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军
民国史上有两个西北军，一个是冯玉祥的国民军，可称为大西北军或前西北军；一个是杨虎城的17路军，可称为小西北军或后西北军。大西北军中，又分正宗西北军和杂牌西北军，国民一军可称为正宗西北军，国民二、三军和后来加入的部队只能算杂牌西北军。
   
先说说大西北军： 
    西北军的形成最早可追溯到1912年。当时，袁世凯决定编练新的军队，命名为备补军，分前后左中右五路，任命他的亲信陆建章为左路统领。左路备补军又分前后左中右五营，陆建章起用他的内侄女婿、因参加滦州起义而被解职、此时正赋闲在家的冯玉祥任前营营长。
  冯玉祥上任之后，立刻到河北景县招了一营兵，佟麟阁曹福林等都是这次招来的，这个营就是后来那支庞大西北军的最初班底。 
    第二年，左路备补军扩编，冯玉祥升为团长，下辖三个营。冯再次出外，到河南郾城、周口一带招了一个团的兵，梁冠英吉鸿昌等都是这次招来的。
   
    由于朝中有人好做官，没多久，冯玉祥又升为警卫军（左路备补军改称）一师左一旅旅长，下辖两团七营。不久，又改称七师14旅旅长。1914年，14旅改为16混成旅，辖十营。由于该混成旅受中央直辖，属于独立作战单位，冯玉祥从此够上了小军阀级别。
  大西北军的框架到此基本形成。 
    袁世凯死后，陆建章逐渐失势，冯玉祥（字焕章）又不善于溜须拍马、行贿送礼，冯部的发展出现长达七年的停滞。直至1921年，由于其连襟、陕督阎相文（字焕章）再三推荐，曹吴才允许16混成旅扩编为11师，下辖两旅六团，冯任师长，张之江、李鸣钟分任旅长，宋哲元、刘郁芬、张维玺、孙良诚任步兵团长，鹿钟麟任炮兵团长，张树声任骑兵团长。
  不久，冯又先后兼任陕西督军、河南督军，部队得到进一步发展。 
     1922年，冯玉祥被调任陆军检阅使，使署下辖一个师（11师）加三个混成旅，冯仍兼11师长，鹿钟麟、刘郁芬分任旅长。张之江、李鸣钟、宋哲元任混成旅长。第二次直奉战争前，冯又扩编三个补充旅，孙良诚、张维玺、蒋鸿遇分任旅长。
   
     1924年，冯玉祥联合胡景翼、孙岳发动北京政变，组建国民军，冯任国民军司令兼一军长，胡景翼任二军长、孙岳任三军长。胡为老同盟会员，其部队多为原于右任的靖国军，曾在陈树藩麾下攻打过袁系陆建章，将其逐出陕西。后改投吴佩孚，再投冯玉祥，冯督陕时将胡部改编为陕军第一师。
  孙岳也是老同盟会员，参加过滦州起义和南方政府北伐，后加入直系，曾任曹锟卫队旅长，后改为15混成旅。奉系郭松龄兵败后，残部由魏益三率领加入国民军，为第四军；又有方振武部脱离张宗昌，加入国民军，为第五军。其中，一军实力最强，有六个师加二混成旅、二炮兵旅。
  师长分别是张之江、李鸣钟、宋哲元、鹿钟麟、刘郁芬和郑金声（原绥远部队），石敬亭、石友三分任混成旅长。部队达到15万人。 
     1926年，冯玉祥突然宣布下野、赴苏考察，部队交由张之江代管。冯在苏期间，奉、吴以及直鲁联军对国民军进行了大规模的围击。
  由于二、三军部队平素缺乏训练，政变后又扩军、收编太滥，部队不堪一击，很快就被奉吴打散。二军长岳维峻（胡景翼病故后接任）被阎锡山俘获到山西，四军魏益三叛变投吴，只剩下二军李虎臣、邓宝珊，三军杨虎城、庞炳勋，五军方振武在苦苦支撑。一军也被打得元气大伤，韩复榘、石友三叛变，15万人只剩下三万。
  见形势不好，冯玉祥赶紧从苏联赶回，于26年9月在绥远举行五原誓师，重组国民联军，接受国民党领导。由于北有苏联支持、南有广东政府声援，内有共产党的政治工作，加上冯玉祥的个人威信，西北军迅速恢复元气并扩大。三军因孙岳患病赴沪治疗，改由徐永昌率领；原四军副司令弓富魁率部改称六军。
  1927年，国民联军改称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下辖九个方面军，参加北伐。这段时间是西北军最鼎盛辉煌的时期。 
    北伐成功后，由于裁军问题，冯玉祥与蒋介石产生了矛盾，于是于1929年起兵反蒋，但因冯被阎锡山软禁，宋哲元等指挥部队，加之韩复榘石友三叛变投蒋，很快就被蒋介石打败。
  1930年，冯玉祥再度与阎锡山、李宗仁联合起兵反蒋，发起中原大战，但在蒋的纵横捭阖、分化瓦解之下，再次失败。这次，西北军被彻底打垮了，一个纵横驰骋20年的军事团体从此分崩离析、不复存在。西北军余部被缩编为宋哲元的29军和孙连仲的26路军，以及韩复榘、石友三投蒋部队。
  淮海战役时的八兵团（刘汝明部）和第三绥靖区（冯治安部）算是西北军的最后一点余脉吧。 
    再说说小西北军： 
    杨虎城是个贺龙式人物，从杀富济贫起家开始拉杆子，拉起了一支部队。参与过驱逐陆建章战役。陈树藩督陕时杨部被收编为陕军一个营。
  后参加靖国军，任支队司令。在阎、冯督陕期间，靖国军大部分投靠了直系（胡景翼就是这个时候投冯的），杨虎城坚决不投降，继续追随于右任，属于比较坚定的国民党人。后为了生存，暂时栖息于陕北军阀井岳秀处（类似朱德南昌起义后栖息于范石生），并出席了国民党一大。
  北京政变后，胡景翼任命老靖国军战友井岳秀为陕北国民军总司令，杨虎城为前敌总指挥。国民三军孙岳担任陕西督军后，杨虎城部被改编为国民三军第三师。1926年，国民军大部被讨贼联军打垮，镇嵩军刘镇华受吴佩孚指派，进军陕西，攻打西安。杨虎城应守城的陕西督军李虎臣邀请，协守西安，坚守古城八个月，终于等到了冯玉祥的援陕部队，把刘镇华彻底打垮，解了西安之围，杨虎城一战成名。
  1927年，杨部改编为冯玉祥第二集团军第10军，归鹿钟麟指挥，参加北伐。第一战就消灭了奉军万福麟（现全国政协副主席万国权之父）部两万余人。北伐胜利后，全国裁军，杨部被缩编为暂21师，归孙良诚指挥。1929年蒋冯决裂，由于不满冯排斥异己行为，杨虎城改投蒋介石，部队改称新14师。
  蒋唐战争期间，杨虎城突袭驻马店，击败唐生智，立了大功，被蒋擢升为7军长兼17师长。中原大战时，杨虎城趁机将7军扩编为三个师。打下洛阳后，杨虎城率部西返，蒋无奈之下只好将杨部升格为17路军，杨为总指挥兼陕西省主席。从此，17路军被称为西北军，队伍达到6万多人。
  1932年杨任西安绥署主任。西安事变后，杨虎城被逼出洋，17路军撤消，缩编为38军，陕西省主席孙蔚如兼军长。1938年孙蔚如升任31军团长，辖38军（赵寿山）和96军（李兴中），不久，改称第四集团军。1945年38军和96军合并为38军。1946年孔从周率38军起义，投奔晋冀鲁豫军区，被改编为西北民主联军38军，归陈谢兵团指挥。
  小西北军从此进入解放军行列。
 
  一、创办北方“黄埔军校”
    1925年8月，冯将军在“五卅”惨案后兴起的全国人民反帝爱国运动的影响下，在当时察哈尔省首府张家口市创办了西北国民革命军陆军干部学校，后被人们赞誉为北方“黄埔军校”。
      
    当时北京各大院校报名的学生有千余人，经体检和语文考试，共录取六百余人。另外还录取了少量天津、张家口等地的学生。  
    我当时同其他青年学生一样，不过是抱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普通爱国主义思想投笔从戎的。我们从北京西直门登火车西行，当晚到张家口车站，受到西北军将校军官教导队的热烈欢迎。
  
    我们北京去的六百余名学生，分成六个队，其中有三个步兵队，骑兵、炮兵、工兵各一队，队长由教导队的中校军官们担任。校长先是陈琢如，后是石敬亭；教育长先是何应时，后是姚骊祥。教官以保定陆军军官学堂毕业生为主，苏联顾问团的教官们主要负责骑兵学生队和炮兵学生队。
  这些教官、队长们，均由冯将军亲自审定，校址在原旧都统府对面的营房内。
    冯将军对我们这些大学生新兵的伙食格外重视。当时，因北洋政府克扣西北军的军饷，故一般官兵的伙食很差，很少吃细粮和肉食。但是，他规定军校以细粮为主，每周要吃一两次肉。
  他经常突击检查学生灶，询问我们对伙食的意见。一次，他到步兵队灶上吃饭，发现馒头不熟，便当场把伙食管理员叫到学生面前，令卫兵打几军棍，并责令队长立即整顿炊事班。他每周总要给各队伙食管理员训一次话，说：“学生们离乡别父母，我们做长官的就是他们的父母，我们一定要想办法让学生们吃好，让他不要想家，安心学习军事技术。
  ”
    我们的教学内容主要分两大类，一是精神教育，二是军事教育。
    冯玉祥很重视官兵的精神教育，他一贯注重反帝、反军阀的爱国主义教育，而且很具体。比如我们一入学，便穿上西北军的灰布军装，每人发一臂章，上写“不扰民，真爱民，誓死救国”。
  每周一、三、五早操后，他要向全校师生训话，说现在国内的大小军阀正成为各帝国主义的鹰犬，所以咱们西北军要以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建国大纲》、《建国方略》为依据，完成中华民国建立共和国的伟业。
    他还采纳苏联顾问团的建议，每晚给学员上俄语课，开设《帝国主义》、《中国与苏联》的理论课。
  如顾问团团长仁江大将及其他顾问向我们系统讲述苏联十月革命前后的变化，以及沙皇俄国等帝国主义国家如何蚕食中国的历史。这些内容，对我们学生来说很受启发。后来，根据仁江的建议，学生队还各选几名学生到苏联参观学习。
    冯信仰基督教，人们说他是基督将军。
  所以他在讲话中，经常用基督教教义，如“爱人如己”、“舍己济人”等思想，对我们进行他常挂在嘴上的精神教育。他还规定，我们学生各队必须在每星期日到旧都统府里做礼拜，听取牧师讲基督教教义。尤其是每周一次的长途负重行军时，他必让牧师随各队前往。因此，许多学生都经过洗礼，加入了基督教。
  
    军事教育课程，一是各军事课程，二是直接由冯将军上大课，讲他如何带兵打仗的经验。
    军事课程有步兵操典、兵役法、筑城学、射击教范、航空战术、炮兵战术、应用战术、野外勤务等十几门课程。教科书是当时武学书局根据日本、德国的军事教材而改编出版的。
  
    冯将军非常重视理论与实战、战例相结合的灵活教学方法。他带兵打仗多年，摸索出一套完整的所谓三阶段七步骤的方法，在我们军校中详细讲授。三阶段：(1)课堂讲授；(2)操场演练；(3)野外实习。七步骤：(1)我(即教官)做给你(即学员)看；(2)你做给我看；(3)我给你讲评；(4)我再做给你看；(5)你再做给我看；(6)我再给你讲评；(7)你再做给我看。
  这个教学方法，行之有效，操作性强。
    为便于学员掌握各种军事技术要领和遵守军纪，冯将军还令军法处长薛笃弼等人编写了各种易于上口的歌曲或顺口溜。如《射击要领歌》、《利用地形地物歌》、《行军纪律歌》等。为了让我们珍惜子弹，他还让我们在军服衣襟处缝一布条，宽三公分，长五公分，上写“一粒子弹当着全军性命看”。
  每逢野外实习或急行军时，他总是叮嘱大家不要踏坏老百姓的庄稼，凡违反者，轻者罚款，重者打军棍或关禁闭。
    如何带兵打仗，这是他常讲的一个课题。他说，说难也难，说易也易，关键是三个字，“得兵心”。他说《孙子兵法》十三篇，讲得最要紧、最核心的东西，就是如何得兵心这三个字。
  他说，打仗是官兵一起在枪子中拼性命的事情，所以官兵同生死、共患难的精神不是一朝一夕就有的，而是经过长时期的耐心培养才产生的。其中，关键是做长官的要爱兵如子。他经常打比方说，兵犹如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关键是长官要得兵心。他要求我们这些将来要当军官的学员，学习古代圣人的“三礼二不要”：
    “三礼”：雨不张伞，夏不挥扇，冬不衣裘。
  
    “二不要”：兵饭未熟，将不要先食；兵未入室，将不要先入。
    这个“三礼二不要”，冯将军确实做了表率，赢得了广大西北军将士的信赖。
    在校学习期间，我们学生队还参加了攻打天津的战役。1925年11月底，冯玉祥与奉系将领郭松林密商反对张作霖向日本帝国主义出卖东北主权的行为。
  当时，冯军向守天津的奉系李景林部进攻，以配合郭部行动。我们三个步兵学生队由张家口开赴天津郊外，归西北军第一师指挥。我则由步兵二队临时分到爆破队，每天由苏联顾问给我们讲授地雷掩埋、引爆等技术。但未等参加实战，天津便被我们西北军攻占了，我们学生队仍返回张家口军校学习。
  
    1926年3月，北洋各派系军阀联合发起所谓“倒冯讨赤”的军事行动，冯军在鹿钟麟的指挥下，打退直奉联军的进攻后，主动退守北京近郊南口一线。
    当时，冯已通电下野，决定去苏考察。20万西北军官兵在总司令张之江的指挥下，在南口一线，利用天险，构筑坚固工事，埋布地雷，准备决一死战。
  于是，北洋各派系军阀派来的政客以各种名义络绎不绝地来到张家口，探听西北军的虚实。当时，军校领导为了掩盖西北军后方的空虚．便令我们学生分散各处，让军乐队每日吹吹打打，举行假阅兵式，以此虚张声势，迷惑敌人。
    1926年8月，学校准备毕业考试时，西北军在南口一线不敌直奉联军进攻，加上山西阎锡山的晋军又从大同企图偷袭西北军的后路，形势危在旦夕。
  此时，学校被迫取消毕业考试，全校随大部队撤往包头。张之江在毕业典礼上说：“这次撤退是对你们最好的毕业考试。凡是没有中途逃跑的，没有掉队的，都是毕业考试合格的爱国军人，一律发给毕业证书，授以军官衔。”当时，学生只有二百多，由步兵科主任何正权率领西撤。
  
    同年9月，我们抵达内蒙古五原县，我被分配到西北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十七混成旅当见习少尉，不久，我即调任军部副官处上尉副官。
    二、“九一七”新生命
    1926年9月初，冯将军得知西北军在南口一线失守的消息，立即由苏联返回西北。
  当时，西北军已溃不成军，孙殿英部投靠了山西阎锡山。但是，冯将军毫无怯懦退隐之意，于9月17日在五原县风沙呼啸的旷野上，集合部队，宣誓就任国民党西北革命国民军联军总司令，率部集体加入国民党，发表了震惊中外的五原誓师宣言——坚决响应广州革命政府的北伐号召，南北夹击，出兵陕、豫，打倒帝国主义支持的北洋军阀政府。
  他带领我们数万官兵在旷野中对天发誓：“国民军之目的，以国民党孙中山之三民主义，唤起民众，打倒帝国主义，铲除卖国军阀，不达目的不止。此誓，冯玉祥。”接着，我们数万官兵各呼自己的名字。
    我见过冯总司令的印鉴，是十三公分见方的铜印。印文是三行并列的九个篆体字：“国民军联军总司令印”。
  
    当时，冯将军除四处派人千方百计地联络失散的旧部和打通各方面的关系，一方面解决兵员和西北军当时无粮、无冬衣、无枪弹的困境，另一方面则集中全力解决因溃败而导致的全军军心涣散、纪律松懈等内部问题。他接受苏联顾问的建议，提出了当时著名的“军队政治化”的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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