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调，也就是体格声调，它包含思想内容和声律形式两个方面，这是关于格调最早的解释。《文镜秘府论•论文意》中的“意是格，声是律，意高则 格高，声辩则律清，就是从思想内容和声律形式两个角度提出的，在唐朝以 后的诗歌理论中，往往都涉及诗的“格”与“调”；而明代李东阳的《怀麓堂诗话》则认为“诗必有具眼，亦必有具耳，眼主格，耳主声”等。
这些诗论 家都比较重视诗的格调，但尚未把它作为论诗的决定性环节。一直到明代前 后七子，才把格调作为一个决定性环节来形成他们的诗歌理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到了清朝时，诗人沈德潜对前后七子十分景仰，因此又重新提出“格调 说”。沈德潜称赞李梦阳、何景明等人是“力挽颓澜”，从而使“诗道复归于 正”。
而对钱谦益贬低王世贞、李攀龙则表示不满，他写了《说诗晬语》，并编撰《唐诗别裁集》、《清诗别裁集》等几部诗选，加上评语，更系统、完整 地宣扬其格调说。他强调作诗者必须要“学古”和“论法”，并以“去淫滥， 以归雅正”为原则，在诗歌的体、格、声、调等各个方面也都制定了许多规则，认为思想感情是形式格调的决定因素。
他提出创作有益于温柔敦厚的“诗 教”，有补于世道人心的“中正和平”的作品的主张，因而归之于有法可循、 以唐音为准的“格调”。因为沈德潜所提倡的“格调说”具有维护封建统治的色彩，所以自然取代了 “神韵说”的地位，但其明显排斥诗歌怨刺的一面具有一定的保守性，对 诗歌的创作起了束缚作用。
当然，“格调说”积极的一面也是值得肯定的，沈德潜提倡的“蕴蓄”、“理趣”、诗的化工境界及重视作品主导作用等有益观点具有审美理论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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