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同解除权（1）

法定解除权规定在《合同法》第九十四条中，在合同履行过程中，一旦有法律规定的情形产生，即“不可抗力导致合同目的不能实现;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合同任意一方即可援引该条主张合同解除，且不必因此承担违约责任。

但是，实践中经常存在当事人在拟定合同之初即排除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的行使：如合同约定，“在本协议履行期间，一方不得以任何原因和形式终止合同的履行。”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合同履行过程中，确实出现合同法规定第九十四条的情形、合同目的完全无法实现，该合同中约定排除法定解除权的条款是否有效?

实际上，对此问题实践中存在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尊重当事人的合同约定是实现契约自由的根本体现，因此合同约定有效，当事人不享有法定解除权。然而，技术许可合同、技术转让合同常常不仅涉及初始知识产权、改进后知识产权的权属和使用问题，更可能涉及因此产生的保密条款效力存续、相关产业的生产经营等等，如若因一方重大违约，导致约定的合同目的已经无法实现，合同另一方仍然无法援引第九十四条法定解除权将合同解除，明显与公平原则相悖，有违双方约定本意。

司法实践中法院也支持了第二种观点。在深圳市宏达益生医疗设备有限公司与广东骏马精密工业有限公司技术委托开发合同纠纷一案中，广东高院认为：

涉案两公司签订的《设备开发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且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对双方均具有法律约束力，双方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根据约定，提供合格设备是宏达益生公司的合同义务，其开发的成果需要委托方骏马公司验收合格。宏达益生公司一直未能举证证明其在交付近两年时间内已交付合格设备。骏马公司的合同目的不能实现，其享有法定解除权，即享有仅凭法定事由作出的意思表示即可使双方现有的法律关系消灭的权利，不能以协议约定排除，其发函要求解除合同合理合法。据此，广东高院对原告解除案涉合同的主张予以支持。

故此，笔者认为，在尊重契约自由的基础之上，亦不应偏废公平原则。在判断合同双方当事人协商一致的相关条款时，不能一味照本宣科，在合同目的已经无法实现的情况下，武断适用双方约定排除法定解除权的条款，若此，看似在司法实务中“节省”力气，“顺应”当事人意愿，实则造成更大的不公平。

合同解除权（2）

在一方严重违约的情况下，若合同目的无法实现，约定排除解除条款将有悖公平;

协议约定条款与约定解除相冲突时，避免简单适用文意解释;

字面上包含合同无效的构成要件，不能武断判断合同自始无效而排除合同解除权的适用。

依据合同解除权产生的条件不同，合同解除分为约定解除和法定解除，规定在《合同法》第九十三条和第九十四条中。约定解除是指当事人可以通过在合同中约定，由一方当事人行使解除权导致合同解除。而法定解除则相反，一般是法律直接规定解除的条件完备时，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而无需获得对方同意。

知识产权类合同的商谈和拟定过程中，约定解除权的构建和法定解除权的适用影响深远。因此导致的合同违约，以及进而产生的巨额违约金赔偿，极有可能成为压死“违约方”的最后一根稻草。本文中，笔者将从合同约定解除权、法定解除权的约定适用出发，探讨因此产生的系列问题。

合同解除权（3）

约定解除权规定在《合同法》第九十三条，当事人可以在合同中约定一方解除合同的条件，若条件成就，解除权人可以解除合同。但是，实践中也经常遇到，合同中不仅约定了解除条件，比如，“乙方若有……的行为，则甲方有权解除合同”，同时，合同中还存在排除法定解除权适用的条款，比如，“在本协议执行期内，甲方不得以任何原因终止本协议的履行”。在这样的情况下，若乙方存在重大违约行为，如何适用合同解释方法解释冲突条款就成为关键。

合同解释方法通常有文意解释、体系解释、目的解释、历史解释四种方法，规定在《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五条中。显然，存在明显冲突的合同条款时，简单的适用文义解释原则，不能正确、充分、真实地反映合同订立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在上述案例中，根据全部合同条款，双方之所以在条款中约定了解除条件，是因为相关技术的使用和许可对一方至关重要，另一方违反该条款将会造成合同目的无法达成和严重违约的后果。

故，在理解“甲方不得以任何原因终止本协议的履行”这一合同条款时，适用体系解释方法更为适当，也就是把甲乙双方约定的全部合同条款和构成部分看成统一整体，从各条款及构成部分的相互关联、所处的地位和整体联系上理解双方意图达成的意思表示。当然，按照解释方法顺位，也可继续适用合同目的解释方法，冲突条款应当适用于合同目的，对于合同整体目的、部分合同目的和合同条款的目的予以兼顾。

笔者认为，知识产权类合同的草拟和成立，往往不仅仅是呈现在合同条文上的语言文字，更有双方利益权衡、谈判、交易过程、交易习惯等综合因素为背景，司法审判者在试图就合同条款进行解释的过程中，应顺位适用合同解释方法，才能真正保护当事人合法利益。

合同解除权（4）

在一方严重违约的情况下，若合同目的无法实现，约定排除解除条款将有悖公平;

协议约定条款与约定解除相冲突时，避免简单适用文意解释;

字面上包含合同无效的构成要件，不能武断判断合同自始无效而排除合同解除权的适用。

依据合同解除权产生的条件不同，合同解除分为约定解除和法定解除，规定在《合同法》第九十三条和第九十四条中。约定解除是指当事人可以通过在合同中约定，由一方当事人行使解除权导致合同解除。而法定解除则相反，一般是法律直接规定解除的条件完备时，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而无需获得对方同意。

知识产权类合同的商谈和拟定过程中，约定解除权的构建和法定解除权的适用影响深远。因此导致的合同违约，以及进而产生的巨额违约金赔偿，极有可能成为压死“违约方”的最后一根稻草。本文中，笔者将从合同约定解除权、法定解除权的约定适用出发，探讨因此产生的系列问题。

合同解除权（5）

法定解除权规定在《合同法》第九十四条中，在合同履行过程中，一旦有法律规定的情形产生，即“不可抗力导致合同目的不能实现;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合同任意一方即可援引该条主张合同解除，且不必因此承担违约责任。

但是，实践中经常存在当事人在拟定合同之初即排除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的行使：如合同约定，“在本协议履行期间，一方不得以任何原因和形式终止合同的履行。”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合同履行过程中，确实出现合同法规定第九十四条的情形、合同目的完全无法实现，该合同中约定排除法定解除权的条款是否有效?

实际上，对此问题实践中存在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尊重当事人的合同约定是实现契约自由的根本体现，因此合同约定有效，当事人不享有法定解除权。然而，技术许可合同、技术转让合同常常不仅涉及初始知识产权、改进后知识产权的权属和使用问题，更可能涉及因此产生的保密条款效力存续、相关产业的生产经营等等，如若因一方重大违约，导致约定的合同目的已经无法实现，合同另一方仍然无法援引第九十四条法定解除权将合同解除，明显与公平原则相悖，有违双方约定本意。

司法实践中法院也支持了第二种观点。在深圳市宏达益生医疗设备有限公司与广东骏马精密工业有限公司技术委托开发合同纠纷一案中，广东高院认为：

涉案两公司签订的《设备开发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且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对双方均具有法律约束力，双方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根据约定，提供合格设备是宏达益生公司的合同义务，其开发的成果需要委托方骏马公司验收合格。宏达益生公司一直未能举证证明其在交付近两年时间内已交付合格设备。骏马公司的合同目的不能实现，其享有法定解除权，即享有仅凭法定事由作出的意思表示即可使双方现有的法律关系消灭的权利，不能以协议约定排除，其发函要求解除合同合理合法。据此，广东高院对原告解除案涉合同的主张予以支持。

故此，笔者认为，在尊重契约自由的基础之上，亦不应偏废公平原则。在判断合同双方当事人协商一致的相关条款时，不能一味照本宣科，在合同目的已经无法实现的情况下，武断适用双方约定排除法定解除权的条款，若此，看似在司法实务中“节省”力气，“顺应”当事人意愿，实则造成更大的不公平。

合同解除权（6）

合同无效即是指合同因欠缺严重的生效要件，致使合同当然不发生效力，效力自始无效，《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了五种导致合同无效的情形，即“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损害社会公共利益;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与合同无效不同的是，因一方违约造成的合同终止，合同自解除之日起对双方丧失效力，也就是说，在解除日之前，合同持续有效，约定达成的协议条款对双方依旧有约束力。

那么，如果“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被合同双方当事人列为约定解除条款，约定情形发生，如何理解合同效力和约定条款呢?

笔者认为，一方面，若合同中存在上述约定，且一方当事人因“违反法律强制性”触发约定解除情形，另一方当然享有合同解除权。此时不能因一方当事人“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而判定整个合同自始无效，从而排除有解除权的当事人行使解除权，甚至认为解除权的行使构成合同违约。另一方面，“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导致合同无效，是指双方当事人订立合同目的、订立合同内容都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而不是指一方当事人出现“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行为，导致约定合同无效，更不能据此排除享有解除权的合同当事人解除合同。

契约自由是近代民法三大基本原则之一。然而，司法实践中，法官作为居中裁判，无法真正还原合同签订时双方签订的情形，也无法完美、精准寻求双方利益平衡的中点。正因如此，司法审判者不能一味倚重某一原则、某一方法，忽视合同拟定、履行实际是有机、动态的过程，简单裁判。

注释：[1](20XX)粤民申5840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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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解除权（7）

合同的单方解除权

当我们说到合同的单方解除权，首先要从合同解除说起。广义上说，合同解除是在合同有效成立之后，没有履行或者履行完毕之前，当事人双方通过协议或者一方行使解除权的方式，使合同关系提前消灭。它包括双方协议解除和单方行使解除权解除两种情况，即单方解除权的行使是合同解除的一种方式。狭义的合同解除仅指单方行使解除权的解除，即当事人一方行使法定的或约定的接触权，使合同的效力消灭。我国《合同法》关于合同解除的含义及立法体例指的是广义的合同解除，即我国《合同法》规定的单方解除权的行使是我国合同解除的方式之一。关于合同的单方解除权，我国民法学界对于单方解除权的行使和解除之后效力问题一直观点不一，在实践中存在着诸多问题，使得合同关系当事人屡屡诉诸法院。 根据我国 《合同法》的规定，合同的单方解除权包括约定解除权和法定解除权两种类型。约定解除权根据合同双方当事人的约定而发生的解除权。此种解除权往往事前约定：主要指在履行合同过程中，若发生了一定情形时，一方或双方当事人享有解除合同的权利。对于约定解除，我国 《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解除合同的条件，解除合同的条件成就时，解除权人可以解除合同”。即约定解除的发生条件是双方当事人事先约定的，只要在履行合同过程中，该条件成就了，符合双方当事人合同约定的解除条件，当事人便可行使单方解除权。

法定解除权是指由法律直接规定了解除合同的法定事由而发生的解除权。其实关于单方法定解除，我国《合同法》有较详细的规定。

《合同法》第94条第九十四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

（一）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

（二）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

（三）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

（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

（五）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

其中一、二、四项要求已构成了不能实现合同目的，故非违约方不须经催告即可解除合同，而第三项则要求必须经过催告。其中第五项“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是个兜底条款，包含了《合同法》分则及其他法律规定的解除情形。法定解除权又可分为任意解除权和一般解除权，《合同法》分则中规定的承揽合同的定做人、委托合同和不定期租赁的双方当事人等

均享有任意解除权。

《合同法》第97条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也就是说当依据法律规定行使了合同解除权之后，也相应地获得了其他法律权利。需注意的是因违约发生的解除权，非违约方一方面可以要求解除合同，另一方面可以要求违约方承担违约责任，但这里的违约责任仅指法定违约责任，并非合同双方约定的违约责任。

让我们来看一个案例。

2008年,在外经商的余某打算回村创业,他选定了发展灵芝栽培。但养灵芝首先得有土地。通过族人牵线,余某与村民陆某等几户村民签订了承包合同。由余某承包陆某等几户村民名下的7亩闲置土地。

按照合同约定,陆某等人负责将各自的闲置土地平整；以方便余某使用。7亩闲置土地承包期为3年,到期后可以续租。租金每亩450元,每年一付。一旦余某逾期不支付租金,陆某等人有权终止合同。

2008年年底,合同签订后,余某应陆某等人要求,提前足额支付给陆某等人2009年一年的土地租金。陆某等人承诺,开春后将对土地进行整理。谁料想,2009年春天,陆某等人陆续外出打工,原本承诺的整理土地被他们置之脑后。余某对此非常生气。这一年,刚好余某联系的菌种及技术员未到位,灵芝也就没养成。等到陆某打工还乡,余某提出,陆某等人没有按约定平整土地,属于违约,陆某等人应该退还自己一年的租金。这要求遭到陆某等人拒绝。陆某等人称,余某在2009年并没有栽培灵芝,因此,未平整土地并未给余某造成损失,所以己方不存在违约情形。此外,余某应在2009年年底支付2010年的租金,由于余某拒绝支付,所以,合同可以解除,但租金不能退还。

这一下,彼此都声称对方违约,陆某等人更提出要解除合同,可这合同该怎么解除呢到底哪一方才有真正的解除权呢

在上述案例中,可以确定的是,陆某等人不具备合同的法定单方面解除权。

首先,陆某和余某虽约定按期支付土地承包金,但是并没有在合同中约定具体在哪一天支付。换句话说,余某在2008年年底支付2009年的租金,并不一定还要在2009年底支付2010年的租金。

其次,陆某等人声称,余某坚持要求退还租金,就表明余某想解除合同。这也没有得到余某承认。因此,这条主张证据不足,法院会不予支持。

一般说来，如果合同解除后，确因一方的过错造成另一方损失的，则有过错的一方应当

向受害方赔偿损失，不能因合同解除而免除其应负的赔偿责任[3]。《合同法》第97条有规定，我国《民法通则》第115条也有相似之规定“合同的变更或者解除，不影响当事人要求赔偿损失的权利”。但是损害赔偿的范围该如何确定，是否包括合同不履行而产生的可得利益？我认为赔偿范围的确定，原则上以合同解除时为分界线。在这个分界线之前给非违约方造成的损害都应在赔偿范围内，包括但不限于：一是非违约方订立合同时所支出的费用；二是因相信合同能履行而作准备所支出的必要费用；三是解除合同以后，为恢复原状而发生的费用；四是因违约方在合同解除前不履行合同而给非违约方造成的损失。这些是当事人信赖合同能够成立并能够得到履行而产生的，属于非违约方经济利益的损失，所以应列入赔偿范围内。

合同解除以后尚未履行的合同期的可得利益不应包括在损害赔偿范围之内。因为合同解除由违约而产生的情况下，单纯从违约来看，确实存在违约造成可得利益损失。但合同的解除不应超出合同解除效力所应达到的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