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你一个最简单的答复，哈哈。 卧榻情结，即“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的情结， 通俗一点来讲，就是“自己活，不让别人活”的行事原则。
燕云十六州的割让，可能是晚唐以后，五代十国时期最重大的历史事件，它直接影响到了此后四百年间中国历史的格局。 公元936年，后唐帝国的河东节度使石敬瑭，起兵叛乱。他以割让长城以南的燕云十六州为代价，请求塞外的辽国施以援手。辽国的太宗皇帝耶律德光大喜，不惜御驾亲征，帮助石敬瑭打败了后唐军队。
随后，辽国皇帝册封石敬瑭为中国皇帝，国号后晋。当时，时年四十 七岁的石敬瑭为了表达自己感激涕零的心情，主动拜认比自己整整小了十岁、时年三十七岁的辽太宗耶律德光为“父”，自称为“儿”。大约是不如此作为，心里就实在过意不去的意思。并立即将燕云十六州交割给了辽国（14）。
从而，完成了中国历史上，让人最不好意思说出口的一桩交易。而且，还给儿皇帝这个词，找到了一个准确的定义与出处。在整个世界历史上，这大约是独此一份。 燕云十六州所辖的土地东西约六百公里，南北约二百公里，全部面积差不多为十二万平方公里。它们是：幽州，即今日之北京，当时称为燕京，又是辽帝国的南京；蓟州，即今日之天津的蓟县；?荩唇袢蘸颖钡暮蛹洌荒荩唇袢蘸颖比吻穑讳弥荩袢蘸颖变孟兀惶粗荩袢毡本┟茉疲凰持荩袢毡本┧骋澹恍轮荩袢蘸颖变寐梗绘Ｖ荩袢蘸颖被忱矗蝗逯荩袢毡本┭忧欤晃渲荩袢蘸颖毙辉浦荩袢丈轿鞔笸挥χ荩袢丈轿饔ο兀诲局荩袢丈轿麇厩澹凰分荩袢丈轿魉废兀晃抵荩袢蘸颖蔽迪亍０私裉毂本⑻旖颉⒑颖蔽鞅辈亢蜕轿鞔笸芪У拇蟛糠滞恋兀?5）。
翻开历史地图，我们就会发现，燕云十六州实际上囊括了当时中国东北部与北部地区最重要的险关要塞与天然屏障。这一地区的丧失，使本地区的长城及其要塞完全失去作用，敌人已经越过它，直接进入了中国本土，致使整个中原地带门户大开，华北大平原全部裸露在北方游牧民族的铁蹄之下。
从新划定的边防第一线，到当时的中国首都汴梁，即今天的河南开封，八百公里间，一马平川，没有任何一个关隘和险要之地可以阻挡骑兵大兵团的冲击。从此四百年，中国完全失去了军事上的战略主动地位。 作为卓越的军事家、战略家，赵匡胤完全了解燕云十六州的重要地位。
但是，出于现实的考虑，他相当理性地制定了先易后难、先南后北的战略规划。他必须先统一中国本土，然后才能积聚力量，考虑夺回燕云地区。 当时，宋朝的总兵力不到二十万人，以步兵为主；所辖人口九十七万户，大约在四百万人上下；财政状况不算太好，“帑藏空虚”；难以支撑大规模军事行动。
辽国人口大约也在四百万左右，军队总数为三十万人，以骑兵为主。双方力量对比，显然是宋弱辽强。 为此，皇帝专门设立了一个机构叫“封桩库”，其职能就是将每年的财政盈余不准挪做别用，全部存储起来，作为收复燕云的专项资金，由皇帝本人亲自掌握。赵匡胤的设想有两套：一是积蓄足够多的数量后，与辽国交涉，将这一地区赎买回来；如果不行，就散尽这笔钱，招募勇士，以武力夺回来。
这段话，要是用文言讲出来的话，相当铿锵：“朕将散滞财，募勇士，俾图攻取耳！”皇帝还打了这么一个算盘:“辽兵数次侵扰边境，如果我用二十匹绢的价格收购一名辽兵的脑袋，辽国精兵大约十万人。费我二百万匹绢，就可以把他们灭干净了”。（16） 到公元975年前后，宋朝已经基本统一了中国本土，所辖人口达三百零九万户，一千多万人口；军队总数将近四十万人。
赵匡胤底气十足，跃跃欲试。可惜，英雄暮年。上天没有给他留出足够长的时间，使他四十九岁正值英年就死掉了。否则，以他的才略，收复燕云应该说不是完全没有可能。 他死后，他的弟弟赵光义继承了皇位，是为大宋帝国的第二任太宗皇帝。赵光义对辽国发动了两次大规模进攻，都以全军覆没的惨败告终。
其中有一次，太宗皇帝御驾亲征，在今天北京西直门外面的高梁河一带，与辽军展开大会战。结果，大败。激战中，赵光义腿部受伤，坐在一辆驴车上狂奔，方才逃脱了性命。史书上说，皇帝“仅以身免”。就是说，几万大军打没了，皇帝是一个人逃回来的。 就这样，赵匡胤终于在念念不忘的“卧榻”之侧，留下了一只酣睡的怪兽。
一个半世纪以后，他的一个轻佻子孙，漫不经心地捅醒了这只怪兽。结果，在它的咆哮声中，整个大宋帝国轰然倒地。当然，这已经是后话。 此时，变换一个角度观察，我们会发现，上面的讨论实际上仅仅说明了事情的一个侧面。如果回到赵匡胤的“卧榻”情结上去，我们就会看到：大宋帝国开国之初，整个被笼罩在这个情结的阴影之下。
直接的证据是，在帝国最为重要的几项基本国策上，全部都能看到它的影子。这个心结不停地释放能量，最终，终于演变成了帝国上述的矛盾状态，并使燕云恢复变成了几乎没有可能实现的朝代夙愿。 事实上，“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的情结，在中国历朝历代的帝王身上都根深蒂固地存在着。
举凡每一次改朝换代的尸积如山血流成河，举凡每一次皇家内部的骨肉相残，举凡每一次围绕权位的殊死搏斗，无不植根于这个情结。从它直到今天仍然影响着中国人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来看，它可能是构成中国政治、文化传统的一个基本元素或者遗传基因。因为，事实上，这个情结存在于每一个具有广义“政治”抱负的中国人心中。
要证明这一点，事例极多。比如，在官场、职场、商场甚至任何地方，每当面对利益冲突的关键时刻，中国人对竞争对手甚至对合作伙伴便会表现得特别无情，必欲置别人于死地而后快；为此经常不留余地，不计后果。在我们今天的生活周围和各种媒体上，此种情形大约称得上触目皆是。
事实上，直到今天，中国人的许多行为，仍然基本上遵循着“自己活，不让别人活”的原则行事。“双赢”或“多赢”哲学并非中国人的思想成果与信条。作为近些年打开国门后的舶来品，许多证据表明，中国人可能至今尚未学会在这种状态中生存。原因并不复杂。因为，我们这个民族，在对异己“斩草除根”、“斩尽杀绝”之类的理论与实践中，生活得实在太久了，可以追溯到很久很久以前。
至少在春秋战国时代“赵氏孤儿”的故事发生之前很久，我们就已经按照这样的信条在生活了。以至于到后来，我们已经很难将产生这种信条的土壤与这种信条本身区别开来了。因此，赵匡胤具有这样的情结一点都不奇怪。相反，假如他没有这种情结的话，那反倒是很令人诧异的事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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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简单一点“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就是赵匡胤第一个说出来的。南唐后主愿意称臣，老赵不答应，就是这么回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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