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学者，很少有不注意《红楼梦》其书的。陈寅恪也不例外。早在青少年时期，他就关注《红楼梦》，同时也关注晚清以后还很走红的红学一科。说来此事还与他的家学渊源有关。他的伯舅俞明震，字恪士，晚清翰林俞文保的公子，能诗，有胆略，重情义，与寅恪父执散元老人不仅是姻亲关系，性格上也极相投。
  寅恪少年时期住在南京，与俞家比邻而居，自然受其影响。直到晚年他还特别回忆起这段往事：“寅恪少时家居江宁头条巷。是时海内尚称艾安，而识者知其将变。寅恪虽年在童幼，然亦有所感触，因欲纵观所未见之书，以释幽忧之思。伯舅山阴俞斛斋先生明震同寓头条巷。
  两家衡宇相望，往来便近。俞先生藏书不富，而颇有精本。如四十年前有正书局石印戚蓼生抄八十回石头记，其原本即先生官翰林日，以三十金得之于京师海王村书肆者也。”（注：《柳如是别传》第一章“缘起”，上册第2至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而红学闻人俞平伯，很早以前就与寅恪先生结下了文字因缘。
  说来也巧，俞平伯的研究《红楼梦》，与戚本也有直接的关系。学者中俞先生是最早称引戚序本《石头记》的（注：俞平伯1921年与顾颉刚通信讨论《红楼梦》，第二封信就提到了戚序本：“我想有正书局抄本《石头记》，八十回后无文无目，却是原书真面目。”这里所说有正书局抄本，就是戚蓼生序本。
  参见《俞平伯论红楼梦》第6页，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而且曾对戚本和脂评庚辰本、己卯本、甲戌本，以及甲辰本、程高本等作过文字上的比堪（注：俞平伯整理校勘的《红楼梦八十回校本》，就是以有正本作底本的。看他的解释：“用它做底本，却为事实所限，一则由于易得，便于丹黄涂抹；二则它也最完整。
  ”明显是说他使用的是自家的家藏本。《红楼梦八十回校本序言》，《俞平伯论红楼梦》第893页）。
　　
 作者： liulizhong   回复日期：2005-5-23 21:16:00  
　　一
　　 1928年寅恪先生和俞平伯先生同在北京，寅恪任教于清华国学研究院，俞平伯原执教燕大，这一年的十月也来到清华，在大学部中文系担任讲席。
  当时寅恪先生正在研究韦庄的《秦妇吟》，故请平伯先生以小楷抄录《秦妇吟》长卷，并注明流传本文字的异同。俞并写有跋语：
　　 余与寅恪倾盖相逢，忘言夙契。同四海以漂流，念一身之憔悴，所谓去日苦多，来日大难，学道无成，忧生益甚，斯信楚囚对泣之言，然不自病其惑也。
  今岁丁香开后，嘱写此篇。明知字迹尘下，无以塞命，惟念古今来不乏鸿篇巨制，流布词场，而寅恪兄乃独有取于此，且有取于稚弱之笔法，则其意故在牝牡骊黄之间也。中和癸卯后千有四十五年岁次戊辰春三月俞平伯写跋于北京。（注：参见蒋天枢撰《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增订本）第69至7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
  ）《秦妇吟》是寅恪先生生平最重视的一篇作品，曾前后三次校笺，每次均有所增补。第一次在1936年，题目是《读秦妇吟》（后改为《秦妇吟校笺》；第二次1950年，题目作《秦妇吟校笺旧稿补正》；第三次是最后之定稿本，题目作《韦庄秦妇吟校笺》，收入1980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之文集本《寒柳堂集》。
  请俞平伯书写长卷，可使我们追溯先生对韦庄此作发生特殊兴趣的初始之期，以及当时的理解。所以第一次校笺之时，寅恪先生提及：“戊辰之春，俞铭衡君为寅恪写韦端己秦妇吟卷子，张于屋壁。八年以来，课业余暇，偶一讽咏，辄若不解，虽于一二字句稍有校释，然皆琐细无关宏旨。
  ”（注：陈著《韦庄秦妇吟校笺》，《寒柳堂集》第11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那么“宏旨”何在？就在于：“端己之诗，流行一世，本写故国乱离之惨状，实触新朝宫阃之隐情。所以讳莫如深，志希免祸，以生平之杰构，古今之至文，而竟垂诫子孙，禁其传布者，其故傥在斯欤？傥在欺欤？”（注：陈著《韦庄秦妇吟校笺》，《寒柳堂集》第12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
  ）实际上平伯对陈之寓意已微有所知，故前面跋语写得非常含蓄，只是说“其意故在牝牡骊黄之间也”。
　　 同是1928年这一年，陈寅恪也为俞平伯先生做了一件值得一书的事，就是应平伯之请，他为俞曲园的《病中呓语》写了一篇跋，时间也是在“春三月”（注：均见陈寅恪《俞曲园先生病中呓语跋》，《寒柳堂集》第146至147页。
  ）。经学大师愈樾（曲园为号）的《呓语》作于晚清庚子、辛丑（1900至1911）之时，对后来家国政局的事变颇多预见性，因而为士林所传诵。寅恪认为这种现象并不奇怪，因此在跋语中申而论之道：“人事有初中后三际（借用摩尼教语），犹物状有线面体诸形。其演嬗先后之间，即不为确定之因果，亦必生相互之关系。
  故以观空者以观时，天下人事之变，遂无一不为当然而非偶然。既为偶然，则因有可以前知之理也。”（注：均见陈寅恪《俞曲园先生病中呓语跋》，《寒柳堂集》第146至147页。）又说：“当时中智之士莫不惴惴然睹大祸之将届，况先生为一代儒林宗硕，湛思而通识之人，值其气机触会，探演微隐以示来者，宜所多言中，复何奇之有焉！”（注：均见陈寅恪《俞曲园先生病中呓语跋》，《寒柳堂集》第146至147页。
  ）真可以说，知俞樾者寅恪也。跋文还提到与俞平伯的思想交往：“尝与平伯言：‘吾徒今日处身于不夷不惠之间，托身于非驴非马之国，其所遭遇，在此诗第二第六首之间，至第七首所言，则藐不可期，未能留命以相待，亦姑诵之玩之，比诸遥望海上神山，虽不可即，但知来日尚有此一境者，未始不可以少抒忧生之念。
  然而其用心苦矣。’”（注：均见陈寅恪《俞曲园先生病中呓语跋》，《寒柳堂集》第146至147页。）还说：“此诗末首曰：‘略将数语示儿曹。’然则今日平伯之录之诠之者，似亦为当时所预知。此殆所谓人事之当然而非偶然者欤？”（注：均见陈寅恪《俞曲园先生病中呓语跋》，《寒柳堂集》第146至147页。
  ）可见陈、俞二人的文字因缘并思想之默契，固有存于文字及话语之外者。
　　 所以当1954年俞平伯与胡适一起遭受诬枉之灾，谨慎如寅恪先生也禁不住要为他的老友一辩。这就是写于同年的七律《无题》：
　　 世人欲杀一轩渠，弄墨然脂作计疏。
　　 呙子吠声情可悯，诅公赋芋意何居。
  
　　 早宗小雅能谈梦，未觅名山便著书。
　　 回首卅年题尾在，处身夷惠泣枯鱼。（注：《陈寅恪诗集》第88至89页，清华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研究者有的认为“轩渠”指胡适，实则此典更适合俞平伯的身份特点。《后汉书·蓟子训传》载：“儿识父母，轩渠笑悦，欲往就之。
  ”（注：《后汉书·蓟子训传》：“尝抱郑家婴儿，故失手坠地而死其父母惊号怨痛，不可忍闻，而子训唯谢以过误，终无他说，遂埋藏之。后月余，子训乃抱儿归焉。父母大恐，曰：‘死生异路，虽思吾儿，乞不用复见也。’儿识父母，轩渠笑悦，欲往就之，母不觉揽取，乃实儿也。
  ”参见中华书局校点本《后汉书》第十册，第2745页。）俞平伯1949年以后对新的政权是认同的，而且似乎焕发了致力于学术的积极性，写作与研究格外勤奋。《红楼梦简论》、《读红楼梦随笔》等都成稿于那一时期。轩渠欲就父母怀抱的小儿情态，颇似俞平伯对新政权所采取的亲近态度。
  诗的最后两句有小注：“昔年跋春在翁有感诗云‘处身于不夷不惠之间’。”俞樾室名“春在堂”，所著书称“春在堂全书”，因此“春在翁”自是指俞曲园无疑，可证此诗的具体所指为俞平伯。当然三四两句，如说也将胡适之包括在内，同样解释得通。第三句“呙子”后有注：“太真外传有康国呙子之记载，即今外人所谓‘北京狗’，吾国人则呼之为‘哈巴狗’。
  元微之梦游春诗‘娇娃睡犹怒’与春晓绝句之‘圭儿撼起钟声动’皆指此物，梦游春之‘娃’乃‘圭’字之误，浅人所妄改者也。”（注：陈著《元白诗笺证稿》第四章“艳诗及悼亡诗”，释证“洼儿”、“呙子”及“娇娃”和“娇娃”甚详，可参看该书第9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寅恪对批俞以及批胡适之不满，溢于言表，甚至用了责詈挖苦的词语。五、六句“早宗小雅能谈梦，未见名山便著书”，也是指俞平伯年轻的时候就发表诗作及研究《红楼梦》（注：俞平伯的《红楼梦辨》写于1921年，当时只有22岁；1923年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也只24岁。
  而开始发表新诗，在1918年，才19岁。参见孙玉蓉编著的《俞平伯年谱》，《俞平伯全集》第10卷，第434至453页，花山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当时还很幼稚，并没想到传之后世。尤可见批俞是以强凌弱，实不应该。试想，以平伯先生善良纯真之才性，也逃不脱遭受大规模批判的命运，岂不是“世人欲杀一轩渠”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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