创新团队，教师分工协作进行模块化教学；定期组织选派职业院校专业骨干教师赴国外研修访学。

5.推进职业教育与培训一体化建设，消除管理体制障碍

20世纪90年代以来，追求职业教育与培训体系的一体化逐渐成为全球职业教育发展的.一股新趋势，最具典型代表的无疑是现代学徒制的复兴。

回顾历史，由于管理体制上的二元分离，职业教育与培训一直未能整合成完整的职教体系。在职业教育与培训体系中，招生、培养、就业、继续教育与培训等各个环节的管理均涉及教育行政部门与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然而，教育行政部门与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之间的职能交叉、条块分割现象仍较为严重。职前阶段，育人的教育体系与用人的劳动体系分离，时常导致职业教育人才供给与劳动力市场需求的不匹配；职后阶段，企业职工的继续教育与培训主要归劳动体系管理，教育体系对此参与不足。这也就不难解释为什么我国会出现现代学徒制与新型学徒制并存的尴尬局面。当务之急是，消除管理体制的障碍，对相关管理机构有机整合，制定统一的职业教育与培训发展规划，统筹管理我国技术技能人才培养培训工作。

基于上述背景，《方案》提出一系列针对性的改革举措。一方面，明确教育行政部门与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的职责范围，提高二者分工协作的水平。如在1+X证书制度试点工作中，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教育行政部门分别负责管理监督考核院校外、院校内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实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组织制定职业标准，教育行政部门依照职业标准牵头组织开发教学等相关标准。另一方面，完善国务院职业教育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统筹职业教育事业发展。国务院职业教育工作部际联席会议由教育、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发展改革、工业和信息化、财政、农业农村、国资、税务、扶贫等单位组成，国务院分管教育工作的副总理担任召集人。联席会议统筹协调全国职业教育工作，研究协调解决工作中重大问题，听取国家职业教育指导咨询委员会等方面的意见建议，部署实施职业教育改革创新重大事项，每年召开两次会议，各成员单位就有关工作情况向联席会议报告。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负责职业教育工作的统筹规划、综合协调、宏观管理，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在职责范围内，分别负责有关的职业教育工作。各成员单位做好相关政策配套衔接，在国家和区域战略规划、重大项目安排、经费投入、企业办学、人力资源开发等方面形成政策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